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帮助别人忏悔，是因为他知道原谅有过错甚至有罪的人，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也是因为他将原谅余秋雨，事实上，余杰一定也深深地知道，历史已经用实际行动原谅了余秋雨。但是，我要说，如果原谅别人是一种美德，那么请在要求于别人于这种美德的同时，也允许别人要求你于一种起码的道德――忏悔。历史已经展现了她宽宏大度的美德，也请你回报于她真诚的道德。对那些人，我想说：“我已经原谅了你，也请你原谅我要求你忏悔的罪过。”

二、

我理解那些拒绝忏悔，为余秋雨辩护的人的恐惧，他们中有些经历了文革，充当了旁观者甚至批斗者的人，他们害怕因为文革中的历史问题而遭到一如当时的人们对待有历史问题的人所进行的那种批斗。我要他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恐惧，肉体上折磨、政治上批死、人格上压垮的文革式批斗不会再有了，请他们不要用自己当初对待“有历史问题的人”的那套做法来推断余杰的做法，余杰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且仅仅是精神上的自我忏悔而已，仅仅如此就够了，这是余杰的逻辑，他们与其为此而感到恐惧余杰，不如为自己内心深处的魔鬼而恐惧自己，是什么在妨碍着他们忏悔、恐惧忏悔？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魔鬼。

其实哈维尔、曼德拉、甘地这些人不是天生就没有恐惧的，昆德拉式的恐惧，余秋雨式的恐惧也不是天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与恐惧做斗争，征服恐惧，而不是被恐惧征服。汉字当中关于恐惧的词汇特别多，惧、怕、惊、恐、怖、怵、怯等等，中国人的恐惧感似乎特别发达。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基于什么心理呢？是对忧惧的认可，还是对忧惧的抵抗呢？汉族人似乎更倾向于认可恐惧。

其实任何具体的人对于具体事物的畏惧都是不可怕的，这又有什么呢？一个女人，她害怕小狗，她见到了狗就晕厥过去，这难道是可怕的吗？我有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她一见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会口吐白沫，这难道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吗？真正可怕的是那种无形的，你说不清楚的东西，它不是对具体事物的恐惧，而是对抽象之物的恐怖？没有来由，没有理由的恐怖，它散发在你的周围，它是一种高压之下的传染病，谁都有这种病，但是谁都忘记了这种病的根源，或者知道它的根源，但是害怕去探讨它。它施加在你的身上，起初是你不得不接受它，渐渐地，是你诚服了它，将它当成了生活的常态。一只被长久地关在笼子里，成天面对驯兽员的皮鞭，在恐怖中生活惯了的老虎，当拿走驯兽员的皮鞭，打开牢笼，它会怎样呢？它会回复它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本性吗？不。那恐怖的皮鞭已经成了它的生活的常态，没有皮鞭的指挥，它会无法生活。有的时候，我在想人和在皮鞭下学会了恐惧动物狗并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在恐怖感方面。我常常遇到那样的编辑，他基于恐怖，对着我的文字举起了屠刀，或者甚至连屠刀也不屑于用，而用一句话给枪毙了。他，一个编辑，在干什么呢？为了解除自己的恐怖，他转嫁恐怖，在这个转嫁的过程中，因为他总是本能地夸大恐怖，因而他往往是比那个真正的恐怖表现得更恐怖。就这样恐怖被一级一级地传播下去，到了恐怖的最底层受众那里，那些人已经无法知道恐怖的真正来源以及它的目的，而只是承受着，在恐怖的生活中进而变态着。

我看到周围的市民们，他们的恐怖是那样地分明。他们将自己的房子用铁笼子圈起来，我的楼下就有一家，他们把家里的每一扇窗户都钉上了铁栅栏，甚至空调洞上也安了铁条，而他们的门，则是双层的不锈钢保险门，每每有人拜访，他们首先是透过门上的猫眼向外窥望，看是否有危险，进而是打开第一层门，在门里和来访者透过外层保险门的栅栏对话，如果能这样将来访者打发走，他们就感到庆幸，终于一个危险的因素消除了，而如果来访者偏偏是那种不识相的人，一定要进屋，那么他们就会眉头紧锁，满脸恐惧，他们担心客人的赃脚将地板弄赃了，弄破了，害怕客人有肝炎等传染病，会在他们的茶杯上留下病毒，担心客人抽烟污染了他家里的空气。这是基于有限的财产、人生安全而产生的恐惧，还有另一种无形的恐惧更为严重。它深深地掩藏在生活的深层，是真理显身处的荆棘，是思想者立身处的火焰。霍布斯，这个《利维坦》的作者，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思想者，他曾经在自传中说，他是他母亲生下的孪生子之一，而他的孪生兄弟就叫“恐惧”，在教会、王权以及国会派的数重压迫之下，这个处于极度恐怖之中（教会扬言伦敦的大火和瘟疫是霍布斯渎神的结果）的思想者只好将自己手头的文稿付之一炬，我们可以想见霍布斯当时的惊恐程度，一个思想者，他自己烧毁了自己的文稿――这等于自杀，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需要多大的现实和精神压力呢？再让我们来看看伽利略。这位坚持真理宣扬日心说的人，他和专制势力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但是，在最后一次审判中，他终于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地心说是正确的，而他终生宣传的日心说则是谬误的，这位70岁的老人，跪着向“普世基督教共和国的红衣主教”宣读他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