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认识论免遭笛卡尔主义的危害。笛卡尔主义从怀疑一切开始，走向教条主义，又导致怀疑论。皮尔士使我们免受全面怀疑的清洗，又能避免教条主义。
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的第一个推断是：哲学（知识的重建）不能从全面的普遍的怀疑开始，不预设一些以前取得的、我们不怀疑的知识，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新知识。全面怀疑也是心理学上不可能的。我们进行研究或探索时，已经有了一个信念网，其中有的信念是以前取得的，我们没有想到要怀疑它们，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可怀疑，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皮尔士把已经有的知识叫做“成见”（prejudices）。这个词一般含贬义，但在皮尔士哲学中它不含贬义， 而是知识的进步所不可缺乏的前提。这个词在皮尔士哲学中的用法与几十年后在解释学中的用法是非常近似的。
皮尔士说：“我们不能从全面的怀疑开始，当我们进入哲学研究时，我们必须从我们实际上拥有的一切成见开始。这些成见不能被一个条条赶走，因为它们是我们没想到去怀疑的东西。所以，初始怀疑（全面怀疑）不过是自欺欺人，不是真正的怀疑；……我们不要在哲学上假装怀疑我们内心里并不怀疑的东西。”（〔1〕，p．256）
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的第二个认识论的推断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所讨论的，不是作为个人主观必然性的知识，而是作为客观有效性信念的知识。知识是社会性的，认识是一种社会活动。知识不在于任何个人的主观确实性感觉，而在于研究者共同体的共识（consensus）， 要根据它承受公共批判的能力来判断。“在科学中，人们达成一致。一个理论提出之后要经过试用（检验），直到达成一致。达成一致之后，确实性问题就多余其事了，因为没有人怀疑它。个人没有理由指望获得我们所追求的终极哲学，我们只能作为哲学家共同体追求它。”（〔1 〕，p.265）皮尔士主张常识主义，因为常识不是怀疑一切的， 而总是带着一个成见网。同时他又主张可误论，每一个信念都可能受到批判，所以他的常识主义是批判的。可误论、常识主义和共同体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伸出科学知识进化论。在这方面，皮尔士是与波普站在一条线上的。皮尔士的进化认识表现为他关于真理与科学方法的观点，这也与波普很相似。
三 科学方法与科学进步
皮尔士于1877年在《普及科学月刊》上发表了“信念的确定”一文，这是“科学逻辑解脱”系列的第一篇，阐述了他关于科学方法的观点。
“信念的确定”一开头，皮尔士就采取了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人是动物界的一员；人的行动是一种生理操作，指向有机体对环境的最佳适应关系。科学是人的一种活动，因此是一种适应形式。当然，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它有其特殊内容。皮尔士说，研究就是为结束怀疑、获得信念而斗争。（〔1〕， p．374）所谓信念，就是我们认做真理（实际上不必是真理）的知识，往往是用命题表达出来的。皮尔士否认没有符号的思维，因此一切信念都要采取符号形式。获得信念，怀疑就结束了，研究也就告一段落。怀疑和相信（信念）是两个心理学范畴。这种研究活动也可以用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状态来定义。信念（相信）是我们的行为受稳定的习惯支配时所处的状态，是“我们在一定场合将采取一定行动方式的状态”。（〔1〕，p．373 ）怀疑是一种不安定状态，习惯破坏了，实践活动受阻碍。但这种状态又刺激我们采取行动以消除不安，由于信念是人们准备依照着行动的东西，是潜在的实践活动，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所以信念服从自然选择。
如果把研究活动看做有机体的适应过程，那么评判各种研究方法的依据就是它们在消除怀疑、建立信念方面的实际效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最适应的方法。最适应的方法在同其他方法的长期竞争中能促进研究者适应环境，因此能生存下来。皮尔士认为科学方法最适应环境，所以比其他方法都优越。
皮尔士把现有的研究方法或确定信念的方法归纳为四种，即守成方法、权威方法、先验方法、科学方法，并对它们的进化适应性进行了逐一的分析。
守成的方法（method of tenacity，或译做固执方法）是一种个人方法：顽固地相信已经相信的一切，不论环境如何，拒绝对已有的信念作任何改变。这种方法在短期内可以保护信念的稳定，但显然不适应环境。“社会冲击着它，采用它的人会发现其他人同他想得不一样。在比较明智的时候，他会想到，别人的意见不比他自己的差。这就会动摇他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定态度。……除非我们隐居世外，我们相互之间在意见上必然相互影响。因此，关键是如何由共同体而不是由个人来确定信念。”（〔1〕，p．378）权威方法就是让国家立法规定一切信念， 进行系统的灌输，使人民不知道任何引起怀疑的事情，惩治那那些散布不同观点的人。这种方法在古埃及和中世纪的欧洲实行过，在有些地方曾经很有效。但是，这种方法不会长期有效，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就所有的问题给公共意见立法。对于许多问题，个人一定会用不同于官方规定的方法形成自己的意见。而且，当不同的共同体相互接触时，一部分人会发现，同一方法在不同的共同体中产生对立的意见，因而产生对权威方法的怀疑。先验方法又叫做理性方法，指笛卡尔主义的方法。闭塞理性方法的人主要是哲学家，他们只相信理性或逻辑，从纯理性的观念出发理行推理，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先验方法没有产生持久的一致观点，因为每一代人都从自己的理性找到了不同的东西。而且，理性主义者总是远离经验事实。所以这也不是一种产生长期稳定信念的有效方法。
第三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缺陷，它们导致的信念不是由事实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生命短暂的个人、由集体偏见决定的。稳定的信念必然由稳定的东西来决定，这种稳定的东西只能是外部实在。“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我们的信念不是由任何人为的东西决定的，而是由外部持久性——我们的思维影响不了的东西——来决定。”（〔1〕，p．384）
科学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它的根本假定是……这样：存在实在的事物，其特性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见；那些实在按照有规则的规律引起我们的感觉。虽然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同客体的关系一样各不相同，但是利用知觉的规律，我们能通过推理确定事物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任何人，如果有足够的经验，作了充分的推理，都会走向那唯一的真结论。”（〔1〕，p．384）皮尔士所提倡的科学推理叫做假说推理（abduction）。面对环境提出的问题或可疑的信念，我们通过研究提出理论或假说。新的假说是新的行动方案，如果它导致失败，则被反驳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假说；如果它导致成功，则通过了考验，我们的信念得到了暂时的确定。这种假说推理是皮尔士所说的科学方法的主要内容。皮尔士的科学方法与后来波普所说的猜测与反驳法基本相同。皮尔士早就指出，我们从反驳比从证实学到更多的东西。正是通过形成错误意见并使它们受到经验的检验，我们才逐渐接近真理。积极的科学家“喜爱极不可信的假说，并暂予推崇。他为什么这样做？就因为任何科学命题总是易于受到反驳并一荣即衰。……最好的假说，即最受研究者欢迎的假说，是这样的假说：如果它是假的，它最能痛痛快快地受到反驳。这比貌似可信之类的小优点有价值得多。”（〔3〕，p．120）皮尔士相信， 每一个错误的假说，如果受到彻底的科学检验，或早或迟会被反驳。与观察相“符合并不证明猜测是对的；但如果猜是错的，终究要现原形。”（〔3〕，p．121）正是由于对科学结论采取批判态度， 科学家才不断地进行实验检验，从而日益接近真理。假说推理的后一部分是从假说推出预测并对预测进行实验检验，皮尔士称为归纳法。这种归纳的合理根据在于它有自我改正的倾向：“我们也不要忽视归纳过程的自我改正的常在倾向，这是它的本质，这是它的奇迹。它的结论的可几性（proba bility）仅仅在于，如果所寻求的真值率没有达到，归纳过程的扩大将导致更近的近似。”（〔5〕，p．729）所以， 科学方法从长远的观点看将把我们逐渐引向真理，引向“符合那独立于思想的东西，或者说独立于任何人的意见的西东”；（〔1〕，p．211 ）引向“抽象陈述与理想极限的一致，无穷的研究将会使科学信念日益接近那个极限。”（〔1〕，p．565）
有一些学者认为，皮尔士采用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前三种方法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根据其产生稳定信念的效力来评判的，而第四种方法是根据它同真理的关系来评判的；前者是描述的，后者是规范的。至少，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进化是没有预定的目的的。这种对皮尔士的看法并不恰当。首先，皮尔士从进化的角度对四种方法作了统一的评价；其次，虽然生物进化没有预定的目的，但研究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皮尔士从未原原本本地搬用达尔文理论，从未把达尔文进化论看做人的认识进化的完全解释。给知识的进化引入一个规范的目标之后，其他方面还是可以按进化论的精神来说明的：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生物，它能有意识地、反省地适应环境。如果真理性的知识最有利于人的生存，那么，最终能导致真理性知识的方法就是最适应的方法。波普的科学哲学走的是皮尔士的道路，而库恩反对知识进化有目的，因而取消了真理这个概念。
皮尔士后来（1908年）评述1877年的文章时说“此文第一部分……旨在说明，如果真理就在于满足，那也不是任何实际的满足，而必定是最后找到的满足。”（〔1〕，p．485）在这之前（1902）， 他谈到用炮火和利剑保卫某种意见进说：“随着文明和启蒙的进步，这种思想风格会减弱，因为自然选择反对它，它就破产了。”（〔15〕，p．149）
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方法的独特优点是，继续使用它将使我们能改正短期风犯下的错误。短期而言，即在我们生活和行动的世界，这并不是安慰，科学方法使我们犯的错误并不少。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必须获得最佳知识。没有特别的理由表明目前科学的结论比其他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可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依赖科学方法，但没有特别的理由依赖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与宗教信条或道德信念相冲突，并不拥有独特的权威性。我们在使用任何方法确定信念之前，已经有了许多信念，其中有一些我们还没有理由怀疑，有一些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如果我们要在两个相冲突的信念之间选择一个指导行动，那么我们理当选择可疑程度更低的信念，而它不一定是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而且，按照假说推理的逻辑，只有反驳是确实的，而且预测的成功并不表明一个假说是真的。因此由科学方法得出的暂时性的结论不一定比其他信念更正确。
不过，皮尔士首要关心的是纯认识，即科学研究。他不想把知识的实践用途问题牵扯进来。科学研究虽然也是人的一种活动，但是一种特殊活动，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研究的实验活动是超出了任何利害考虑的。在实验室里，研究者乐意接受任何实验结果，因此他对信念总是持批判态度。而生活世界中的行动不仅依赖于确定的信念，而且还要坚持行动信念的真理性。皮尔士说：“对于科学，没有什么要命的事情。因此他接受的命题至多只是意见，它们全部是暂时性的。科学家全没有嫁给他的结论。他不为那些结论担风险。他随时准备在经验反对它们是抛弃一个或全部信念。……但是在生存问题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行为，我们的行动要依赖的原则是信念。”（〔3 〕，第635页）
这样，皮尔士在纯科学和实践应用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一方面，他力主研究的自由，使科学研究走它自己的永恒发展的道路，不受社会、政治和宗教的阻碍。一旦科学被看做达到实践目的的手段，宗教和政治权威就会拿科学来为自己的特殊目的服务，这就会威胁到科学的自由和进步。另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无权给宗教信仰立法。科学是通过大胆而高度不确定的猜测进步的，而信仰和道德关照生存问题，需要有一定的确实性和可靠性。但皮尔士并不认为宗教可以永远不受科学的干涉，否则就会阻碍研究道路。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由科学回答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预言在宗教问题上应用科学方法的结果。在久远的将来，宗教将被科学所取代，或者得到科学的论证。但现在还说不准是哪种结果。此外，我们必须根据最可靠的信念来行动，而不是按最有前途的科学猜测来行动。
【参考文献】
〔1〕《皮尔士文集》英文版第5卷。
〔2〕纽拉特“记录句”，载《认识》杂志，1932年第3期。
〔3〕《皮尔士文集》英文版第1卷。
〔4〕《皮尔士文集》英文版第7卷。
〔5〕《皮尔士文集》英文版第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