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天津隆重召开，这是我国科学学界的一件大事、一件盛事、一件喜事。１３０余位理事和特约代表，不远千里从祖国各地走到一起，欢聚切磋，共商学科发展大计。这次盛会充分显示，我国科学学事业的天空中，可谓群星璀璨，人杰济济，预示着我们这项事业必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刚才，我们研究会名誉理事长龚育之教授说，我们中国的科学学研究，乃是与改革开放同寿。这也就是说，我们科学学是在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里诞生，在改革开放奔涌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能有今天的盛况，我想，同志们都会感到，这是很不容易的。《红楼梦》里贾元春诗云：“二十年来辨是非”。大凡中国的事情都有这么一条理，是“是”还是“非”，差不多要看２０年。我们科学学也是这样，经历了近２０年的风风雨雨，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才在中国的科学殿堂里赢得了自己的席位，才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这说明只要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自己的事业融到振兴中华的大潮中去，我们的事业才有出息。少做事，不做事，那只有“非”，没有“是”了。我想，科学学、软科学、管理科学的进步首先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归功于前两届理事长和理事会的正确领导。因此，当我们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并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建议，同志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近２０年的奋斗。我们新一届理事会的责任是：继往开来，积极进取，努力开拓科学学研究与发展的新局面。
　　　　一、世界科学学６０年：回首为了向前
众所周知，２０世纪是科学开始全面发展、繁荣的“科学世纪”。［①］在这个世纪里，科学以其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普遍造福于人类”“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有人又把本世纪两次给人类带来巨大破坏的世界大战为代表的“所有这些祸害和不协调现象全都归咎于科学”［②］——迫使人们对科学本身进行深化认识和深刻反思。而在上一个世纪，即在１９世纪，是“很少有人去考虑科学的社会功能”的问题的，因为那时，“即使对科学家自己来说，这也会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几乎没有意义的问题，对于行政官员或普通公民来说，更是如此。”［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反思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助产婆的作用。是来自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冲击”［④］，使西方科学家“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并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⑤］在这次包括李约瑟在内的一批西方进步自然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旗手就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J·D·Bernal，１９０１－１９７１），他在１９３９年发表了传世名作《科学的社会功能》，标志着科学学这门新生学科的诞生。同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冲击”下，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１９１０－）于１９３５年发表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著名博士论文，开创了关于科学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⑥］
在４０—６０年代初，科学学的研究转向科学发展的速度问题，即所谓的科学的定量研究。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１９２２－１９８３）关于科学发展指数规律的发现和“小科学”“大科学”“科学引文网络”等概念的提出，基本上奠定了科学学的核心分支学科——科学计量学的诞生。现在，国际学术界称普赖斯是“科学计量学之父”，其原因亦在这里。［⑦］对科学计量学同样很有贡献的是前苏联的已故知名科学学家多勃罗夫和至今健在的纳利莫夫，两者还是科学计量学这一术语的提出者（１９６９）。对科学计量学也做出很大贡献的还有一位，就是美国著名情报科学家加菲尔德（E·Garfield），赖以他创立的举世无双的巨大的《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数据库，使科学计量学得以突破窄小的园地，遍及世界，并得到国际科学界的肯定和承认，使得本来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和技术计量学，虽然分歧尚存，但正在变成科学学领域的一门日趋统一的子学科。之后，即６０年代，科学学的另一个成就表现在科学哲学方面，其代表作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⑧］，再者就是提出并开始了科研效率和科学政策的研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科学在各国的兴起，政府出面规划和投资科学，就不得不考虑科学的投入产出等问题，即科学经济学和科学政策研究。在贝尔纳晚年，他依然十分关心科学学的发展问题，在１９６５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科学中依然有一块地方是空白的，这就是研究科学过程自身。他接着说，科学已是一项人类的重要活动，需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她进行综合研究，如同对人类其它活动所做的一样。［⑨］在同年举行的第１１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他和马凯联名发表了题为《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的文章，他们主张科学学采纳普赖斯提出的学科定义，并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言，建议科学学的意义不宜过于刻板，“过于刻板的定义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⑩］同时，他们还大声疾呼，在高等学校应设立科学学的研究机构，乃至建立国家和国际性的科学学机构。
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科学学迎来了她的兴盛的年代。有关科学的政府机构普遍建立；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诸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情报学家、未来学家、科学史家、数学家、哲学家，乃至医学科学家、教育学家和部分自然科学家，都纷纷跨过边界，涉足与亲本学科密切相关的边缘或交叉研究，即科学学研究；有关科学学的论文和专著呈指数增长；有关科学学的期刊和国家、国际学会相继创立；不少国家的大学和科学院广泛开展科学学的教学和研究；直到最近两年，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沃克尔（Robert Walker）和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吉本斯（John Gibbons）关于要不要成立国家科学部的激烈论战。［①①］［①②］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科学以及研究科学的学问——科学学，已经在国家生活中抵达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中国科学学２０年：与改革开放同寿
科学学是什么？科学学就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科学的回顾、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举凡古今中外，讲究回头的哲学就是最高明的哲学。君不见，世界上所有精神领域里的学说，差不多都讲究回头。释迦牟尼说：“回头是岸”；耶稣说：“回头是父”；老子说：“反者道之动”；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宋明理学家说：“一日三检点”；《礼记·大学》上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等等，可谓举不胜举。没有一种精神文化说不用回头。因此，回头的人是有出息的人；回头的人是深刻的人；回头的人是有远见的人。人们对海德格尔虽有不同的评价，但他关于“现在”一词的阐释还是颇有见地的。他说，为什么有现在？因为现在是过去堆积起来的；为什么有将来？因为未来是建筑在现在的境界之中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学就是有关科学回头的学问。当然，还是贝尔纳的话对，他用学术语言讲，科学学就是“科学的自我意识”。因此，要看清中国科学学２０年，就要回头看看中国科学的１００年。
因为普赖斯有句名言，叫做“科学的科学，如同历史的历史一样，是一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二次科学。”［①③］不言而喻，科学学在一个国家的发生、发育和发展的程度，直接相关于科学在这个国家的实现程度。由于我国自明末到清末这３００年间，亦即１６００—１９００年间，在中国社会上总的现象是抗拒新的思想，所以，直到１９００年，中国确无什么近代科学。［①④］如果把２０世纪分成上下两部分，那么，上半叶，中国只能说“有了近代科学”，当然也就谈不上产生科学学。但值得庆幸的是，早在１９４１年，我国老一辈物理学家竺可桢就注意到刚刚问世２年的《科学的社会功能》。［①⑤］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从１９５０年到现在，经过这５０年的努力，中国科学毫无疑问已经抵达世界科学的前沿，同时也就为科学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准备了前提和条件。还是杨振宁的话对：“从１９００—１９９９年，这１００年的（中国科学）历史是如何非常艰难困苦地从零开始，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值得大书特书，且值得仔细去研究。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①⑥］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给我们科学学工作者出了一道颇有难度的研究课题。
如同中国近代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一样，本质上说，科学学研究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且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引进科学学就更晚得多。所以，龚育之教授说，中国科学学与改革开放同寿。换句话说，中国科学学还很年轻，不过才２０年的历程。
在我国最早提出开展科学学研究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在１９７７年撰文指出：“当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从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的联系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①⑦］随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科学的春风吹绿了科学园地，众多的新生学科的确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我们科学学就是在改革春风沐浴中破土而出的一朵小花。１９７９年７月，经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共同发起，中国第一届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又在安徽合肥举行了第二届科学学讨论会。接着，１９８２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①⑧］随后，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天津科学学研究所、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武汉科学学研究所、云南科学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科学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所有这些，是科学学这门学科在中国日趋成熟的首要标志。
科学学在中国日趋成熟的第二个标志是，在改革开放史上，特别是在推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她自己的贡献。中国科学学工作者从举起科学学旗帜第一天起，就始终坚持和拥护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积极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献计谏言。他们总是追随党的指示，以自己的科学学研究成果，向人民报告和宣传科技管理、科技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全新思想，诸如科学基金制、科技责任制、技术商品化、技术市场、科技兴国、科技兴市……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很是平常的观点和思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是要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理论勇气的。正因为如此，在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之时，国家科技部门的领导同志曾肯定地指出，没有前几年科学学研究提供的思想及其普及，要达到科技体制改革文件这样的共识是不可能的。［①⑨］
科学学在中国日趋成熟的第三个标志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学家和具有较高水平的科学学研究成果。我们科学学研究会，现有会员８千人，如果以２％～３％估算，我国优秀科学学家就有１００—２００人。我们认为，这个估计是不会过分的。他们或者在科学政策和管理科学研究，或者在科学学理论及模型研究，或者在科学的定量研究方面，或者在科技宏观、中观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不少人赢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的称号。这是第一。第二，有些研究成果被国家相关部门的决策直接采纳。第三，有些研究成果，如专著、论文等，屡屡在国家学术评选活动中荣获奖励。我们研究会的期刊，也是国内第一家科学学杂志——天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直到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一次评选中，每次都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期刊。第四，不少科学学研究项目赢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费资助。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在国际科学学界看来，这是科学学事业已从“小科学学”向“大科学学”转变的判断性指标之一。［②⑩］第五，不少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之后，已经引起世界科学学界的关注，有的文章引文率相当高，有的作者则因此被国际期刊聘为国际编委。据了解，大约已经有６—７位中国科学学家充任国际期刊的国际编委，诸如Scientometrics（匈牙利）、Technology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英国）、Systems Research（美国）、Scientometricsand Informetrics（印度）等等。
科学学在中国日趋成熟的第四个标志是，不少高校开设了科学学课程，建立了若干科学学专业研究所、研究中心或教研室。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已经有了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几个科学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它们是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当然也就有了若干科学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们是我们科学学的光荣和优秀代表。著名科学计量学家佩里茨（B·C·Peritz）指出：“就我所知，任何一门渴望得到学术界承认的新生学科，都必须或迟或早地建立起本学科的学术教学基地。没有教学，没有研究生，没有师生之间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和切磋，任何新生学科都是注定要失败的。”［②①］我们想，佩里茨教授的这一席话，既是判断我们科学学成功的尺度，更是对我们有一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般的激励。今天我们科学学队伍中有了硕士研究生导师，明天还要有科学学博士生导师。那时，我们将会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中国科学学面临的新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跨世纪转折的临近，摆在我们中国科学学面前的是全新的形势和全新的任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再次呼唤科学学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发展。
古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今天，我们汇集天津，议论科学学，也是“能参”。“参”什么？我想主要是议论科学学的发展，如何为“两个转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两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总之，是研究科学学如何服务于、服从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局。
中国古人说：天地人，三才也。天，就是天时，机遇；地，就是位置；人，就是指谋略。研究谋略，首先是看天时地利，使人的行为“适应”发展机遇，所谓“适应”指的是“受其制约”和“为其服务”。中国科学学的发展面临三个大的机遇。
第一个机遇就是如何对待国际产业结构的转移。从宏观上看，３０多年来，国际上有三次产业结构的转移。第一次转移是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之间。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开始转移和淘汰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向海外开放市场和投资，形成战后第一次全球性的海外投资浪潮。这对苦于自身市场狭小、实行“进口替代型”战略后并没有取得经济自主预期效果的亚洲“四小龙”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天赐良机。
韩国实行“以出养进”战略，大量引进外资，发展轻纺工业；我国台湾省制定种种优惠政策，进出口率增长高达３３．２％和４１．５％，台湾的雨伞、鞋、帽、自行车和香港的电子表、玩具等外销量世界第一。亚洲“四小龙”由“进口替代型”转为“出口主导型经济”。
第二次转移是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机迫使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粗放型重化工业，产生了新一轮产业传递浪潮。“四小龙”又一次抓住机会，韩国重点发展钢铁、造船等十大产业，台湾也及时进入“重化工业时期”，同时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四小龙”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共同分享国际分工效益。
第三次转移是８０年代以来出现的战后第三次投资高潮。“四小龙”充分利用外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电子电器、通讯、汽车制造等行业的出口比重迅速上升。东盟国家借助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快速发展，泰国１９８８年以来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上升到１０％，印度尼西亚也走上了外向型工业化道路。这样，东盟国家已被列入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高速发展的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机遇是不可逆的，也是难以重复的，往往只有一次，稍纵即逝。六七十年代两次世界性产业结构大调整，本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与“四小龙”同样的机遇，但我们坐失良机，致使在５０年代曾与我国经济水平大致相当的“四小龙”一下子与我们拉开了距离。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所以能持续高速增长，也恰恰是赶上并抓住了第三次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
现在又是一次产业结构转移的契机。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在转化的过程中，会转移出很多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工业技术和设备。我们现在需要有人来接，就是传过来，我们要接，谁来当这个二传手？要有资格。我想要有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是具有区位优势；第二必须有一批人才；第三是必须过去上过场，它接过，或者３０年代，或者４０年代，接过这个东西；第四它能“传”，能把球传到中部去，传到西部去。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化，对此我们有两个任务，是否可称为“蛙式跳跃”，用两个脚一块跳，技术含量高的传统工业我们要接过来，提高我们的水平，信息产业我们也要搞上去。为此，我们这次理事会，特别把信息问题列为专题，以期引起重视。
第二个机遇是，我们的体制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回顾１８年的改革，政策优惠起很大的作用，采取政策倾斜的作法，激活了经济的增长。政策里有很高的含金量，政策倾斜到哪里，哪里就获得经济增长的力量。这种地区倾斜政策逐步被功能性政策所替代。这种趋势从１９９４年末已见端倪，日后可能越来越明显。因此，进一步挖掘政策含金量就今非昔比了。再者，过去的改革多为体制外放能，简称放权、放权让利、财政大包干、承包制。日后的改革重点是体制内释放能量。总之，政策倾斜将向制度创新转化，政策含金量向制度含金量转化，增量改革向盘活存量、扩大增量转化。一种能量转到另一种能量，将产生出巨大的效率，那么，一种体制转变到另一种体制，当然会产生极大的能量。我们要看到制度创新的潜力，要在制度创新中去挖掘我们的含金量。建国４０多年来，我国城市固定资产总规模在８万亿元左右。农村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在内，应在６—７万亿元。我国现有的资产总存量在１５万亿元左右。这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盘活存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制度创新包括许多方面。我们应当组织班子，深化研究，应该从政策倾斜的观念转到开挖制度创新这座“富矿”上来。
第三个机遇，就是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看到了区域格局的变化，提出并进一步强调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五中全会，把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域，并对每个地区的性质、范围、发展重点都作了规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篇大文章，其中科技兴省、科技兴市的科技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份量。科学学加入区域经济的研究，既能从中得到实践的营养，也能得到各地对科学学的支持，是一件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有条件的经济中心城市，如京津沪渝以及深圳等，可以创建“科技进步发展中心”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
机遇也是一种资源。机遇来得快，去得也快。赶上了，就发展，脱了班，就被动。古人说：天予不取，反遭其殃；时至不迎，反遭其累。盖经验之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周期。拿可靠性理论来看，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可分三个阶段，即早期失效、偶然失效和耗损失效。它的曲线像似一个浴盆，故称“浴盆规律”。一个政策一出台，它有很大的先发效益，抓住了先发效益，对于经济发展是有效的，若等到一项政策过了午天，再起而迎之，往往反遭亏损。应该说，避免犯“醒得早，起得晚”的失误是对的。中国古人早就指出这一点，“易经”的第一卦，“乾：元、亨、利、贞”，事物的发展分元、亨、利、贞四个阶段。“元”是起始，是万物的开始；“亨”是亨通的意思，通达无阻的意思；“利”无往不利，这里的利，不是利润，不是赚钱，而是受益的含义；“贞”的含义更为深刻，正如雪莱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天时的春夏秋冬，人生的生老病死，皆可作如是解。总之，我们要分析机遇，抓住机遇，要闻机起舞。概而言之，在我们科学学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应当看到它又是对我们的挑战。这就像一副担子摆在我们面前，最后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挑将起来。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任务是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本领。
　　　　四、中国科学学的自身建设：学科和学会建设
党中央在“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的今后１５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九条方针，几乎条条方针与我们科学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第三条方针，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我们科学学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这好比是一副跨世纪的历史重担摆到我们科学学面前。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中国科学学工作者都要读一读，想一想孟夫子的这段话。为了落实党提出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大任”，我们的确很有必要先来一番自身修炼。
如前所述，中国科学学２０年的成绩是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从零起步，在２０年内，基本上抵达了国际科学学６０年发展的前沿和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科学学在近三五年来的确出现了增长的饱和现象，有的说出现了发展低谷，有的说出现了某些“危机”。不管怎么说，也已经到了该加强自身建设的时候了！
因此，中国科学学第三届理事会要继往开来，要开拓新局面，首先就要加强自身建设，练好内功。我们要一手抓学科建设，一手抓学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