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样一些学术视角出发，社会学、人类学描述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建构中国社会的传统性，本应将相应的城市性纳入进来。但在”乡土中国“的中国观中，中国传统城镇社会的体系及属性，被遮蔽了。对此现象，论及者常以乡村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占比重或地位而一笔带过。可这并不能构成将传统中国简化为单性的”乡土社会“的理由。乡村占主导地位，这原是包括欧洲传统社会在内的许多前工业化社会的普遍状况。                   传统中国社会被阐释为单性的”乡土社会“，这样的建构，首先当归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中国视野之功。如前所述，”现代的西方－传统的中国“是古典社会学二元认识论和西方视角的附属产品。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内部的传统性的罗列和清算，也几乎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使命，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现代性诉求和现实批判的重要表达方式。不难理解，在这样一些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二元对比式的中西社会差异比较，往往会挤压社会学理想类型分析工具在中国认识中的学术空间。不仅中国内部的差异性、多样性会被某种特殊的中国观所覆盖，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中国社会中某种体系或属性的发现和描述，也往往可能被夸大为”中国的“体系或属性，从而被移用以特殊中国观的建构需要。正是在这样一些深层逻辑的作用下，”乡土中国“作为描述中国内部的基层乡村社会属性的一个理想类型概念，被演绎成了”现代的西方－传统的中国“ 的同义翻版”城市的西方－乡村的中国“的现成注脚。                   以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传统性，多少也与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的传统有关。就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古典人类学时期，中国是原始'异文化'的一部分，在剑桥人类学家哈里森的笔下，中国文化甚至被称为'野蛮'文化；现代人类学时期，中国是西方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调查的一部分。“”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作为西方'异文化'与'原始文化 '的面目，但其研究也多以乡土社会或民族志研究为基点“。18以农村社区为田野，以村落小团体的个案来描述”中国社会“的特性，一直是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主要方式。事实上，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以及中国的人类学者也确实扮演了”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解释员角色。中国的乡土性被等同于传统中国的本质属性，与人类学根深蒂固的中国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的乡村调查和《乡土中国》，原是他试图在方法上改变西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传统的一种实践努力。他解释说，在由他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倡导的社区分析这方面，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部分通了家。”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会发现每个社会结构都有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19。他称《乡土中国》是他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这样的方法，可以使研究者避免以一地一村的经验来阐释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属性的人类学学科倾向。但他实际上还是没有能够避免另一种力量对他的学术文本意义的再建构：他所发现的”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最终被解释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体系的本身。                   正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作用，我们可以注意到，存在于西方社会学、甚至西方人类学之中的另外一些思想和理论、方法，亦即另外一些学术的可能性，包括分析城乡关系的一些基本视角，在相应的中国研究中，并没能得到应有的展开。                   三、乡土性与中国的现代性                   在”现代的西方－传统的中国“的社会科学视野中被构筑起来的”乡土中国“，对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和现代性想象，起的是多方面的影响作用。                   （一）”乡土中国“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中国社会理解成了一种内部自洽、基层自治的社会，不仅经济上、文化上独立于城镇社会，政治上也外在于皇权政治统治系统。20这种将乡村社会悬置于城乡网络结构和政治系统的乡土中国想象，不仅不利于人们对包括城镇在内的传统中国社会作整体性的把握，也不利于人们认识乡村社会自身，包括它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的所处地位，它的结构维持及功能运行与另外一些社会系统之间的有机关联，等等。不能不认为，近代以来的当政者和知识分子，通常将”乡村改造“、”乡村建设“设想成一个可以独立于城－镇－乡有机连续统以及国家－社会关系而单独进行的社会/文化 /政治工程，多少与”乡土中国“的认知局限有关。                   （二）这样一种被单性化了的中国传统性想象也容易导致人们将本来就蕴含在中国传统性内部的”非乡土“的特性，诸如城镇社会结构、城乡纠葛、（小）市民文化、商业传统，以及这些特征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等等，想象为西方城市性、现代性植入中国的结果。从而将中国一些根源于传统性内部的复杂的现代性困境简单地归结为被外加的、被植入的问题，转而致力于简单地从”中国乡土性“传统中去寻找抵制”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资源。                   （三）差序格局、家族主义、礼治秩序、血缘联结等等，作为中国传统性的核心内容，不仅存在于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也存在于传统中国的城镇社会。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城镇社会、以及城乡关系，同样都是中国传统性的载体或表现。尽管乡村社会与城镇社会的内部结构和生活方式等会有种种差异，但将中国传统性与乡土性划等号的自我认识，实际上使中国的城市传统被悬置于中国文化传统，将中国的城市性剥离于中国的传统性。这样，中国的城市现代性成为无本之木，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困境的一个根源所在。21                   （四）在学术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将乡土性等同于中国传统性的中国观，导致在今天的中国，乡村研究与城市研究，不仅处于一种学科过度分离的状态，也处于一种价值关心、问题指向的分化状态中。以”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觉“、”中国现代性“等为问题关心的学者，纷纷转向”乡土中国“、”三农问题“的讨论，而将城市研究视作为现代性内部的、甚至操作层面的学术研究。但由于既有的”乡土中国“论对中国的传统城市性、城乡关系传统、以及现实的中国城市化问题、城市现象等等缺乏必要的展开，这不能不使得相应的”中国传统性“”中国现代性“讨论陷入一种先天的缺陷之中。                   就费孝通先生本人的研究而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曾致力于对中国小城镇的调查研究。这应是他基于对传统中国的城市－市镇－乡村关系的有机关系的认识而思考、探索中国城市化、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学术实践。他对于江苏地区的小城镇、城乡关系、苏南苏北的地域间差异等的描述和分析，曾带动了社会学及其他学科对乡镇企业、小城镇的研究热潮。他的《小城镇　大问题》及有关”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思路也曾对当时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传统中国的”城市－市镇－乡村“式的城乡关系模式出发，将”城镇化“设计为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这不失为一种从中国传统性中发现中国现代性源泉和出路的大思路。                   从八十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中，有的学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的雏形，认为乡镇企业模式是重振中国文化的希望所在。”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文化，与同样源远流长的传统乡土中国，向来构成难解难分的共生体。近代以来文化中国的日渐凋零，亦与近代以来乡土中国的日趋衰败相同步。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自我转化、将不可能完全脱离乡土中国的创造性自我转化。但同样可以认为，一旦乡土中国自我转化的历史契机现身出场，那么文化中国的再获新生或已将为时不远。“22但是，这一种判断，依然是将单性的、基层的”乡土社会“确定为传统中国、”文化中国“的载体，同时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自我转化视作为文化中国再生的前提条件。按这种思路，当乡镇企业模式开始式微、”三农“陷入危机时，”中国文化的振兴“自然也就失去了希望。                   类似的思路及其逻辑困境，同样存在于今天有关中国现代性、中国文化的讨论中。从”中国传统性＝乡土性“的中国观出发，当人们试图从中国传统性中发现”中国现代性“的源泉、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某种文化对接的时候，”回到乡土社会“，便成了必然的、也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乡土性被当成了拯救中国现代病、文化败血症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由于城市性在传统中国观中的缺失，”城市“被有意无意地划入了”西方现代性“的范畴，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也被当成了被植入的非本土文化的东西。这多少阻碍了关心中国现代性、中国文化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城市化问题、城市现象的真诚关注。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城市现象的失语，还有”三农“问题研究的内在困境--从被悬置于城－镇－乡有机关系的”乡土中国“之中，是难以找到拯救”三农“的有效方略的。                   我们需要反思的，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有问题意识的起点--关于”中国“的自我认识。需要重新确认传统中国、重构中国的传统性。为此，我们首先应该重新审视二元认识论对于中国人的”中西观“的深刻影响，需要反思传统中国观对”中－西“之间二元对立的异质性的固执，以及对作为中国传统性的乡土性的迷恋。此外，要特别强调的是，思想者、文化研究者以及社会学者应该充分地尊重、吸纳实证史学的学术成就。                   参考资料：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1983）：“小城镇　大问题”， http：//book.sina.com.cn/nzt/soc/anfanghuaihe/97.shtml。                   费孝通：“小城镇调查”，http：//www.agri.gov.cn/jjps/t20050428_364644.htm。                   渠敬东（2006）：“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 http：//www.opentimes.cn/to/200601/05-5.htm，引自刘小枫、渠敬东等：“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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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处境本来就很尴尬。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从无到有，其基本的学科分类体系、概念体系和论述方式都是沿用西方既有的设置来安排的”。参见渠敬东（2006）。                   ② 关于中国社会学，人们多认为从严复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算起，近年有学者认为康有为1891年在长兴学舍所讲的群学亦属于社会学范畴。但本文意在探讨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认识论影响，所以主要着眼于西方社会学的引入。                   ③ 一般认为，国内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08年），最早设立社会学系的是上海沪江大学（1913年），这两所大学都是教会学校。                   ④ “亚洲”概念在近代以来的日本一直具有特殊的认同意义。笔者以为，对近代日本而言，对“亚洲”的认同与“脱亚入欧”的冲动是同属于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                   ⑤ 在马克斯·韦伯本身，“理想类型”并不限于二元对比的分析，如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类型被概括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等。但可以认为，二元对比方法多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来定义对象的本质属性。                   ⑥ 参见刘少杰（2006）。                   ⑦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他在1884年就开始探讨“生物之源，人群之合”的道理，1890年开始对弟子讲解“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康有为早期群学的宗旨和内容，即“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等从传统典籍中引申出来的思想和主张。参见姚纯安（2003）。                   ⑧ 参见姚纯安（2003）。                   ⑨ 参见田辺義明（1999）。                   ⑩ 参见应星、吴飞等（2006）。                   11 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参见费孝通（1998），第9页。                   12 费孝通（1998），“后记”。                   13 费孝通（1998），“重刊序言”。                   14 费孝通：“小城镇调查”。                   15 最先研究中国市镇史的是日本学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加藤繁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都市形态问题，他的研究成果结集于《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共三卷）。此后还有曾我部静雄的“唐宋以前的草市”（载《东亚经济研究》第16卷第四期）、周藤吉之的“宋代乡村中小都市的发展”（载《史学杂志》第59卷第九期）等。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问题。美国的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突出，他的“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最初连载于《亚洲研究》（vol24.1-3， 1964～1965），以区域体系和中心地理论，着力于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上参见冯贤亮（2005）。                   16 参见冯贤亮（2005）、吴滔（2005）、吴石吉（1998）等。                   17 即城市－乡村两分法，主要以职业、环境、地域社会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的异/同质性、社会分化/分层、流动性、互动方式类型等八个指标来区分。                   18 汪晓云（2007）                   19 费孝通（1998），第92页。                   20 关于后者，已有学者提出异议：“简单化的'拿来主义'却会造成两种偏向：或者无视传统中国的'编户齐民'性质而大谈小'共同体'，把传统中国说成一个宗族自治或村落自治的时代，把'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化现象的欧洲历史强套于中国。或者无视中国传统国家的非公民性质而大谈中国的传统'社会'，把'（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用于剪裁中国历史同。”参见秦晖（2000）。                   21 笔者并认为，今日知识界为传统乡村社会的解体而忧虑、但对传统城镇社会的被破坏却无动于衷，这多少与人们对中国城市性传统及其重要性的缺乏认知有关。                   22 参见甘阳（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