在这次抗震救灾中，80后“终于”获得雪耻恶名的契机。80后作为一种似乎获得承认的命名，经常是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特立独行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尽管以韩寒、郭敬明、春树等青少年作家为80后的代表首先在市场的意义上获得成功，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也被划归80后，但是80后并没有能够摆脱不负责任的“温室里的花朵”的想象，但是，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正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21日）所说：“四川地震固然是一场悲剧，或许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有助于消除一个偏见：中国新一代学生都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80后不仅踊跃参与献血、捐钱捐物，更以个人或志愿者组织的形式赶赴灾区直接参与救灾，其中韩寒，作为80后的“杰出代表”——以反叛学校体制而成名的小说作者、赛车手，同时也是最先获得80后命名的人物之一——更是身先士卒，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据说推掉了一些代言活动）。与这些80后的“明星们”稍有偏差的是，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医疗队中也有许多是80后，“80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教育部也对“80后”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给予表扬（尽管教育部把80后的表现归功于校园里的政治思想教育），香港的《南华早报》也说“爱国主义重塑‘80后’一代”。这种对于80后的正面评价，并非始于这次大地震，而是年初南方雪灾中，80后已经获得积极参与救灾，到了三月份“反藏独，护圣火”的活动中，“80后的爱国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尤其是海外的80后们，“从‘反藏独’大签名，到msn ‘爱中囯’红心大联合，再到‘ANTI-CNN’网站的创建，这种团结意识、爱国情操和首创精神不禁让人对‘80后’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有“‘80后’领导全球爱国行动，中华后继有人”的盛赞，似乎在灾难中80后终于“长大成人了”，或者说“80后终剥去‘妖魔化’外衣：被赞已走向成熟与理性”，这种叙述的逻辑支撑是，备受指责的80后不过是未成年人（“不懂事的小屁孩”），而经历了某种“考验”/磨难，80后成为了法律、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性的人，准确地说男人）。在一篇《成熟，就意味着担当》的帖子中，网友总结地震发生后“80后”变化：

　　变化一：以前不怎么看中央台一套；现在锁定CCTV1不换台。

　　变化二：以前心情为股票涨跌起起伏伏；现在恰好买的股票涨停，但就是兴奋不起来。

　　变化三：以前并没发现自己和周围人有多爱自己国家；最近发现自己其实爱死她了。

　　变化四：以前晚上有空就去逛街、和朋友泡吧、K歌；最近没这个心情了。

　　变化五：以前总觉得做白领好累、压力大，有很多事情要烦；最近发现还是关心灾情占了很多的时间。

　　变化六：以前很担心我们国家万一遇到类似70年前的日本侵略，会心不齐，没有凝聚力；现在发现自己是瞎操心。

　　变化七：以前和谁都客客气气，现在对不关心地震的同事；划开了界限，觉得不是一路人。（读者可检验以上变化，看自己符合哪几条。）

　　在这里，这种成熟的“主体”有具体的所指，就是一种“爱国情”，恰如“ANTI-CNN”网站的创建者说“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如果说这种爱国情，在三月份的“爱中国”红心大联合中，还会出现被指责为民族主义的杂音（民族主义成为一个负面修辞本身是意味深长的，作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单位的国际秩序，无论怎么说，民族主义都是其认同的基本或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一种排外的、自我封闭的、乌合之众的代名词，那么如何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合法性呢？或者说对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本身，是不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负面书写的一部分呢？），那么到了抗震救灾中，80后的爱国情就很少被指责为一种受到国家动员/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了，反而不自觉地把80后从“特立独行”的个人或个人主义姿态（有时候这种姿态也被解读为一种社会的抗争，如2004年2月，《时代》杂志将春树作为封面，把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这四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他们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的代表）转变为或整合为与中国（国家/政府/社会）或祖国高度认同的主体的变化作为80后的自觉、自愿和成熟，而不是政府的宣传/动员（煽动/收编），可以说，这种主体位置的转移，与其说是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的调整，不如说是葛兰西的霸权（文化领导权）又一次发挥作用的时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时刻，或者说动员的时代里，个体是如何被主动地、自愿地吸纳到国家、民族、祖国等认同之上的，就连似乎被认为是在个人主义的养料中长大的80后，也可以“轻易地”被“收编”，就像“志愿者”这样一个有着明确方向性的身份一样，“我”是自愿的。

　　作为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教育的80后，普遍存在着政治/社会冷漠症，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中国彻底进入一个后革命的年代，我同意一位学者的描述，80年代基本上还延续着50-70年代的政治文化逻辑，或者说8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清算革命或左翼文化，但社会主义体制还没有完全瓦解（正如王朔小说中，可以拿革命文化进行调侃以达到自我批判的效果，那么到了90年代《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21世纪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种调侃已经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怀旧”而不是嘲讽和批判了）。简单地说，伴随着革命文化的消失，个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开始脱节了，也就是说市场意义上的个人是一种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个人，正如朱文的小丁系列（如《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个人如何与社会建立一种关系成为小丁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很难为个人提供这样一种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恰恰是消费主义之下的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安置个人位置的方式，这或许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

　　如果说80后真的发生变化了，或许与80后的主体结构的形成有关。80后的命名与以下一些社会事实有关：1、8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城市更为严格地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80后也基本上是指城市青年），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2、80后主要以金字塔式的应试教育为基本经历，尤其是相对滞后的中学教育，表面上处在一种失效的状态中，但是某种意义上，也为80后打下了印记，比如语文课本中基本上是现代和50-70年代的作品（有趣的是，在80后的语文教科书中，文革作品被剔除，十七的作品保留下来，而在21世纪的教改中，反而放入了革命样板戏片段，而把十七年的作品基本上都删掉），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前，80后基本上在封闭、保守、集体主义的氛围中（尤其是像我这样在小县城接受中学教育的80后）度过中学教育，直到有幸进入大学，似乎自觉地经历了一次自我“解放”，认为以前在中学学习的知识都是无效的政治宣传，由衷地认同一种自由主义的逻辑，比如我在大学前两年（90年代末期上大学），对政治很讨厌，认为政治为什么要干预文学呢？文学、美学应该具有自己的纯粹价值，因此，非常喜欢先锋小说，喜欢法国的新小说，喜欢现代派的作品，不喜欢那些现实主义写作，认为写作与社会、现实没有关系才对，现在想来，这种逻辑真是很80年代，尽管是如此地逃避政治（连自己在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身份也觉得不光彩），但是，还是有一种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黑暗”的强烈兴趣，同学之间经常分享一种对当时社会严重的阶级分化的不满情绪，我想，之所以能够调动自己的情绪，应该与相对滞后的中学教育有关，幸好中学老师还不太灌输80年代的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学、美学逻辑（毕竟中学教育有规范性教参等制约性因素），反而教给我们的是教条化的50-70的文艺观念，但就是这种教条化，也许使我们分享了一种强烈地对现实的共鸣性，我想，这也许是80后的一份精神遗产吧（有点纯粹是个人经验，也算自我反思吧）；3、80后这个命名的出现，与一批媒体或书商制造出来的少年作家：韩寒、郭敬明等有关，或者说80后的出现，是以这样一批少年作家在市场意义上而不是文学、美学意义上显影出来有关。

　　与80后相关的文化逻辑是：80后作为一种代际命名，并非始作俑者，最早在文学杂志中出现的是70后写作，随后才有80后的作家，再往后，80后被应用对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描述，这种不断更替的代际划分本身是很80年代的文化逻辑，当然80年代又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新一代、少年、青年以及孩子作为拯救性力量的浪漫化的直线进化论式的想象有关，因此，80后基本上可以等同于青年人，自然或先然背负着国家/民族未来的意义，无论是对80后的负面评价（恨铁不成钢），还是80后的正面评价（成熟，就意味着担当），都是这种想象的产物，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过80年代的“反动”，作为历史主体想象的“工人阶级”、“工农兵”、“人民”已经失效，那么对于下一代这一可以“必然”充满希望的青年人的身份：80后，就成为填补50-70年代革命文化消失之后历史主体空白的一种可能方式（这可以从去年的两部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与《奋斗》中看出蛛丝马迹，前者是底层青年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位置的“白日梦”，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即不抛弃理想，不放弃战友，也就是要坚守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能为了胜利的结果而不择手段，后者则是资产阶级之子的没有奋斗的奋斗史，子一代或许不需要金钱所标明的成功，但需要的是核心家庭的圆满和朋友的友谊，这两部戏所召唤的主体恰恰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如果说80后的主体位置中残存了一些社会主义文化的遗产，那么这点遗产能否发挥出一定的政治能量呢？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80后的爱国情、中国心来说，尤其是海外80后护卫圣火的积极反映，应该与抗震救灾中的爱国热情区分开，似乎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动员逻辑，前者在西方媒体中还处在许多冷战想象，也就是中国作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似乎必然会镇压ZD，但是海外80后或华人对于中国认同，却很难说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而只是对中国的认同，而在抗震救灾中，中国延续了在ZD中所使用的受害者的身份，只是比3.14，地震更强化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因此，西方媒体不但没有指责中国，反而被中国把生命作为一切的高度有效有力的救灾而感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冷战逻辑究竟是多么的策略性。而从中国内部来说，这种去社会主义的努力使清晰可见的，共产党在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中国也变成一个纯粹的国家（国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而不再是人民所有的企业，革命博物馆变成国家博物馆），总之，50-70年代的国族叙述可以顺畅的被挪到当下的叙述，或许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只剩下国族叙述的使用了，而这种国族身份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的最重要的身份政治，这种爱国情与中国心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成功地去除了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而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或者说中性的“国家”概念（这一点左派和右派都在强化这种认识，左派认为50-70年代就是国家/民族的强大，右派从负面的角度把国家作为个人的压制性力量，可是当下的抗争救灾，成功地收编了左右两派的叙述，一方面是爱国主义、中国加油，另一方面是生命、人的价值得到从未有过的高扬，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30年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成了某种有效的整合），在这一点上，美国与中国没有本质差别，这种80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更类似于美国式的建立在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主义，从这里，也可以呼应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价值观，80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未来的城市里的准中产阶级。

　　“爱的奉献”及其霸权效应

　　关于这次抗震救灾，媒体与国家如此亲密无间的合作，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成功和有效的动员效果，尤其是大型晚会“爱的奉献”，把这次“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情感动员推向高潮，从最高国家领导人把人的生命放在最高位置，到一次次地出现生命的奇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数次地经历着悲喜交加的情感洗礼。“人间自有真情在”、“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明天更美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要人在，就不怕没有希望”，国家领导人、解放军、医疗队、媒体人、国际救援队，还有无数的企业、个人捐出善款，似乎一切都无需动员，我们看到了人们的自觉和自发，并且这种自觉不仅仅在国内，“全世界”都以直接或间接捐助的方式参与到对灾民的关爱和救助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各级各种国家机器运行的如此流畅，另一方面感觉到“企业家”、“普通市民”如此之高的自觉捐献的热情，似乎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这么恰当。但是，似乎除了爱的话语，也说出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或许不在于爱的话语的空洞性，而在于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话语是如此的具有霸权性。从国家领导人的以人为本，到普通个人的献出爱心的道德自律。如果稍微拉开历史的纵深，回到新时期初期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争论还被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志，那么30年之后，这种话语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具有整合力的话语。在这种“爱的奉献”的感人画面中，救助者是如此的尽心尽力、无私奉献，被救助者是如此自觉地说出“谢谢”、“感谢”，就连90年代以来不断地借助冷战想象来制造人权话题来指责中国的西方媒体（尤其是发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时候），也几乎找不出任何质疑共产党政权的空间，不久之前因西藏问题而出现的反华大合唱瞬间瓦解，与海华华人护卫圣火的悲壮不同，日本、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以至于产生了“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幻觉（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可以说，借助这次救灾，国内变得空前和谐，国际环境也暂时逾越了冷战想象，感觉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世界”竟然会如此美好？

　　如此惨痛的地震，也为亲历或间接借助媒体见证人们打开了一扇参与“历史”的机遇，似乎我应该做什么，如何做？是历史的每一次危机时刻都召唤个人做出回答的时刻。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或民间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民众自发的救助是如此“强大”和自觉。这次救灾的动员效应绝不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而是以城市市民或说中产阶层的自觉的慷慨解囊，一种以人道主义为主体的道德自律如此自觉地被调动起来，不由地感叹中国市民社会的强大（只是90年代初期对民间社会的讨论所携带的那种民间对抗政府的批判色彩在这次灾情中被有效而合法地转化为民间社会与政府密切合作），如果说超女比赛通过“拇指民主”实践的民间社会的想象，那么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产阶级市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并非此时此刻才被焕发出来的，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在媒体上不断地看到一种救助热情，尤其是救助弱势群体，不要说贫困大学生了，被广泛报道的是对残障人士的救助（一种因生理原因而成为社会弱势，而不是社会原因的弱势，而地震作为自然灾害，也更容易整合进人道主义的话语，因为没有“社会”责任），而一个有趣的争论是某捐赠者指责被救助的大学生没有合理使用捐款读书而去创业的争论，从这里可以看出，被捐助者应该有“自觉”地向捐赠者感恩的意识，似乎和谐社会的和谐之处，在于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而关于这次救灾捐款，在网络上讨论最多的是那些企业捐了多少钱，那些企业没有捐钱，在这里富而有礼获得最佳的体现，对于那些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知名企业家的指责（如王石），则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为富不仁，那么，在不断增长的捐款数额里面，是不是为富仁就获得了道德正义性呢？或者说在这种以金钱为唯一指标的人道主义救助中，阶级的问题如何被处理呢？再进一步说，这种社会救助的大合唱似乎要有效地面对和解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急剧分化的阶级事实，以缓和阶级矛盾，也就是说，有困难、穷一点不可怕，社会、有良知的人们会“解救我们的”，富不富不是问题的关键（2000年前后围绕着资本家入党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论），问题被转移为富要救助社会，富要帮助别人，否则就是不道德，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共识，当然，从王石的道歉、家乐福的积极捐款中可以看出，网民或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的“力量”（作为房地产和家乐福的消费对象的显然是城市中产阶层或市民，这些市场逻辑内部的“上帝”是不能得罪的）。

　　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出“爱的奉献”这样一个短语的有趣之处。如果联系90年代中期出现的“分享艰难”这样一个短语巧妙的回避了“谁”分享“谁的”艰难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人民主动分享国家的艰难），那么“爱的奉献”也是如此，谁的爱奉献给谁，如果说后者是灾民，那么前者是谁？似乎是你，是我，是我们大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而爱的奉献恰恰要空出这样一个主体位置等着你、我来由衷地填充，而很少有人把自己放置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这就很有趣了，人人都是奉献者，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吗？这种中产阶级道德依然是有边界的，我们从电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的献爱心的人都是城市市民，农村/农民依然在这种市民空间想象之外（也就是在市场所划定的边界之外），或许他们只能出现在被奉献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不说，爱的奉献是如何抚慰或满足了我们作为中产阶级主体或准主体的良心和道德感。

　　而在这次救灾中，没有经历过大历史而经常被长辈指责为缺乏历史感的80后终于有机会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之中，不仅在众多志愿者的队伍有80后的身影，而且在解放军、医疗队中也有许多80后身先士卒，似乎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80后有机会建立一种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的纽带。这种纽带在80年代通过对左翼文化的批判，就不说知识分子了，个人已经很难有效地建立自己与政治、社会、国家之间的连接，当然，80年代的个人（知识分子）对社会还有某种参与感，90年代这种参与感或者会所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志愿者也恰恰出现在90年代初期）。这种积极参与式的主体位置的丧失，很大程度上，与对50-70年代的革命文化的无效或拒绝有关，或者说个人对政治的责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告别革命的后冷战的语境中，个人如何参与就成了一个问题？远得不说，就说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的那种参与政治、心系国家的主体位置，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自恋，但不管怎么说，80年代还保有50-70年代政治文化的遗产，而这种遗产在80后这里或者说90年代之后就逐渐看不到了，其后果在于，对于历史的冷漠和无知，导致如何面对今天的生活、今天我要去做什么、我要选择什么等问题时，不需要历史的参照，只是偶尔地在特殊时刻感受到自己与历史、社会的关系，比如年初的雪灾和火炬传递以及此刻的灾情，在这里，我、个人突然与社会发生了关系，而或许可悲的是，这种被招呼出来的参与感，也只是爱的奉献，恰恰是因为对历史的冷漠，使人们很轻易地就把一些说法看成是自然的、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