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是“法律关系的内容之一，与义务相对应，指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权利由法律确认、设定，并为法律所保护。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国家应依法施用强制手段予以恢复，或使享有权利者得到相应补偿。离开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无所谓法定权利的存在” ①。
由以上权利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权利是法律关系的两大内容之一。这是因为，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出发，任何法律关系的形成，都是权力义务的统一体，如若离开了权利或者义务的一方，法律关系也不复存在。法律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领域，它所调整和涉及的社会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并且其他领域对行为的自由度加以的限制也往往为法律所肯定，我们也正是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权利是一种社会法律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合法关系的存在。与权利最为密切的伴侣是义务，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主体相互之间在法律上的一种权利和义务关系，在每个具体法律关系中，它的参与者都是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因此，义务和权利一样，也是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它与权利一起，形成了法学的最基本的问题。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指出：“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②其次，权利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能够作为或者不作为一定行为的权能。这也就是说，权利的享有者，无论是作为或者是不作为，都是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能，而且在这些作为与不作为中，包含有主体的有目的、有意识、有意志地选择活动。而权利主体是选择作为，还是选择不作为，都是与其可能获得的某种利益相联系的，如若能够获得某种利益，便证明权利主体依法享有了权利，反之则不然。同时，依照上面所述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行使，必然要求义务主体依法履行义务，即也要对应地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这也就是说，对法律关系义务主体的某些利益作一些必要的限制或让渡，以确保权利主体依法享有权利的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权利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必然要求义务主体依法履行义务。而且这一义务主体是广义的，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和国家机关等等。第三，权利是依赖于国家法律而存在的，即权利与法律是紧密相连的、密不可分，法律以权利为核心内容，权利以法律为其存在形式。如前所论及的，权利所示的某种权能，是主体享有并有权通过其意志行动去实现的。实际上，这里面就自然而然地表明了权利从其实体内容上来讲，必然由国家的法律予以确认并保证其实现；从其存在的形式上来讲，必须以国家的法律规范为载体，换句话说，权利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国家的法律规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③ ”可见，离开了国家法律对权利的确认，离开了国家法律对权利的保障，任何权利主体所理应享受到的权利，都将会化为泡影。
（二）权力的内涵及其特征
权力（这里仅指公权力），作为一种能动力量，它不过是担当一定公共职务的人，“在作出会影响同一社会制度内其他人的行为的决定时，所具有的能力或者潜力”。④权力作用和影响之大小，首先是随权力拥有者所占居的职位不同而异。根据以上的概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权力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能动的支配的力量。就某一具体权力而言，行使者可以依据其所分掌的权力，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发号施令，行使管理权。该权力所及的对象对于这种管理必须尊从，而且这种权力的能动的支配力量，是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对于那些不服从支配的人，具有强制其遵循的效力。如，国家税务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负有代理国家行使征收税金的权力，纳税人必须照章纳税，如若漏税、逃税，国家税务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有依法处罚的权力。其次，权力是一种公职行为（即公权力并不具有私属性）。这也就是说，行使国家某项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只是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或委托，代表国家行使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权。因此，掌权人手中的某一项具体权力，并非权力行使者本人所固有的私权。如，国家工商管理干部有处罚假、冒、伪、劣货物销售者的权力，但该权力是国家赋予每位工商管理干部的职责及其处置力，而非某一工商管理干部自身所固有的私有的权力。这也就是说，该权力行使者今天是国家工商管理机关的干部，负有此项职责，就可以行使此项权力，如果明天不再是国家工商管理机关的干部，那么便不能再行使此项权力。可见，权力是一种与公职息息相关的能力或者潜力，如若无公职，则无权力。此外，权力的这一特征，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职业性权力，即由职业而产生的一般公职权力，如企事业单位中的会计、出纳、仓库保管员、检验员、营业员、调度员、统计员等一般从事某一具体工作的人员，因其职业所享有的并行使的某一具体权力；二是职位性权力，即由一定职位而生的公职权力，如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公务员，司长、处长、科长等等所依其职务等级的不同而享有并行使的某一具体范围的、某一具体方面的权力。⑤第三，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既有其组织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又有其破坏性、侵犯性和腐蚀性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是由权力行使者具有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一方面，权力主体（应当是行使权力的主体，笔者注）是个人，因具体职责而产生的权力是由从事该职业或就任该职位的人所拥有；另一方面，个人作为权力主体其权力具有代表性，真正的权力主体是国家及其所属机关或具体群体，个人的这一权力并不真正属于个人，他们履行的具体职责是国家或群体权力的一部分，他对该项权力只有相对的行使权或履行权，而无处置权和占有权，一旦将他与该职位或职务相分离时（如退休、免职、撤职等），他便不再拥有这类权力。⑥ 正是由于权力的这种非个体性和具体行使权力主体的个体性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必然决定了权力行使主体在具体行使权力时，往往处于某种“私心杂念”，而“离经叛道”，干一些权力“私有化”的事情，从而出现权力对其“母体”它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的损害和否定，即由权力异化所出现的“双重性”。
（三）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也正是这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涵盖并构成了一国的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法律制度的特色。归纳起来讲，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权利是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大家都晓得，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须产物。而法律也是同国家相伴而生的。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还是法律的出现，都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阶级为了巩固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即权利）而设立国家机器、制定并颁布法律，把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其本阶级的既得利益（即本阶级所享有的权利）。那么，国家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国家机器的设置和运行，实际上就是权力（即公权力）的产生和行使的过程。可见，如若没有对权利主体利益的巩固和保障，也就失去了设置国家公权力的社会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权利应当是权力的本源，权力是巩固、捍卫权利而存在的，没有了权利，权力也就失去了存在之必要。
其二，权力是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权利主体对权利的享有的最实际的表现，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某一项具体权利的行使。那么，权利的行使，必须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调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实质上是权利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取得，和义务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抑制或让渡。由于利益得失上的这种本质区别，必然要求这种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过程，必须依赖于另外一种力量国家公权力的作用力。例如：顾客同商店之间的买卖关系，顾客支付货款，享有购到货真价实的商品的权利，商店收取货款，负有将货真价实、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让渡给顾客的义务。既便是这样再普通不过的法律关系的维系，也必须依赖于国家工商管理部门，依靠国家法律赋予自身的公权力国家工商管理权力督导其权利、义务的实现。试想，国家如若不设置工商管理部门，没有机构及人员来行使这部分公权力，那么，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将会被亵渎成何种样子。由此可见，权力是国家强制力的象征，使统治阶级意志的物化（哲学意义上的物，广义的物），是权利主体实际享受权利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后盾。
其三，权力与权利共寓于法律之中，即权力与权利是法律的主要内容。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以确认权利、保障权利为目的，公然申明每一法律主体所依法应当享有的种种权利（尽管由于受统治阶级意志的左右，各国法律制度的不同，所依法规定的权利主体部分和享有权利上的差异，但丝毫不影响权利与法律这种难以割舍的依存关系。）没有了法律对权利的规定、确认和保障，权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样，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以授予权力、规范权力和限制权力为己任，如若国家的法律仅仅规定和确认了权利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国家公权力应当如何行使，那么，权力要么会显得苍白无力，要么会变成洪水猛兽。由此可见，权力与权利离不开法律这种形式和载体，法律离不开权力与权利这两部分主要内容。简而言之，法律同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谁也离不开谁。
其四，权力的变异性，决定了权力与权利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冲突和对立的一面。就法律意义上来说，权利的主体一般多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而权力的主体则只能是被授予某一项权力的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权利行为一般是权利主体个人意志支配下的民事行为、经济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而权力行为则是代表国家行使的立法、司法、执法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公务行为；权利行使一般体现的是权利行使者自身的利益；而权力行使则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不是行使者自身的利益。当然，这些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在权力没有“变异”的情况下才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与权利可以说是统一的。但是，权力一旦“变异”就必然产生权力与权利的矛盾和冲突。
公民通过选举、立法形式赋予政府机构及其公务人员某一项公权力，本来是为了充分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实现，但因权力“变异”，就难避免出现政府机构及其成员滥用权力，侵犯、压制公民权利的事情。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上，不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言代法、独断专行；（2）在生活待遇上，不按国家规章制度办事，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3）在人事关系上，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任人为亲，提拔亲信、安插亲友，以我划线，培植唯命是从的“接班人”；（4）在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盛行，依仗权势，违法乱纪，肆意挥霍国家财物等等。总之，司法腐败，吏制腐败和行政腐败等等权力腐败现象，均属权力“变异”。其危害甚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