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离那个忏悔的心灵到底还有多长的路途？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迈出这重要的一步？我又想起了鲁迅，这位孤独的精神战士，想起了他在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的结尾所发出的呼喊至今不绝于响：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越追索鲁迅，越觉得郁达夫说的没错：“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据曾与鲁迅多有接触的日本汉学家增田涉回忆，鲁迅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谈话中，“奴隶”一词是经常出现的。鲁迅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反奴性。这个使命至今并没有完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经过了这几十年的沉默与口是心非以后，根除奴性的工作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并且，中国人向来是有做戏天才的，也极容易角色错位：一个反腐败口号喊得最响的人，坐上一个相应的官位之后，也不知不觉腐败起来；一个让谎言害苦了的人，当电视记者的话筒伸到他的跟前时，谎言也会从他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来；像阿Q一样懦弱的人，一有机会也会变得穷凶极恶。又如鲁迅所言：“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鲁迅把话都说透了，说尽了，我读之真的有点绝望：六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奴性并没有稍稍改善，这些年来，反而在思想暴力之外，又多了一层经济暴力的奴役。人的价值与尊严无从出现，甚至连最后那点文人精神，那点知识者的羞涩也在丧失殆尽。当你看到那些有了点钱就露出幸福嘴脸的人，看到那些说经济发达了文化也会随之发达的人，看到那些哈着腰表忠心的人，你就知道中国不仅要反奴性，甚至还要继续反封建。奴性对着那些无知、蒙昧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经年累月的积习，而对一个有理性、有思想的知识者来说，造成这种深重的被奴役的局面乃是导源于怯懦。怯懦就是没有勇气面对自我，面对现实，没有勇气在一种谎言的境遇中站出来说话。怯懦者宁愿失去良心，人格，尊严，也不愿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
怯懦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孔孟的精神礼教，庄子的无是非观，两次奴于异族的阴影，以及人生观上重实利轻思理的非信仰状态等，都曾经是奴性与怯懦生长的土壤。鲁迅虽然在二十年代说过，别国的硬汉所以比中国的多，是因为他们的监狱比我们的容易坐，但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怯懦在监狱外流传更广；更重要的是，长期来固有的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怎样的民族心理和精神个性。罗马帝国时期，真基督徒所受的酷刑并不比中国人少，他们有的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有的被火烧死，被扔于狮子的坑中，可是殉道者仍然前赴后继，永不止息。有一个叫伊格那丢的基督徒，因着在罗马皇帝面前传福音，而被下在监里，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罗马兵丁强迫他用手去拿火，用指头去拿油，放在两腿之间；还用烧红的钳，钳他的肉。最后他被扔在野兽坑里，让野兽吃掉了。他还没有到罗马之前，自知必死无疑，就写了一封信给士每拿教会的监督坡旅甲说：“我没有到罗马以先，要与野兽争战，被捆绑在残忍者中间。我待他好，他待我却更凶。一天过一天，我被打得越来越凶。何等的盼望，能遇到野兽的口，叫死亡速速临到我。在此我才起首学习不重视看得见的，也不重视看不见的，我只愿得着基督。我愿让整个身体变得肉碎骨折，让狮子、野兽吞噬的苦难临到我，使我认识并得着基督。”写头二世纪殉道者事迹的海娄尔说，当时每年除了正月初一外，每天杀害的信徒，总在五千人以上。因此有一句话说，血乃是福音的种子。有些罗马兵杀了信徒以后，看见他们殉道时的荣耀情形，大受感动，也甘愿为这个信仰要求被杀。
与圣经信仰给人供备为义受苦的勇气不同的是，从孔孟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学，朱子学说，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的精神礼教，则被鲁迅形容为神奇的毒针，把人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而甘愿为奴。“尊孔，学儒，读经，复古，由来已经已久”，旨在从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不肯做的事”。(《华盖集·马上支日记》)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实质：儒表法里。虽说中国是儒学大国，但统治者只不过是用儒来实行愚民政策，使之驯服地做奴隶，背后则实行法家的不择手段、钳制舆论的专制统治，无“仁”可言，“才行反者杀无赦”(荀况)。由酷刑，文字狱，株连九族等组成的高压统治，使民众大气也不敢出，使士人不敢治史，不敢言近代事，“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再加上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使皇权垄断了一切，读书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价值，舍做官就别无他途，因在皇权之外并没有另一个说话空间。中国的知识者若不懂政治，不懂得如何迎合统治者，不懂得玩弄权术，只凭着一股文人特有激情，天真，孤冷，是断难以为人为文的。我们去读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祸史，便很可以说明问题。这样，那种超越的精神价值，形而上的追求，个人的信仰责任等，就一直旁落在中国的文人与思想者的视野之外，其最高理想也只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中国文人多半走仕途，原因大抵在此了。国家，民族，伦理道德这些中间价值(相对于西方的神，道，救恩这些终极价值而言)是实现中国文人理想的依据所在，他们的烦恼，痛苦，绝望也都在这个中间价值的层面上展开──一旦被体制与权势抛弃，他们就到文字中宣泄自己的全部失意。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的“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陶渊明的“不为三斗米折腰”等，都是仕途受挫之后的悲愤而已。就是素有“天问”精神，倍受推崇的屈原，他的《离骚》也不过是奴才的牢骚，尽管它“多芳菲凄恻之音”，“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且屈原还用自沉的悲壮方式来加强他的声音，可我们细究其内在实质，会发现屈原所喊出的也只是失宠，被排斥，遭主子遗弃之后的不满。屈原式的牢骚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他道出与预言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来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不可一日无君主。“反右”、“文革”期间会有那么多人在违心的检讨中糟蹋自己的尊严，还上万言书，上三十万言书等，目的都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体制中，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仕途有成的传统理想。被鲁迅称为“明明是有为的青年”的胡风出狱后的心理就是这方面的很好注释。在他还没有回到北京时出现过一段精神分裂，他声称自己听到了空中传话说，邓副主席讲话了，五个人被开除了党籍，铐起来了，消息马上要见报；还说北京让他坐直升飞机走。二十年的牢狱生活，没有使他对体制绝望，他还梦想早日回到体制中，回到权势中。这样想来，“文革”结束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后，很快就忘记了“文革”的苦难，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能回到体制中，苦就不算白苦了。知识分子这样依赖体制，自然难逃奴性。由依赖生畏惧，由畏惧自然就生出无穷无尽的怯懦来了。
当然，我们的文化中自古以来还有逍遥，闲适，不争是非的传统，它的思想始祖是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这种一贯来被推崇备至的思潮，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纯粹，自在，一尘不染，它更多的是一种逃避，一种无奈。因着被体制抛弃，因着现实的残酷，(鲁迅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椅子也要流血，因为到处都是“无物之阵”。──这是真的。)似乎只有逍遥可以证实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然而，庄子也不是真的无是非，他在《天下篇》里就列举了别人的缺失，并评是论非，如果他真的无是非，那他的一部《庄子》，便可以如鲁迅所言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陶渊明也不是一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地逍遥，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阳刚气十足的诗句。这种虚假的无是非观，不彻底的逍遥，助长了中国人奴性心理的进一步蔓延，正义再一次被悬搁，无数的怯懦者也由此找到了一个逃避的空间。再加上中国历史上两次被外族奴役的阴影，以及重实利轻思理的人生观在经济开放的年代里得以变本加厉地实践出来，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的茧，一个难以突破的“铁屋子”，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窒息其中。没有了个性，没有了自由的呼声，没有了正义感，甚至连怀才不遇的怨叹也没有了，只剩下淡淡的无奈，屈辱的生存，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乖巧的人，则“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至于痛彻心腑的反省，忏悔，为正义献身等，大家都以为是别人的事，是欧美人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顾影自怜。即或有人向它张望一眼，也会因公众的眼光如同芒刺在背而竭力逃开，真是祸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