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力冲破那个巨大的茧，真正争取到做人的价格与尊严。可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坟·论睁了眼看》)再加上我们的文化精神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即使有一些稍有理想色彩的事物，一旦进入现实的中国人的眼中，立刻也会被庸俗化，方法化，策略化，其固有的精神本质将被完全抽空。比如，在中国，读书不是为了探求人生的意义，而是为了做官；《易经》不是用来解释宇宙万象，而是拿来作占卜之用；政治不是为了治国安民，而是演变成了一种权术和阴谋──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阴谋史；连神圣而超越的宗教信仰一到中国人的手中，也有了非常具体的世俗目的──求子，求财，求平安等。

　　看哪，我们是一些孤立无援的个人，要到哪里去获取强大的精神支援呢？从终极关怀与正义品质的层面上说，我们的心灵贫困已久了。偶尔有一个鲁迅或顾准，诞生了大质量的心灵，原因就在于他们敢于探出头去接受支援。鲁迅在中国文化(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叛道文化)之外，至少还深受尼采哲学及自日本传入的苏俄理论的影响；顾准厌倦了东方专制主义之后，就自觉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及希腊城邦制度的训练。没有这些的滋养，他们的硬骨头精神是难以想象的。鲁迅自己也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准风月谈·由聋而哑》)确实，仅靠一部《红楼梦》是决不会养出另外一部《红楼梦》来的。“五四”时期之所以有那样的文化成就，主要得自于外来营养的滋润，可惜这种精神资源，1949年以后几乎都中断了，否则，我想，“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是会取得大成就的；“文革”以后，中国人又开始探出头去看世界，可因在“文革”中受到理想嘲弄至今还有畏惧心理的中国人，几乎失去了再确信什么的能力，即使有真正的理想与信仰，他们也大都不愿再去确信，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样，中国大地上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实在，虚无主义，物质主义，语言主义又开始大肆横行起来。再加上中国人一夜之间就跃进了消费主义社会，金钱的能力一手遮天，谈超越的信仰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现在看来，我们不能确信的原因，不在于曾经受过理想的嘲弄，而在于我们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的过去忏悔过。一个从不忏悔的人，必然是一个不能确信，也无法确信的人。没有忏悔，我们在人生过程中所有的怯懦，奴性，失足，罪恶，就会积累在我们的良心里，成为一种严厉的自责像蛇一样缠绕着我们。弗洛姆说良心是“人的自我回想”，这种自我回想叫我们的所有罪恶都无处藏身，更多的时候，它还是有力的鞭子，把我们从昏昧中唤醒。良心的罪感所带来的不平安，会使我们失去一切确信的能力；良心的破洞，也会把我们所有的信心与能力漏掉。只有忏悔，能使我们得怜悯，受安慰，作应时的帮助；能使我们的良心免受自责与罪感的折磨而变得坚强起来。同时，良心的坚强将供应我们足够的能力，使我们能拒绝一些事物，接受一些事物。我想，德意志民族战后的滕飞，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忏悔使他们从自责的缠绕中摆脱出来了，从而重新变得振奋；日本、中国相对来讲缺乏忏悔，虽也可创造经济奇迹，文化与精神界的英雄人物则难以诞生。

　　回到忏悔的立场上来吧。是忏悔，使先知以赛亚痛彻地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是忏悔，使伟大的使徒保罗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忏悔，使圣奥古斯丁说“我心就是我的仇敌”；是忏悔，使雅斯贝尔斯说“我们全都有责任”；是忏悔，使顾准对孙治方说：“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奇怪的是，忏悔没有使这些人变成弱者，反而使他们从人类的有限性中站立了起来，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他们非凡的道德勇气。保罗·蒂利希说，人的生存勇气首先是“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勇气”，这种勇气正是经由敢于面对自己弱点的忏悔而产生的；抽离了忏悔，也就抽离了产生勇气的全部基础。当然，这里所说的勇气，不是指忍受肉身痛苦，忍受原子弹等外部威胁的勇气，它更多的是指一种内在素质。美国当代哲学家罗洛·梅说，维护人的自我与付出人的自我都是需要勇气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所缺乏的是苏格拉底或斯宾诺莎所拥有的那种友好，温暖，切身的，独到的，以及建设性的勇气。”勇气的对面就是怯懦，它是我们的生存获得尊严的主要障碍。当一些危险以不法的方式向我们袭来时，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击它，这非常重要，它将显示一个人的心灵质量如何。尼采有句著名的格言说：“错误即怯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能认识真理的原因，不是由于没有读足够多的书，没有取得足够多的学位，而是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叔本华把面对事实说真话的勇气，看作是成为一个哲学家所必须的，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起新的确信，有价值的确信，也跟我们的勇气有关。首先是要有忏悔的勇气，接着才有确信的勇气。忏悔是面对过去的，确信是面对未来的。确信的意思是，坚定地相信人生中有一些价值是值得我们为之生并为之去死的。那个叫约伯在受难中懊悔，叫苏格拉底从容赴死，叫耶稣默默无声地上十字架，叫马丁·路德在黑暗的中世纪订出他的九十五条，叫犹太民族在劫难中坚韧不拔地活下来的，就是他们内心那牢不可破的确信，在坚定地支撑着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今日面临的主要的精神困境大概就是──无所信。每个人对于应信仰什么几乎都是含混不清，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的(这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欧洲的情形)，这样就会导致大家像抓住救命稻草似地抓住并推崇那些极具破坏性的价值，而低估了它们的危害。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没有正确的信仰，大家只好盲目地相信自己，不加分辨地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这种潮流成为一种时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为欲望的泛滥提供了非法的边界。如同海越过了它的边界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一样，欲望越过了它的边界也将给我们带来深重的灾难。现代人主动切断了与超越的精神信仰之间的联系，转而与泛滥的欲望结盟，是现代人的生存越来越表面化、非道德化的主要原因。

　　这一切的困境都可以概括为是信仰上的困境。人潜在的意识里都是有信仰的需要的，所以自古以来人就有崇拜的愿望，无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图腾，寺庙，教堂，以及各种复杂的崇拜仪式，历来是经久不衰的。──差别只在于是真信仰还是伪信仰。今天，越来越多心智敏感的知识者意识到，自己因与终极信仰，道德传统，精神价值之间割断了联系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信仰已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词。现代人或多或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精神疾病(空虚，焦虑，冷漠，自渎，绝望等)，原因多半在于自身价值的混乱及信仰核心的丧失。“个人的内在力量与完整程度取决于他自己对他的生活价值的信仰程度。”(罗洛·梅语)现在的问题是，现代人普遍丧失了价值判断的能力和确信一种价值的能力，不管这种价值多么具有真理性，除了嘲讽和盲目的反叛外，现代人几乎不愿再作任何选择。以此相伴而生了一个奇怪现象：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感到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了。

　　歌德曾经不无夸张地说：“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论从此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其本身都是辉煌灿烂，令人意气风发，硕果累累和繁荣兴旺的。反之，任何怀疑主义占上风的时代，哪怕它们可以以其表面的荣耀炫人眼目，却仍然会丧失其意义……”罗洛·梅说，从历史的观点上讲，歌德的话是准确的，“我们只需追忆一下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以赛亚时代，十三世纪的巴黎，文艺复兴，以及十七世纪，就能看到，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确信将该时代的创造性力量聚集了起来。”我们还可以再追忆一下俄罗斯民族。当叶甫图申科，加布佐夫，斯坚等七名作家为抗议苏联当局开除索尔仁尼琴作协会员资格而振臂高呼时，当老作家楚可夫斯基生前立下遗嘱将他的一部分财产留给索尔仁尼琴以支持他时，当特瓦尔多夫斯基向赫鲁晓夫谏言道“靠接吻是不能够生孩子的，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时，中国的全国上下却清一色地在声讨“胡风集团”，声讨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当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女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时，闻捷的儿女却毅然与父亲划清界限，顾准的妻子与顾准离婚，顾准的儿女逼顾准签字与之断绝关系；当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时，中国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的大部分知识者，在“大跃进”时期都成了谎言制造商……真如鲁迅所言，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

　　没有信仰，或者说没有固守自己信仰的能力，使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了墙头草，随意识形态指令的风而摇摆。可以想象，如果体制对历次政治运动进行重新定性的话，绝大多数的运动受害者又会一改口径，大唱赞歌起来。──我真不愿意说出这个让人痛心的事实。我们若不找出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有哪些致命缺陷，并设法根除它的话，怯懦者还将在这个大地上横行。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曾概括道：“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以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惭？”这就是缺乏信仰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即令受羞辱也要活下去，“像畜生一样地活下去！”(电影《芙蓉镇》中的一句著名台词)而索尔仁尼琴等人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生存哲学：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

　　尊严，尊严，它是俄罗斯作家的灵魂，也是人类良知的向度。我们该怎样理解在俄罗斯这个邻国的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呢？尽管他们的诸多境遇与我们比较接近，但我们依然为他们而感到困惑。这让我想起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名著《俄罗斯思想》的开篇援引的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一句话：“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别尔嘉耶夫接着说：“为了了解俄罗斯，需要运用神学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美德。”是的，东正教信仰为俄罗斯人所提供的勇气与希望，使他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辛的旅程。因着信，他们打了美好的仗；因着信，他们为人类挽回了尊严；也因着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只有信仰是可能的。

　　我想，当我们也向宇宙宣告“我信”的时候，远离怯懦的折磨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