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之一，其中又分数路。此派对科学中的性偏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科学的“男性中心”的本质的揭示而建构出科学中女性诸角色。本文旨在对这一流派作一番检讨，并对其主要论点提出批评。
关键词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　性偏见　优越的知者　异化的知者

科学哲学，行至本世纪末，已呈百家争鸣势态。实在论、反实在论、自然本体论态度（NOA）、自然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人们把科学看作一种“话语”，故诸家都可给出自己的解说。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又称女性主义科学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女性主义关注科学话语的结果。此派与罗蒂（F.Rorty）的“后哲学文化”，法因（A.Fine）的NOA以及利奥塔德（Lyotard）的理论彼此呼应，共同构成所谓“后现代科学哲学”。
作为后现代话语之一，女性主义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动。它的立足点是“性别”，所用方法则多借鉴同宗别派，比如西马的“否定意识”和“批判性话语”；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消解及对既定等级秩序的颠覆；哲学解释学对历史文本的“重读”等等。女性主义者把科学看成是“男性中心”的典型领域之一，她们对科学的批判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揭露科学的过程中充满着性偏见（gender bias）； 二是把科学的“本性”建构成“男性的”；三者，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大都是女科学家，懂科学、懂哲学，又有深切的体验。本文试图对这一学派作一番检讨，并对其主要观点作出批判。
　　　　一、对性偏见的揭露
女性主义者把科学的运作过程分为四步：第一是产生问题，第二是实验操作，第三是解释数据，最后是解决问题。她们的研究表明，科学过程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性偏见。
我们首先看看问题的产生。科学研究总是从选择问题着手的，杰克琳（Jacklin）认为这里性偏见随处可见而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承担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而女性在科学共同体内处于“边缘”，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2〕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底层。 底层的研究人员大都从事具体的操作， 其工作很少被人注意。 更为严重的是，1900年左右，美国大学的心理系中，对那些有志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希瑞夫还提醒人们，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某项研究的资助者的兴趣和价值取向限制了科研中对问题的定义。在经济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领域，比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3〕在生物学中， 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
某些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指出，在变量的选择中也渗透着性偏见。在心理学中，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能具体地给予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东西（性别）就被投进一只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了这一可疑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社会学收集数据的一般方法是提问和当面测试。女性主义者敏锐地指出，题目和提问的暗示是男性化的。例如，在心理学中关于成就动机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提出一些具有男性倾向的任务和命令比如军事行为等等，而妇女被文化训练成不适于参与这类事业，故这样的提问就不合理。现在，心理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按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人们不禁要质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前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
哈丁（Hak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4 〕位于低层的“执行者”常从事些洗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在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上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工具是由处于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
科学中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对数据的说明。因此，首先它剥夺了妇女从更广泛的背景去解释数据的权力。科学说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所有的信息都与某种逻辑推演和演算相关。拉特尔（Latour）指出：“中心者的建构需要吸收边缘的元素——这样可以使中心者可以遥控；但又不能全然吸收，否则会使中心地位流失”。〔5 〕居于中心或顶层者，可收获最大量的信息，可具备最广泛的知识背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抽象、概括和综合。有很多人在低层为他们提供数据，而其中大部分是女科学家。对数据提供者而言，数据仅数据而已，它们不能被纳入某个框架，这些人的解释权被剥夺。 例如， 在华森（ 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之前，弗兰克林（Franklin）曾拍摄过DNA的晶体图片，并给出了精致的结构分析。 华森和克里克在看到她的结果后不久，就发表了他们的发现。他们辩解说，弗兰克林无疑善于拍X射线图片，但却缺少解释这些图片的“功力”。〔6〕
其次，这种等级制度还促使处于顶端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及兴趣和偏见去解释。这一点在大脑左右半球思维的性别差异的研究中暴露无遗。布莱尔（Bleier）指出：“虽然麦克高尼（Mcglone）承认不充分的数据基础不能得出结论，但他仍明确地断言大脑西侧思维有性别的差异。”〔7〕金斯波兰尼（Kinsbourne）评论道：“在女权主义的冲击和压力下，许多学者似乎确信，男人与女人之间‘确实’有区别。情况似乎是，如果性差别不存在，他们将创造出一个来”。〔8〕所以， 性差异的概念在大脑研究中被接受并扩展成一个生理学信条。
最后，科学的语言也带有性偏见。布莱尔指出，“脑半球专门化”想说明的是，男人善右脑，而且越专门越好，实际上，脑半球专门化的提法，暴露出其使用者缺少“半侧化”与“视觉空间能力之间关系的知识”。〔9〕如是，性偏见隐匿地混入了科学文本。 因而科学语言的中立性就沦为一纸空话。如社会文本中其它范畴一样，科学术语和语言的选择或明或暗地反映“统治者”的旨趣，或反映某领域主导的表述风格。开勒（　Keller ）声称，　客观性和力之类的性化概念（　gendered conceptions）已经统治了许多科学实践领域。诸如此类的概念还有粘液菌聚集中的起搏器（pacc-maker），神经内分泌学中的“主导分子说”（mastermolecule accounts）等等。〔10〕金斯伯格（Cingberg）写道：“通过对于被排斥在‘科学’之外的妇女活动的全面考察，我逐渐认定，以女性为中心的科学通常被称为‘艺术’，诸如助产术，烹调术、家政术。尽管这些‘术’一直以男性利益为中心，不过我还是确信它们本该令人尊敬地称为助产科学、饮食科学和家政科学。确实，当男人们对这些学科发生兴趣时，这些‘术’便统统更以‘科学’的美名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经被重新表现在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科学模型中”。〔11〕
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科学问题的终结”是达乎“可信性的临界值”。（threshold of cowvinitibility）。所谓“可信的临界”是标明某人对其他理论的态度。它常常表现为忽视、反驳和赞同。另外它还与某人坚持“己见”的“固执”程度有关。在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生物学共同体都接受正统理论的情况下，她却坚持自己的“转座”学说。不仅如此，她能“固执”地保持自己的立场以期达到不同的对自然的理解和说明。〔12〕麦克林托克的“可信的临界”要高于她的男性同事。这时，个体的态度和动机以及对自然的体认都将发挥重大的影响。麦氏对自然持一种不同的态度，她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差别（difference）而非分离（division），故此她能更耐心地倾听“物”和“自然自身”。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了解地里的“每一株玉米”。〔12〕与麦氏相比，正统的科学家（大部分是男性）的“可信的临界”要低得多。再看看华森和克里克的例子，拉特尔（Latour）指出，他们在作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时， 真正关注的是几位权威的意见，满足这些权威的意见是顶顶要紧的，至于自然，则可冷落一边，无足轻重。〔14〕
再看另一个例子。人类的进攻性是否有性别差异？“假小子”式女孩与其男性荷尔蒙的值是否相关？这些研究由爱尔哈德（Ehrhard）作出。在其论文的第1、2节，他谨慎地说，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断言身体的荷尔蒙值对其后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生长过程中父母态度的影响也尚不明确。然而论文写下去，在未改进实验基础的情况下，他就武断地称荷尔蒙对“双性行为”产生了影响。整个程序似乎是这样：首先他们说得出某一结论是困难的，还有许多研究要做。而后他们说，他们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最后，他们甚至会说，结论中所说的是众所周知的，既成的事实。这样，这一结论就成了后继的研究者的事实基础，成了前提。〔15〕布莱尔总结说：“过分的专业化和技术上的精致化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能懂其它领域的技术和数学基础，科学家总是抓住能纳入自己框架的东西”。〔16〕总之，对说明，对科学理论的取舍是基于某些因素而非所谓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性似乎由广泛的“公意”、“共识”所建构。这正是罗蒂所谓的协同性决定客观性。
　　　　二、女性在科学中的角色
在科学中，女性的角色是分裂而尴尬的。大致可从两方面去看。其一是女性科学家的地位，其二是女性作为科学研究之对象。
首先谈女科学家的地位。公认的观点是，科学中妇女相对少，科学长期拒绝女人，科学中女人地位相对低，女人是“执行者”、“边缘者”，而男人是“指令者”和“中心者”。这种性别分离随不同的科学领域而易。“性隔离”（gender-segregation）造成以下三点结果：〔1 〕女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被低估。这还将引发恶性循环，妇女对科学望而怯步。（2）选择科学问题时忽视与妇女相关的内容。（3）剥录了她们对数据的说明权。
哈丁认为，性别的社会化（gender sociligation）和性别定型（gender sterotypeing）系统地阻碍妇女而鼓励男子从事诸如科学、 数学和工程等事业。〔17〕而根据罗丝托尔（Rossiter）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科学领域内妇女就业情况与“外围（outside）社会”劳动就业情况相仿。罗氏指出：“变化迅速的领域缺少高素质的劳动力，男人对这些领域兴趣不大，原因是他们会体验到停顿不前和低期望值，故这两种情况都留给了女人。”〔18〕另外，男性科学家还敌视已婚妇女的加入，他们的借口是，妇女从养家糊口的男人手里抢饭碗。而细究之下又不难看出，男人“养家糊口”的地位正是性社会化的沉疴之一。总之，科学中男女就业机会、职业质量是不平等的。
性隔离”还会影响女科学家的自我意识。史密斯（Smith）指出：“妇女以个体介入科学，不“代表她们的性别”。〔19〕由于科学是由男人统治的，进入科学的少数女性个体被视为“他者（other）”而非“自我（self）”，他们必须强迫自己去遵守科学规则。这样她们的意识就会一分为二：其一是作为中心的自我以及其真切体验。其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模式。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女人被认为是更接近“自然”，而男人则接近“精神”。故此，女科学家常常从外部去观察自己（以他者的目光）。作为一个女科学家，她既是操作者又是被操作的对象。她的体验和对这些体验的社会化的“表述”之间存在严重的分裂。女人，一旦进入科学，无不时刻承受这种分裂，她成为一个异化的探索者。这种异化最戏剧化的表现是某些女科学家处理有关女性的问题。她们所得出的结果可能异于男性科学家，但女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与男人与对象的关系相同。作为“主体”的女人和作为“客体”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某种分异的、异化的意识。这实乃“文化”（男性统治的）对女性体验的侵略，结果是，科学理论不断扩张而女人的“经验”则被驱逐出知识的地平线。
总之，女性是性别社会化、性别定型化和性隔离的牺牲品，这是权力关系的必然结果。无论从具体还是从抽象意义上说，科学是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是男性的（masculinenature）， 这恐怕是说得过去的。
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将女人的经验作为研究的对象。史密斯说：“进入科学理论的世界，就意味着进入由男人创造的话语，并且该话语组成了主体和客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如果没有揭示出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进入话语的女性研究者将无法意识到她们的意识是由话语所制约的。”〔20〕
　　　　三、科学批评与女性的建构
对科学中性偏见的揭露，对妇女地位的不平，仅仅是些具体的谈论。只有对科学的“本质”提出批评，才能真正地了解科学，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女性进行建构。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大致有三个流派：其一是女性主义经验论，其二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其三是女性主义社会批评。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各自的看法。
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男性统治的科学倾向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把客体打入理论框架的冷室而从不对之“移情”。这无疑就是通常的科学“世界观”。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建构成“优越的知者（suptrior knowers）”。女性“知者”的“优越性”出自她们能打通主体和客体。她们倾向于关注客体，倾听客体、理解和“同情”客体。她们不是简单地从客体概括出结论，她们的理解基于差异而不是二元冲突。也就是说，她们不将主客体填进权力关系，而是保持平等的关系。因投入很多，故更富有创见；因耐心倾听，故理解更为深入。麦克林托克就是整合性思维（态度）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开勒指出，量子力学悖论只有更新对客体和自然的概念才能得以解决。悖论存在自身表明分裂的“世界观”不可逃避的二难困境。〔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