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市场经济的效益优先面前，道德的权威与合理性受到挑战。毋容置疑的是，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轨，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中最为深刻而重要的变革。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转轨只是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变化，即由计划调拨变为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控。但由于这种变化所突出的市场原则和“经济”精神，彻底动摇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价值理念，因此道德震荡和波动是不可避免的，挑战已难以回避。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讲求的是效益，效益最大化可谓是其至上原则。市场经济正是以这一原则来衡量、剪裁一切事物，并且是奉行无情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这一点正如西方学者舒马赫所阐述：“如果将一种活动打上‘不经济’的烙印，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不仅受到怀疑，而且是遭到有力的否定了。任何阻碍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可耻的，如果人们坚持不放弃，就会被看成是破坏分子或是傻瓜。你尽可以说某一事物不道德、丑恶、毁灭灵魂、使人堕落，或者说它危及世界和平与子孙万代的幸福，但只要你没有证明它是‘不经济的’，你就没有真正对它存在、发展与昌盛的权利提出质问”（《小的是美好的》）。在此“经济”至上的社会环境中，道德陡然遭遇了严峻的拷问。因为，不论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还是作为一种思想理念，道德所着意的是良心的培护，是人格的锻造，而不是财富的聚集；道德所着意的是实现真、善、美的自由境界，而不是事功的成败与得失。因此，在市场的价值坐标中，道德的意义势必会遭到疑问，令人义愤不已的“良心多少钱一斤”的诘问，就极为典型地透视了市场对道德的狐疑。尽管你可以说这种提问本身的极端荒谬，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效益至上的市场原则下，即使珍贵如“良心”者，也同样会受到“经济否”的严厉质询。时过境迁，道德正面临着市场的无情考验，它已不再是天然合理的，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相反它必须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给出根据，作出说明。
　　复次，在市场化大潮下，人的日益“经济人”化，使道德面临着深刻的内部危机。计划向市场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对人本身产生了重要的模铸影响，其直接结果就是“经济人”的出现。“经济人”本为一经济术语，用来指称那种追随市场效益最大化规则而完全屈从于谋利冲动的人格，其哲学的表述即“只有经济头脑”（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尽管市场经济的运作有利于平等人格、竞争和自主意识等积极因素的形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资源配置市场化所造成的效益至上追求，也迫使人日益关注其活动的成本—效益函数，而社会的普遍功利化，则使得人生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牢牢聚焦于财富的多寡上。在此社会环境下，人着意、沉湎于物的积累与增值不仅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换句话说，市场经济迫使人“只有经济头脑”。在市场原则的挤压下，人的圆满与丰富性被撕裂，物欲片面而畸形地膨胀，并迅速沦为“经济动物”。应该说，这并非只是理论上的潜在趋势，而是已成为一种事实。就对我们时代的道德影响而言，“经济人”的出现有着极大的负面冲击。首先是它弱化了人的主体性。人作为自由自在的存在，是在其经久不息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追问中，不断实现其自我超越的“内圣”价值的，按先哲的理解，人的这一本质特性，决定了人理应“役物而不役于物”。但人的“经济化”，则使这种反思与追问瓦解于对利益与物欲的沉湎与追逐，于是，人不仅难以“役物”，反而成为欲望的俘虏。旁骛外求，必然无意内省与自我观照，而牵于利大利小的得失，陷于锱铢必较的泥淖。一旦失去了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将不复存在，而这将意味着人的空壳化和浮沫化，于是，价值和意义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依托，其结果会不会是道德的勃兴，而只能是道德的式微。其次是它忽视了人的自我超越与精神升华。“经济人”之为“经济人”，正在其“只有经济头脑”，谋利的冲动成为其一切的一切，生活中所谓“良心多少钱一斤”的诘问，正淋漓表现了“经济人”唯钱是问的本质特性。因此，“经济人”必然只在意于物的升值而疏于内在价值的开掘，只问财富的扩张而不求精神的超越。可以说拜金主义对我们时代道德的祸害，似如癌症对于生命的威胁。如果说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话，那么“只有经济头脑”的人的“经济人”化，确实使我们时代的道德面临着瘫痪与窒息的危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情形下又遑论道德的权威与作用！
　　最后，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道德失范与紊乱，也严重影响了道德的权威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我们正经历着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加速进行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任何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波动、甚至是混乱。因为社会变革，从价值取向的意义上说，即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的式微与解体，新的价值体系的萌生与建立。而事物的消亡与新生都有一个过程，因此，在变革完成以前，必然会有一个旧规范与新价值交错并立的时期，并常常伴有新规则的暂时缺位而呈现出价值失范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人们的迷茫与惶惑自是难以避免的，而社会价值指标本身的错综复杂，也使人们在决定何去何从时倍感困惑和困难。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处境。急剧的社会变革，使人们还来不及准备就匆忙地踏上了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新的生活虽然已经开始，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备，旧的规范还来不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这种新、旧犬牙交错的现状，常常使得是非不清，善恶难别。比如，社会生活中既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追求，也有视权力为“寻租”的筹码，大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而且还以一种权力过期作废的日暮途穷的心态，迫不及待地巧取豪夺；既有舍生取义，也有见死不救；既有高尚的“清贫”人格，又有人为财死的贪婪沉迷；既有情义无价，也有“良心多少钱一斤”的率尔荒谬之论。生活中大量涌现的这类彼此枘凿、相互龃龉的社会现象，正生动地说明了我们时代道德的激荡与错位。这种淆乱不清极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移腐朽为神奇，错把美德当成恶行，其对道德权威的负面影响、对道德范世规物作用所构成的冲击，自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笔者对时代道德境况的一种粗浅解读，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误读。笔者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论说角度和方式，并非故作危言，以耸视听，更非意在夸大我们时代道德的困境与前景的一团漆黑，而是意在提醒人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新世纪道德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所面临的尖锐挑战；而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人，都应以负责的态度为应对这一挑战，为缓解乃至消解这一压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深信，随着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和进步，压力会变成动力，挑战会促进新生，我们时代的道德在经受住严峻的历史考验后，将会获得蓬勃的生机，也一定会结下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