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能动性。人既依赖自然而生存，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类要改造自然又受自然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依存、适应、冲突与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狩猎和采集时期，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为依赖和适应；人类是自然的奴隶，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农业时代人类生产活动直接作用于自然客体，它的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也在区域尺度上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如古代部分文明的衰落(美索不达米亚、古罗马、古希腊、古丝绸之路)。
在工业化阶段，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增强，又存在着过分强调人类能动作用的思想，“人定胜天”的思潮以及“人类中心论”等占主导。人类以自然的主人自居，由于片面地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往往违背客观规律，酿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苦果。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断得到回应和报复。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如苏联在中亚的大规模垦殖，美国对中部大草原的开发，中国农牧交错带的不合理利用等。
在工业化后期全球环境问题突出；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潜在性；许多全球环境问题在20世纪初还未能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和关注。20世纪下半叶，全球环境问题开始凸现。针对气候变化、臭氧层减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荒漠化等问题，已制订有关国际公约，开展合作。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严重影响生态安全，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严酷的现实要求人们冷静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传统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寻求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协调及人类世代间的责任感。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
从宇宙进化的角度看，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地球的历史既是自然史，同时又是人类的历史。人类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类是有社会意识的存在物，具有高级的思维活动，与一般存在物有本质区别，因而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席位。
人类是自然历史演化的产物，人类属于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发生学关系、实践价值关系、心理适应关系、情感道德关系、美学欣赏关系以及反映认识关系等。Holmes Rolston在《环境伦理学》中探讨了大自然所承载的价值，如生命支撑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基因多样性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价值、辩证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稳定性和自发性)、生命价值、宗教价值等。
在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是有客观存在的价值，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是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们想要估价出大自然的价值，结果表明，人类只是这个大自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可见，价值不仅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中，而是掌握在大自然手中。人们在评价大自然时应当遵循大自然，大自然的价值确定了人对大自然的义务。
社会生态与环境伦理
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由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强化的“人类中心论”，忽视生态系统生存发展的需要及其对人类的长远价值。“人类中心论”漠视自然客体，过分强调人类的价值主体地位，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渐失去社会思维主体地位；“生物中心论”淡化人类价值主体地位，过于激进，难以让人接受。因此，构建适合当今时代的环境伦理体系是很必要的。
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作为人类实践的终极价值尺度的弱化“人类中心论”，基本上是合理的，人们应当走出强化的“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休戚相关，应当用相对的、可变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界的有效维护，不是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开放的环境伦理学应能包容人类中心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人类是地球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以全球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环境保护，才有较大的安全性和包容性。应当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的基础来规范人类的实践活动，构建新时代的文明发展模式。
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地区及国家利益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影响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发展。从全球角度出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离不开人与人关系的正确处理，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对环境道德的理解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规范的总和。道德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包括道德理论观念和道德实践的发展。道德的进步表现在道德对象的逐渐扩大，如从人类圈扩展到环境、自然界等，环境伦理的提出就是道德进步发展的结果。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个人自身素质的完善、生活环境质量的良好，是人类社会道德进步的重要标志。
环境道德与可持续发展观在形成和社会功能上有密切的联系。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十分重视环境道德的研究、教育和实践。环境道德的研究和宣传具有认识和批判功能、教育和激励功能、调节和规范功能等，对于生态立法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制度是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设施，制度为人们确定行为的框架，运用利益机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起到导向作用。
环境道德规范体系的特点：人类是自然历史演化的产物，应与自然保持和谐相处、协调进化的关系；人以外的其它生物、物种、生态系统、以及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除了对人类的工具价值外，还具有其内在价值，生态系统和自然界还有其系统价值，有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人类属于自然，作为自然界进化的最高产物，人类是“自然权利”的代言人，对其它生命和生命支持系统负有道德责任；环境道德的核心，是建立真正平等、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和谐发展与共存共荣；人类应当培养尊重自然、爱护生命、保育自然环境的道德情操，尽到管理好地球家园的道德义务。
环境道德要求的人类平等原则，包括体现全球共同利益的代内平等和体现未来利益的代际平等。要实现人与自然平等，必须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和利益，转变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人类应当履行好管理自然的使命，做称职的自然管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