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科学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又称科学哲学中的女权主义(Feminism in philosphy of Science)。它是女权主义关注科学话语的结果，此派与罗蒂(R.Rorty)的“后哲学文化”、法因(A.Fine)的“自然本体论态度”，以及利奥塔(Lyotard)的“解合法化”理论彼此呼应，共同构成所谓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女权主义者把科学看成典型的“男性中心”领域之一，她们对科学的批判有三个特点：一是揭露科学的活动过程中充满性偏见(gender bias)；二是把科学的“本性”建构成“男性的”；三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大都是女科学家，懂科学、懂哲学，又有深切而敏锐的体验。本文试图对这一新流派作一番介绍和检讨。
一、科学中充满性偏见
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把科学的程序分为四步：(1)产生问题。(2)实验操作。(3)解释数据。(4)问题终结。她们认为科学中的每一步都有性偏见。
(1)问题产生。科学研究总是从选择（或提出）问题着手。杰克琳(Jacklin)发现，这里性偏见俯拾皆是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胜任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女性因其科学共同体中的“边缘”地位而“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低层。[2]在心理学中，对有志于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经济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行为，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3]在生物学中，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的增加也是“反女性的”倾向。
(2)实验操作。心理学中，确定变量、提问、实验设计等皆存偏见。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对“性”给出明确的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性）就被投进“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甚至“放大”了这一问题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社会学收集数据的一般方法是问卷和当面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题目的设计和提问的暗示往往是男性化的。如军事行为，政治行为或体育竞技行为，妇女被文化“训练”成是不适于这些事业的，因而这样的提问以“双重排除”的方式去对待妇女。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接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要追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对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为什么？
(3)对数据的说明。哈丁(Har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4]女人通常从事些烧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和工具是处在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
科学中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对数据的说明。首先，妇女因其“低层”地位而不能从广泛的背景去说明数据。例如，在华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之前，弗兰克林(Franklin)曾拍摄过DNA的晶体图片，并给出了精致的结构分析。华森和克里克在读到她的结果后不久，就公布了他们的发现。事后他们辩解说，弗氏无疑善于拍X射线图片，但却缺少解释这些图片的“功力”。[5]其次，这种等级制度还促使处于顶端的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倾向、兴趣和偏见去解释。最后，科学的语言也带有性偏见。科学语言的中立性不过是一纸空话。科学术语和语言的选择或明或暗地反映“统治者”的旨趣，表现出某领域主导的表述风格。[6][7]
(4)问题的终结。女权主义者认为，所谓“科学问题的终结”是达到“可信性的临界值”(threshold of Convinicibility)。所谓“可信的临界”是指某人对其他理论的态度，它常常表现为忽视、反驳和赞同。另外，它还与某人坚持“己见”的“固执”程度有关。一般来说，女性科学家的“可信的临界”要比男性科学家高。以麦克林托克为例，在生物学共同体都接受正统理论的情况下，她却坚持自己的“转座”学说。不仅如此，她还能“固执”地保持自己的立场以期达到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和说明。[8]再看看华森和克里克，他们在作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时，真正关注的是几位权威的意见，满足这些权威的标准是顶顶重要的，至于自然，则可冷落一旁，无足轻重。[9]
二、科学批评与对女性的建构
对科学中性偏见的揭露，对妇女地位的不平，仅仅是些零碎的谈论。只有对科学的“本质”提出批判，才能真正地了解科学，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女性进行建构。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大致有以下三个流派，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女权主义经验论　该派认为，由男性统治的科学倾向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把客体打入冷室而从不对之“移情”。这无疑就是通常的科学“世界观”。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建构成“优越的知者”(Superior knowers)，女性“知者”的“优越性”出自她们能打通主体和客体。她们倾向于关注客体，倾听客体，理解和“同情”客体。她们不是简单地从客体概括出结论，她们的理解基于差异而不是二元冲突。也就是说她们不将主客体填进权力关系，而是平等相处。因投入很多，故更富有创见；因耐心倾听，故理解更为深刻。麦克林托克就是整合性思维（态度）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开勒指出，量子力学悖论只有更新对客体和自然的态度才能得以解决。悖论存在就表明分裂的“世界观”不可逃避的二难困境。[10]
(2)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该派关注的是“权力关系”。认为科学中的权力(Power)是关键。科学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妇女是“异化的知者”(alienated knowers)。“异化的知者”在认识上有两处优势：其一，女人会使“脑”与“体”更加和谐和统一。科学中的“劳动分化”产生于科学从“手工”向“大机器”的转化，产生于科学的日益制度化和科学知识的商品化。“手”、“脑”、“心（情）”三者的统一能体现出原始科学的批判力，能使科学非异化状态。其二，女人——“异化的知者”——其“被统治”的地位可使她们明察科学中权力关系的机杼，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男性）的盲点。依照异化的知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
(3)女性主义社会批判　这一派把女性建构成“他者”或“被排斥的”。权力对知识来说是根本的，起着决定作用。在权力关系中，男人处在中心而女人在边缘。权力以排除的方式表现，而排除却规定了女性的本质。女性主义者把女人在科学中的地位比做边缘社团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被排除的(excluded)”的女人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妇女被长期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其二是把女人建构成“他者”，因而具有和男人相反的本质——具有反向含义。女人被定义为消极的、感情化的、非竞争的、保守的、非理性及未开化的。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正统价值取向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