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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核、质与根——性的哲学、伦理学与神学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1970-01-01 08:00于哲学网发表

  [摘要]性是人类生命的道德伤口。性是生命的核、质与根。人类掩藏性的信息,给以生命以最大的神学美学和伦理学的空间;也同时用潜伏的原理忧挂生命发生的神秘和戏剧性;性爱和情爱的形式改变了忏悔的精神说教,和科学实践与生活实践结合,面临如何延续生命又如何避免蒙受尊严丧失的屈辱。 


拉•罗切拉在其《信仰声明》中指出:“人的意志,是为罪所束缚”;这是指亚当与夏娃偷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文化事件。亚当及其后代从此整个传统都遭受着这一影响,这传统就是原罪和遗传的恶,这传统是由性开始,撒旦充当了启蒙者,这乃是魔鬼给人类永远的纪念。恶,是上帝之前的一种罪,是胎儿在母亲子宫中的一种原有的罪,它与肉身同在。原罪概念是一种假知识,原罪没有物质结构,不存在遗传的生物学因素;遗传罪恶的话语-生物学偶联知识, 对悔罪或教育是否有益,这一命题深刻而复杂。恶与原罪是西方文化的符号系统:束缚、引诱、堕落、沉沦、被逐和救赎.。.....恶来自我们自己,是一个自由。性的恶是人的本性的罪,这又是一个伪概念;诺斯替教对《圣经》进行解构,认为宇宙学就是灵魂拯救学,恶从外部影响人,灵魂嵌入其中,恶是外在的,性是它的具体内容,性的恶是原罪的恶,是实验性的假命题。恶是圣化或神化语言,在原罪与救赎的语境中,从此世界被撒旦化了。这个“恶”是产生朝向人的世界的力量,“恶”是世界存在的状态,是生存的不幸,但又不可或缺,因此,罪注定被内在化。教父神学否认恶是世界,恶不是一种存在,性也是虚幻的、梦境的,所以性也是罪,是一种曾经的行为或行动。亚当是一个性的符号,是作为人的罪的起源,是与撒旦同流合污以后、在蛇和女人的引诱下去完成第一次反叛的英雄;灾难通过一个由耶和华造的人用性的形式启动这个世界,他由泥土所创,并必须再化归泥土。奥古斯丁反对摩尼教的伦理时,不断强调人是惟一负有责任的,这都是因为有了性。耶和华神最初就设定了一个无限的过程,一个事端,一个循环,一个圈套;用七日后的安息规约时间与空间的序列,使由性引发的罪造成一场有缺陷的运动,性从来都是一种有缺陷的行为,性就是“罪”,它来自于虚无,来自于贪欲;性是一种腐败,它表述和说明了宇宙的堕落。性是本性的罪。但是,基督教对于性的观念并没有因此固化,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主流伦理学观念和神学裁判。许多人和具体的规则大多比较宽松和灵活,认为这种人类行为本身应该是自然而必需的,只是被作为道德监视的对象,因为过滥和过度的“行为数量”的标准,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内部;俗民社会也是通行的。 
“性活动成了道德区分及评价的对象,其原因既不是由于性行为本身是坏的,也不是因为性行为带有某些原始标记。像阿里斯托芬在《会饮篇》中所做的那样,有人把性交和性爱的现行方式回朔到涉及人类高傲和所受神的惩罚——那出原始悲剧上;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人把这种行为及快感说成是坏的;相反,这种行为及快感有助于人类恢复曾经获得过的最高境界。” 
肉体、快感和知识的传授,起源于性的欲望,性欲启动了人类性的历史,原罪是以知识作为解读凭证,但却以欲望和快感作为开启的关键。这里隐藏了一个目的,就是生殖与繁衍,使人类社会传承开去,不至于中断。“上帝”的设计师是伦理化的,带有悲剧色彩,但富有诗意;因为有性,人类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为了更有境界的生存,人类围绕性,对家庭、婚姻、生育、教育子女与爱等,都作为道德责任,控制追求性欲的无限化,和任何性行为的失范。性行为由于伴有快乐的成分,因此容易被作为一种享受或娱乐的内容,另外因为它是生命过程中的生殖行为的物质基础,所以就能够最好地表达人的肉体或生物性的需要;一旦失控,就招致各种非议,结果与罪过联在一起,又含有法律界限与审美,又涉及性功能缺陷和性疾病传播;由此,性问题就包容道德、美学、法律、心理学和医学各领域的交绕。神学往往用忏悔来研究性,这被米歇尔•福柯所利用。 
1.临床神学对性的诱导与性罪错的研究:人的悔罪是享乐的副产品,临床神学医生把性的过错作为劝人悔改的缘由,分析性过错或过犯的履历、症状、临床表现、体征;性心理分析;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和悔改的意愿、语言、改正决心等。 
2.临床神学对案例范型的扩散的因果关系的追查:“必须坦述一切,并能够就一切事情提出问题,这两点从赋予性以无穷无尽的多形诱发力的原则中找到了它们的根据。人们性行为中最为孤立的事件——无论它是出于偶然还是越轨行为,是显得不足还是显得过分——都被看作能够在一个人整个生存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 性曾经被认为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基督教的圣经与教义逻辑也是从性开始,这是人赎罪和弃恶从善的原点。性带着无穷的风险,应为它伴有的快乐所消解;你要获得这种快乐,你比承担风险,或是你必做好偿付的准备,甚至用生命和所有的财富,包括道德尊严、权力以及和谐生活的丧失。如是,医生和牧师都要预言这个结果,追查过犯的原因,提出规劝与忠告或者预防的方案。 
3.临床神学对于隐藏问题的探明:为什么性是一种隐晦的事物,性的问题一直被作为一种俗话题或俗问题,是淫邪与低贱的,它只是蛹与幼虫,没有“隐得来希” ;但它的隐藏正是它的潜伏的真理;它又作为人类进化的力量,人类赖于性而存在、进步、发展,成为文明和文化主体。婚姻是天国的圣礼,它以性交作为形式,给了万物,并以神学美学的“性器官的羞涩”给来世生命以伟大的“可能性”。 

“‘太阳也有污点。’只有基督没有污点。而我们的太阳是由‘罪孽’的,发光发热;发光——每逢春天,当它变‘大’,当它不只发热,而且开始发烫;那时所有的动物便开始怀孕。太阳的力量,太阳的‘罪过’——转移到了动物身上。万物开始发胖,肚子开始长大。大地主动索要种子……这就是德美特拉,这就使盖雅,还有再次‘耸起乳房祷告的躁动不安的田地’。” 

人类掩藏性的信息,给以生命以最大的神学美学和伦理学的空间;也同时用潜伏的原理忧挂生命发生的神秘和戏剧性;性爱和性交的形式改变了忏悔的精神说教,和科学实践与生活实践结合,面临如何延续生命又如何避免蒙受尊严丧失的屈辱。 
4.临床神学医生的责任:性忏悔应该被医生接受、宽恕,并根据具体病例,给以安慰、指引、治疗。忏悔者由于认识生命价值在于伦理上的“禁欲”,体验由于享乐性欲或发泄性欲给人生与友爱带来的伤害形成的愧疚,产生悔改的冲动,从而把真相和病程坦白地告知医生;医生则根据伦理的判定,解释和使忏悔作为重新燃起生活信心的起点,病人不再过犯。 
5.性忏悔医学:认识伊甸园的丧失源于性欲的伦理学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神学不必要去做任何解释;这是临床神学的事,医学上并不认为性欲是有害的,性欲是自然延续的动力作为真理已经被历史接受,基督教并没有去谴责满足性欲的婚姻。基督教和世俗一样不同意婚姻以外的性活动和性欲的发泄方式,旧约的原罪时代很短暂,当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婚姻已经被允许,并成为一种美好和谐的生命过程;“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只是对非婚的性欲的否定;婚姻的合法性为性的完成规定了伦理路径。“性的领域已不再是仅仅以错误或罪行、过度或犯禁等观念来说明,而且被置于常态与病态的通例之下来考察的”; 性表现为极不稳定的病理范畴,性问题转移给了医学,性冲动、性快感、性罪错的症状在医学的干预之下获得意义;原罪观被释放,人由于性被审判又被解放,获得了最原始的、生理学的、临床神学的自由;真理通过人的忏悔得到最后的恢复。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 

自然的性和性的自然,被无为所净化,如此天地无穷进化长勤,这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最深层的、最原始的欲望,它是一种对生命整体的追逐作为自己的原动力和永恒的人类目的,作为人类存在的目的,人的全部在于这种性和生死的纠缠,人的命运全在于性的存在、调解、升华。爱,将保留性的隐蔽,但又去用婚姻解蔽、解困,去掉性的直接性,或戏剧化、或诗意化、或把其全部提为精神,让精神与原始冲动携手,激情澎湃,但还原给生命的真理。由此可以回答,为什么圣经始于性,有原罪展拓无限空间,让神学得以存在。人的深刻、高蹈、升华到某一至高境界,什么“止于至善”,厚德载物,乃一切一切根基在于性。如此,心智始于性,无可置疑。别尔嘉耶夫说,性欲的诱惑是影响最大的诱惑,人受性的奴役是奴役最深刻的根源之一。人的性从来不仅是生理纯粹状态,充满了复杂的心理过程以及爱欲的幻觉。性的生存是残缺的生存,灵与肉共同构成完成的性,两性之间相互填充亏缺,互为吸引和被吸引,在过程中完成对“恶”的修补,积善积德积性。性是生命之源,人却羞耻于世,把它掩藏于隐蔽的地方,甚至将其视为堕落的标记;基督教用罪的理念控制着性,使性欲与爱欲、性交与爱情扩延张力,失去天性和性的自由,性被禁锢,因此,性是一个永远的亏缺,是一个难以驾驭和根治的疾病。 
神学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独有“虚无”除外,上帝在“虚无”之中显示创造的业绩,作为至高无上的Being,将being 赋予给受造的beings;我们都是来源于“虚无”,但必须有上帝之手,我们才得以发生。上帝是“是”,虚无是“不是”,虚无在“是”的体上,而它没有形、没有体;但只有虚无的“不是”,我们才存在,历史才开始;我们才被投置于时间、空间上,成为意义的符码。如同惊雷的声音过后,我们知道寂静是什么;如同太阳降落,我们知道黑暗。虚无使世界转动,否则没有生生息息,没有轮回变迁。“虚无虽非实体,却是有力量的。它是上帝之外的一切是者的敌人,它是它们的威胁者、摧残者、破坏者和毁灭者。” 虚无是总体的缺乏,是缺乏的根源;这就应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恶是善的缺乏”的语义。被造物只能是“善”的,它随时都可能接受恶的袭扰,它是可以朽坏的,而奥古斯丁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可朽坏的,因为他是惟一的至善。对于人来说,总是与恶相伴,恶是对人的残缺的一种补足;那么,性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就好似疾病和伤口是健康的一种缺乏,而获得治疗,就是停止恶。肉体是我们的实体,它经常处于缺乏的状态,我们还没有人能够说,他永远的圆满,永远的健康;我们只能是相对的存在,我们不断需要完“善”和补足,需要去除恶;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时我们需要由“恶”来完成生存,体现人的存在;就如同我们被赋予了“性”,性去完成生育、延续后代、享受快乐和美化生命。恶是健康生命之善的缺乏。假如我们生来就是“完善”的,就不需要“恶”的伴随和作用;但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没有缺乏或缺陷,我们总会生病、受伤、心灵痛苦、烦恼、忧郁、衰老和死亡,所以我们总是“恶”的,我们一直期望回复到原初的“不是”,回复到那个原始的本真,回复到那个“虚无”。我们从缺乏,经过漫长的与缺乏争斗,最后因为不可能达到“至善”,——因为惟有上帝是“至善”的——我们又回到新的“缺乏”;我们又进入一种新的“恶”,但这是经过一番为达到“善”的漫长过程之后的“恶”;这个“恶”,是人的结局。我们的生命家园、我们的精神故乡,就是归于一种原有的虚无,但又不是那原来存在的虚无,是一种新的“不是”、新的缺乏、新的“恶”;我们获得了性的“有”,这个“有”的在,就是生命的在,也是一种恶的在,它是相对于“虚无”的在,或虚无的那个阶段。我们“不是”,但我们已经“有”,有性、有恶、有缺乏。 
善被减少,是生命中最常见到的恶,这种伤害使我们觉察善的宝贵。“不管是者(存在者)有多弱且为何种是者,若非毁灭是者本身,要毁灭使得它成为一个是者的善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作为人,每天都在被恶所朽坏或剥夺,我们不可能避免朽坏,也就是我们不可能回避恶,我们的善始终被剥夺,人的生命从来就处于被朽坏的状态,我们的善生来就是暂时的,那个最高的伦理价值是因为恶对善的剥夺而确立的;不受伤害的生命、没有缺乏的生命是不存在的,只有朽坏的现实和朽坏的过程才使大善被显露,生命的是者始终在被朽坏中。我们拥有的善原来是朽坏所欲剥夺的善,如果它被朽坏彻底地、完全地销蚀掉,善就消失了,我们的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我们的神学和生命的神学就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善荡然无存,因为“此时已没有是者了”。 

“朽坏之所以能销蚀善,是因为有是者被销蚀。所以,一切的是者,都是善;倘若它不能朽坏,则是大善;倘若它能被朽坏,则为小善:但无论如何,只有愚蠢者和无知者才会否认它乃是善。倘若它被毁坏完全销蚀掉了,则朽坏本身就不会有了,因为已没有它由以寄身的是者本身了。” 

虚无的“是”的缺乏是必然的,在情理之中,我们皈依的就是愿意承受这种缺乏的后果和决定,并为这种危险而经受苦难;而善的朽坏,则是恶侵蚀善的伤口;这对于世界来说,是真理存在的缘由;背离善为回归善奠定了基点;我们从此因为“虚无”、因为“朽坏”、因为“缺乏”、因为“恶”来到这个世界生存;因之,性才成为补足缺失、避免朽坏的运动。性,“不欲求,便不发生。”正如道德上的恶(罪)虽非实体,却又是不可轻视的力量,那是一种原动力,使我们的世界成为存在。 
性是人类道德的伤口。 
我们只有用道德的善来说明道德的恶,如果恶没有实体,那么它是悄然进入人的心中;基督教把性作为恶和罪的伴体,才引入恶的概念,是夏娃与亚当,叛离和败坏上帝所造的善的意志,从而推动背离善的运动;而为了补足这个来自于虚无的缺失,我们敬畏“上帝”,忏悔并远离下流。上帝与恶都被奥古斯丁“去空间化”了,主要用“恶”衬托“上帝”的至善性,用至善寻找“恶”的话语的存在,使我们在时间的进程中抵制“恶”的损失或朽坏。我们使历史成为行动,而且由善恶构成精神活动的彼此关联的模式(the whole interlocking pattern of the world’s activity);罪恶没有实体,但有毁损的力量,恶使我们的心身匮乏,使“我的心受伤,如草枯干,” 如血管被毒蛇咬破,辛苦的种子从此撒在我们的身上,种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此堕落,在我们偷吃禁果之前,恶天使就已经在虚无中因自己的意志堕落,这样,性的禁果只是一种缺陷因 ,我们被恶击中要害,我们受撒旦的诱惑,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贪欲缺陷因的本性,恶不是事物的效果,而是一种缺失。在性认知之前,我们还没有真正脱离最后的虚无,因为我们不具有缺陷;只有具有缺陷的事物才是真正的存在;本真就是一种缺陷,我们本来不知道自己的错失,因为我们没有“恶”的意识。我们比天使更经不起肉体激情的干扰,我们则最后走上必须承担悔罪责任的堕落之路,这就是那条通向人性的路。按德日进的思想,人类的贞节始终在进化之中,我们向对于上帝的爱集体地过渡,但这种精神的皈依,并不是背叛我们的肉体,两性的结合是世界的原始力量,生理爱所焕发的生命激流和能量,正是顺应自然的秩序,对此,“神学生物学” 解释性器官功能的神学目的,那是为呈现神力,那是一种具有深度的精神的反射。童真本来就是身体的缺乏,禁欲的圣洁并非神学最终极意义,那种圣洁或童真最后必须被激发、被征服、被转化,因为人的肉身用来保持这个世界,完成性的自然和器官的自然。性别的设计是为性爱提供物质和精神基础的,性向力维护生命的延续,这难道不是来自“上帝”的神圣中心。 
生命神学对于性的思考和行动的始因来自于社会的压迫经验,必须克服由于战胜虚伪而导致的理性误会;生命神学的目的是维护人的尊严,并企盼或致力于建立一种公正的制度,巩固男人或女人的个体存在的自由,以及确立性的权利;生命神学是一种后现代的实践,它的观念与行动是为一个正义的社会辩护和奋斗,使属灵的经验与世俗的经验本来分离的王国重新合一。 

    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是拯救的发起者。晚期犹太教通过保罗把这种信仰遗传给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从此接受了性罪这个范型(antitype)。罚、法、罪、死亡、情欲与性是紧紧联在一起的,它们用偷吃果子、眼睛明亮、被放逐、失乐园、旷野磨难与考验等,镜喻性罪的过程。从第一个亚当到第二个亚当(基督),从遗传的罪到遗传的惩罚;《罗马书》第五章中释疑了人子与神子、亚当与耶稣始终被这个世界双重选择着;“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于是,恶在双重选择中又成了范型,它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设定,对性的定罪成了一种绝对的行为选择,而基督正是一种对立,它的范型是性与天罚(reprobation)偶联在一起,基督教哲学与伦理学一直在证明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事物的两个面,这个对称的天罚是公正的。 

    整个人类的接续和繁衍是对亚当失足与性欲结合的模仿,这是司法范畴与生物学范畴的一种深刻的风险结合。远祖的苦难的哀号在恐怖的天幕下震摇着弗洛依德心志幽怨的灵魂,他用《摩西与一神教》移注全部的信仰岩浆,通过对摩西遭遇的描述,回思犹太教的起源,那种执著、那种庄严、那种蔓延开去直逼时空尽头的非凡气度,对于民族苦难的悲剧诠释,以性罪作为隐去的主线,解说那场血腥的搏杀。弗氏用摩西创立一神教而在暴乱中被害的考据,挖掘这个伟大的民族由于弑亲和性罪的悔恨,构成独特的遗传特性;自然的冲动与力比多能量向民族精神深层转移,沉重的犹太民族精神史开初就由伟大的失误形成。流亡的生活和漂泊的踪影,那沙漠中夕阳下蠕动的、长长的、不屈的驼群,和着那蛰伏中的大卫的琴声和哈利路亚(hallelujah)这来自天国的无词的颂歌。犹太的文化意象充满了沉思性的理念和游牧者安平的遐想,他们从音节中透悟的天国里的召唤给希腊理性主义哲学提供了宏大的精神和英雄主义资源。为接受天罚,摩西率犹太先民在西奈旷野,历尽千辛万苦,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下刻有律法和戒律的石板,经受了各种难以忍受的苦难和危险的考验,辗转40年,最后进入约旦河东地,为赦罪于他的人民又死在泥波山上。摩西被葬在死亡的幽谷,但却留下了原始的创伤。犹太民族和犹太-基督教似应了游牧的历史警示,“牧羊人和羊群”的一神教文化成为宗教边际崇拜心理的根源。强迫性癖好和超我的“性”惩罚隐含于惟一的上帝的意识之中,对父亲的畏惧和爱永远留存于对动物准图腾形式的依赖中。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心中,上帝是作为道德良心和复仇的超我的原始父亲。图腾制的回归,是苦难的回归,是性的回归,是游牧经济形式和生存形式以及性罪的追记。没有性与苦难,便没有这个缤纷光明的世界,而奠基这个世界的人,恰恰是这个世界以外的人。犹太人响应了摩西的教义,却未采取行动,而当他们得到这个美好的现世时,却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的恩人。用行动替代记忆的希伯来人生存在食禁果的冒险和谋杀摩西罪恶的追悔之中 ,这漫长的流亡历史一直伴随着这个民族孤傲悲壮的灵魂。摩西作为救世父亲却为他的人民献出生命,他与他的民族度过了一个个凄楚寒冷的暗夜,为这个民族的复归而承担饥饿和病痛,待到苦难结束,他却被他所忠诚的孩子们所杀,死得安详、恬静,象是早已知晓自己悲剧的结局。犹太教被母性神祗的基督教变为一尊精神的巨大化石,由性罪和弑亲的双重罪恶构成民族心理的支架;在苦难中化生,又在苦难中歌唱。那连接不可遗忘的远祖的悔悟和用一神教拆解功利的情结再现,汇成一句千年诺言,而由圣保罗续注了另一位伟大人物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成为这个从远古走来的信徒的现实崇拜象征,耶稣在《福音书》中再次成为他的民族和世俗人民的父亲,再次被作为救世主崇奉,再次被犹大出卖惨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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