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战争使冲突各方之间，旧恨非但不能消除，反而加深，并从旧恨的累累伤疤又激起更刻骨的新仇，埋下新一场甚至新一轮战争的祸根，其巨大的破坏性、毁灭性自古以来都受到批判和反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就是中华民族对战争的评价。丘吉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The  Unnecessary  War"；罗素则不无幽默地指出，即使仅仅“从财政的观点来看，现代战争并不是一桩好生意。尽管我们赢得了两次世界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不发生的话，我们现在将要更富有的多。如果人们都不被自利所驱使，——但除了少数圣徒而外，人们并没做到，——那么全世界就会合作起来。”[6](p.1747)这类思想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战争对人类社会是极大的祸害；要解决国际争端，再也不能靠战争，而必须靠和平；必须消灭战争。同样是丘吉尔，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头号反共人物，毫不掩饰对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敌意，视之为“魔鬼”，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于资本主义英、美和社会主义苏联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为了消灭当时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而不得不和苏联结盟。而希特勒也看到并企图利用英美—苏联联盟中的矛盾，在垂死挣扎中，还指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于两种社会制度引起内讧而瓦解。所幸的是，反法西斯战线的领导人以其战略智慧，在彻底消灭希特勒之前，没有使矛盾激化。
　　然而，不幸的是，反法西斯战争刚刚结束，两种社会制度就日益对抗，进入冷战。丘吉尔本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铁幕”(Iron  curtain)一样；对苏联这个“魔鬼”，无法用战争消灭，只能用其他方法“顶住”，防止蔓延。他呼吁“铁幕”西边的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东边的社会主义，进而发展成冷战思维。虽然在短期内，实施了复兴欧洲等计划，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猜忌、仇视和对抗，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拒绝别国的有益经验，牺牲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阻碍其发展；通过掠夺别国发财，给别国造成了沉重的债务，造成了深刻的南北矛盾；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内部，也引起许多矛盾，无情地阻碍了发展，使其实力下降[7](pp.179-185)。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运用于军事和国防，任何现代战争都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消耗和破坏，甚至会毁灭全人类。不论战争的结果如何，都和争端各方预朋的利益完全相反，更和全人类的利益完全相反。比如，世界上，100万吨级以上的核弹头已有2万多枚，其总爆炸力相当于200亿吨TNT；如果其中1/4爆炸，其临界水平就会使全世界完全毁灭。即使按照已签署的裁军协议，核弹头仍然保持2万枚，爆炸总当量仍在100亿吨以上，更何况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又在展开。而1945年8月，美国投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其当量分别仅1.5万吨、2.5万吨TNT，就使几十万人丧生。显而易见，今天，即使仅有一颗100万吨级的原子弹爆炸，其毁灭力就是当年美国投在日本广岛或者长崎原子弹毁灭力的40～60倍，会残害几千万甚至几亿人的生命——从潜在的威胁看，光是现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把地球摧毁几千次；“核冬天”的预言绝不是危言耸听！
　　物极必反。危机强迫人类自省：不论核大国通过核武器捞到的利益有多少，都会被其危害抵消得荡然无存，并且使全人类面临被毁灭的威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绝不允许这样的厄运发生。而从更广阔的、客观的视野看，比如，在经济上，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国际范围内资本流动巨大；跨国公司使各民族国家在利益上的互相依赖、互相渗透日益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摧毁对方，也就摧毁了自己；一利俱利、一损俱损越来越多地成为共识。这使战争的性质和后果发生了逆转：一旦发动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对谁都不利，是双输。正如罗素幽默的那样，光是从经济角度看，任何一方发动战争，损别人，也害自己，是赔本的买卖；而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来看，危害更大更深。在国际关系中，随着全球化迅速推进，由冲突走向合作，告别“零和博弈”而走向双赢，日益成为主流，不论发达国家之间分割市场，还是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贸易，都基本上不再诉诸于战争，而通过市场竞争和外交谈判。在外交领域，各国积极推进互利合作，特别是从“9·11”事件以来，各国对反对和打击全球性的恶性犯罪和恐怖主义，正在形成新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在国际法领域，正在针对发动战争和使用武力，努力通过法律和制度使之非法化，进行限制和打击。这种在全世界范围里反对和打击战争与非法武力的努力尽管不断受到个别国家的挑战，引起激烈的争议和辩论，却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立意崇高的国际法原则之一。凡此种种，都使互利的时代精神在各种挑战中不断地清晰和强化起来，展现出乐观的前景。
　　宏观上，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各国经济在国际化的专业分工中，互相渗透、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趋势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国际兼并、合作经营、股权国际化等形式迅速发展。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互相依存、整体发展的程度不断加深，以一国利益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让位于各国利益共存的时代。比如，1938年以前，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70%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而1945-1975年，主要资本输出国向国外长期投资增长了约10倍，其中，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70%；1945-1980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累计达6000亿美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总额的12倍；80年代初，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75%，英国的同一数字是80%。1972-1980年，日本的同一比例是45.3%，1981-1984年间上升到50%。1980年以来，这个趋势更加强化和突出。而投资是为了利益；互相投资，是因为互利，每个国家都能从全球性的交换中获益。互相投资越多、市场和交易量越大，财富的增殖也越快，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的增长就越快。正是因为潜在而巨大的利益，驱动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从而进一步推动互利的发展。
　　微观上，一些跨国公司顺应全球化浪潮，实行互利战略，而超常发展。康柏电脑公司强劲的发展就是个典型。该公司创建于1983年，在全球计算机生产企业中。1991年排名第18，1992年是第16，1993年第8，1994年第7；1995年，居IBM、富士通、惠普、NEC之后，是第5位；2000年，跃居全球第1，取代IBM成为世界第一大计算机制造厂商。康柏公司在短短时间内，能够成为世界同行业第一，其发展战略就是互利：和同行合作，特别是善于和其他世界顶级公司建立紧密的利益关系，结成最广泛的战略同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和市场，使战略型合作伙伴日益增多，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是它的“遗传密码”，是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保证之一。它创立之初，就是靠和IBM合作生产兼容机而立足市场的；后来，它又和微软公司合作生产软件，和英特尔合作生产微处理器、CIS-CO系统、数据设备；还和诺维尔、费谢尔·普莱斯、德国SAP公司结成稳定的“战略伙伴”。曾有人预言说，SAP是它的主要杀手。然而，它却通过“战略伙伴”关系，通过互利机制，化干戈为玉帛，在巨大的市场风险和激烈的竞争中迅速成长。
　　20世纪后期以来，互利以其必然性从沉重的历史教训中日益凸显，作用不断加强，终于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成为时代精神中一个有力的音符。
　　　　三、互利：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当代贡献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在“天人合一”的宏大视野中，形成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精神。儒家认为，对各种异质的要素，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进行整合，就发展为“和”。它有更大的包容性、开放性、成长性，指向具有新质的、更高更广的境界，为进一步大发展打开了道路；相比之下，把同一类要素简单相加，哪怕加得再多，也只是“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8](p.515)。道家则主张超越世俗的两极或多极对立，从更高的层次上，使万事万物不断地超越和升华，就能在更加宽广深邃的境界上，达到新的统一，“得其环中，以应无穷”[9](p.15)。民间普遍崇尚“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儒家、道家的理论和民众的智慧都追求在更高层次上谋求新的大发展，致力于就对立的多元要素进行整合，进入新的更大更完整的系统。这种智慧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凝聚成为伟大的民族精神。她对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促进世界和平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有独特的价值。
　　中华民族在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当代实践中，正在使互利的民族精神和伟大智慧进一步弘扬。
　　在中国国内，中国人民加大加快对外开放，进入世界经济大舞台，大力引进和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不仅谋求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且对东亚地区的繁荣、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对世界和平，都有更大的战略利益，对各方是互利的。
　　具体来说，对中国自己，掌握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先进的生产能力，带动一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劳动者增加收入，国家增加税收，富民强国。对东亚，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及东亚其他国家之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增长很快，有力促进了东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战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大贡献。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提供直接援助、经验借鉴，为世界3/4的人口脱贫致富，走出一条成功之路。对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巨大的市场，随着其迅速发展和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对资本、技术、人才、商品的需要越来越大，促使这些要素在更大范围里流动，减少发达国家之间因争夺市场而日益激化的贸易摩擦，就为发达国家解决市场问题、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按照西方的就业标准，每出口5亿美元，可安置1万人就业。中国如果进口1万亿美元的设备，等于为西方创造了2000万人的就业机会。这对于失业率很高的发达国家，是巨大的帮助。所以，在发展经济、维护增进国家战略利益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有互补、互助、互利的一面。中华民族历史上酷爱和平，现在更是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和世界上一切和平进步力量合作，正在有力地推进各方在互利基础上深化和扩大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发展，保证全球化健康发展，消除战争威胁，维护世界和平。这对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全世界，都是战略利益所在，是互利的。
　　对和有关国家的关系，中国以平等、合作、互利作为基本原则，捍卫中国的战略利益，又照顾对方的战略利益，力求对有关国家和世界和平都有利，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对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从各自和共同的战略利益出发，从世界和平的战略利益出发，求同存异，积极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对有争议的棘手问题，包括对历史上遗留的和邻国的边界问题，主张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上彼此让步，寻求对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法，解决矛盾，积极推动互利合作；一时解决不了的，先放一放，在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彼此让步又互相合作，从更广阔的空间实现各自的战略利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集中反映着互利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在国际上，中国坚持平等、合作、互利的原则，积极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促进全球化向着有利于各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方向健康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和平与发展等问题突出起来。各国之间不仅有利益矛盾，也有共同利益，有互利的一面。比如南北关系中，差距越来越大，问题非常突出，严重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北方发达国家尽管越来越富，也面临严重的经济“滞胀”和严峻的再发展问题、发展速度问题，内部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其资本、贸易、市场都在找出路。而南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如果没有适当的发展，继续穷下去，北方也没有大的市场，其经济也不能大发展。这说明南方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北方的发展，北方的发展也离不开南方的发展，需要南方的发展；南北差距急待缩小，否则，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世界各国都不利。因此，发展问题事关南方，也影响北方，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大问题。中国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和解决发展问题，积极推进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合作和互利。特别是针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遗留的很多主权争端长期解不开，挑起好多争端和武力冲突，中国反对打仗，主张用互利机制，对主权问题暂时搁置，以共同利益的纽带致力于共同开发，合资经营，使争端各方在互相让步中，共同得利，至少不受损害。这样能消除陈年老账，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这对争端双方，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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