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第8期一篇名叫《历史决定论的阴影》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么哈维尔呢，他不是比拒绝签名的昆德拉和拒绝忏悔的余秋雨高尚得多么？在某篇文章中，‘新青年’余杰以昆德拉和哈维尔为例，提出一个是否应当在名单上签名的问题。他的意思似乎是，不签名就是堕落。今日要求余秋雨忏悔，他的理直气壮就是他代表‘总体真理’拿着一份名单，要求余秋雨在上面签名（忏悔）。表面看起来，当年哈维尔是在监狱里，昆德拉是一个不敢签名的庸人。但在哈维尔的后面站着一个叫做历史、真理、民主、本质和‘整体’的庞然大物，站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符号。而在昆德拉的后面只站着他字迹和他的作品。我们最终发现，经过时间的证伪之后，哈维尔成了总统先生，而昆德拉依然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作家。对我而言，我以为作家昆德拉的这些话比总统先生当年的签名更有价值：‘卡夫卡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预言’的意义恰恰在于他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意识形态观念、未来学派的预言面前保持自己的自主。’”这段文字在逻辑上的匪夷所思以及观念上的无赖、诬赖是我近年看到的无耻文字之最。它指着昆德拉说“这个人是伟人”，然后他告诉读者“因为昆德拉自己说他自己是伟人”，不是吗？昆德拉说“不介入”的小说家才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昆德拉就是不介入的小说家，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它指着哈维尔说“你已经被时间证伪了，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是伪事，你是欺骗人民的伪君子”，理由是“你当了总统”。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昆德拉的伟大，当初那个“不敢签名”，“表面上看起来的庸人”经过时间的证明实际上是一个圣人，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时间会把哈维尔证伪。

在我看来，昆德拉的可耻的胆怯恰恰已经被哈维尔的当选总统证伪了，时间站在了勇敢者的一边，而将投降者、怯懦者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帮凶者的名字刻在了耻辱柱上。我在想余秋雨可能并不可耻，因为文革中的他非常年轻，可能并不是出于虚伪而选择了那样的写作，而昆德拉却是可耻的，因为他明明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出于怯懦放弃了真理，萨特说过“在专制和黑暗前面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德拉犯了同谋罪，如果说余秋雨是否忏悔只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昆德拉是否悔过就不仅仅如此，他应当受到历史理性和社会道德的双重审判。

想到张志新、顾准、遇罗克，这些在文革中因为反抗而死去的人，如果哈维尔已经被时间证伪，那么他们理所当然地在那些人的逻辑中也被证伪了。也许，他们的在天之灵当为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而长哭不止。的确，我们不能要求那些直接地割断了他们的喉管，打断了他们的肋骨的刽子手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确，我们也不能要求那些旁观者，甚至将观看杀戮当成娱乐的人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们有理由在张志新等无比崇高的灵魂面前窥见自己内心暗藏的小来；进而，我们也有理由要求那些行刑者、观看者为此感到痛悔。

这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而不是最高要求；它不是什么伟人的美德，而是普通人都应当的义务；这是对凡人、常人的最低要求，而不是对圣人、伟人的最高要求。

但是，那些人似乎并不这么想。《历史决定论的阴影》中竟然写出了这样的话：“文革的‘历史问题’、‘流毒’是任何一个人都逃不掉的，‘文革余孽’余秋雨逃不掉，没有当过红卫兵但喊过口号的我肯定逃不掉，包括1973年出生的余杰，你以为你可以逃掉么？但所幸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人有权再因为自以为‘比你较神圣’，就可以强迫你交代‘历史问题’。”他是在恐吓余杰？是的，这是恐吓。

然而，这并不能吓倒我们。因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也是有罪的，我们愿意为此而忏悔、反省。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忏悔？我们并不是因为感到自己“比你较为神圣”，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退一万步讲，即使因为余杰生在1973年，或者因为我生在1968年，而且竟然名字就叫“红兵”，我们是有罪的，甚而，我们假设自己是犯了死罪的囚犯，那么也请你不要剥夺我们指认其他囚犯的权力，如果，我们忏悔也请不要剥夺我们要求别人忏悔的权力。我们的理由是“不要以我之需要忏悔来证明你之可以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