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发展也是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的发展，是可误论不断加强的过程。而早在逻辑实证主义之前，美国科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就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的科学知识理论。虽然皮尔士仍然把真理看做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绝对正确的知道，但他认为没有任何基础保证我们现有的信念是真理，我们的一切信念都可以受到批判或反驳。皮尔士彻底批判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基础主义，提出了反基础主义的科学知识理论。这种知识理论经过20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和整个认识论的主流。
【关键词】基础主义/反基础主义/可误论/科学方法

【正文】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 ）是一个逻辑学家、职业科学家和数学家，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也是反基础主义和可误主义的认识论的创始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意义理论，而不是一种认识论或科学哲学。尽管皮尔士同他的前辈一样把真理看作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他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基础保证我们现有的知识是真理，我们的一切信念都可能是错误的，可能受到批判。皮尔士彻底批判了以笛卡尔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基础主义认识化，创立了反基础主义的知识理论，这种知识理论经过20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和整个认识论的主流。可以说，在认识论上，皮尔士走到了他的时代的前面。
　　　　一　反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现代认识论的主流。在笛卡尔主义者看来，认识论的根本任务是要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以便在它的上面建立起整个人类知识的建筑。只要基础坚固，人类知识的真理性或正确性就有了保证。笛卡尔的主张是先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不容怀疑的第一原理，这就是基础。然后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则推导出一切人类知识。逻辑推理是从必然真的前提推出必然真的结论。这样，只要认识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有效的逻辑工具，整个人类知识就是绝对无误的。休谟怀疑论有着与基础主义同样的出发点；知识是一座需要坚实基础的大夏。由于找不到这样的基础，休谟绝望了，得出了怀疑论的结论。
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这种说法是一个来自建筑业的比喻。这个比喻的根本弱点在于，如果基础不稳固或者发生了动摇，整个知识大厦就可能垮掉。于是，笛卡尔主义者建筑人类知识的任务集中到一点：什么样的知识能够成为第一原理？我们如何达到绝对可靠的第一原理？休谟和贝克莱有力地论证说，如果人类知识是一座建筑，那么它是建在沙地上的，随时会倒塌。
皮尔士承认贝克莱和休谟的论证是有效的，但既不接受其前提，也不接受其结论。皮尔士认为，我们事实上拥有知识，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把知识看做一种从基础开始并依赖于基础的建筑，这是一个很坏的比喻。取消建筑比喻导致了20世纪两个有深远影响的认识论论断。第一个论断是反基础主义：既然知识不是建筑，所以认识论不必去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个论断是可误论：由于知识并非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大厦，所以人的知识总是可误的。
在基础主义看为，知识是由命题构成的静止的体系，就像一座建筑，即使没有完工，以后的事情也只是添砖加瓦，建好的部分是不用改动的。而在皮尔士看来，知识是一个动态的研究过程（Process of　inquiry）。所谓研究，是指一切人类的认识活动， 因此皮尔士把他的认识论叫做关于研究的理论。皮尔士把研究过程比做走向真理的长征，长征的目的地是真理，真理是长征要到达的无穷遥远的目的地。在长征途中，我们的脚下决不会有坚硬的石板路，我们的脚下是沼泽。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茫茫无际的沼泽总是有些地方能承得起我们，这是我们唯一能取得的确实性。正是由于基础脆弱，我们被迫往前走，不断地接近目标。只有怀疑和不确实性才促使我们寻求新的知识。这就是皮尔士的长征比喻。按照这个比喻，只要我们脚下有了一块比较坚固的土地，我们就想停下来休息。一旦脚下的土地承受不住了，我们又得往前走。这种寻找坚固路面的活动是无休止的。皮尔士说：“科学并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岩基上的。它走在沼泽上。我们只能说，这块土地现在还结实，我们要停在这里直到它开始动摇。”（[1]，p．589）
皮尔士用沼泽地上的长征这个新比喻取代了基础比喻，从而使认识论的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皮尔士之后，许多哲学家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知识问题，不过其中有一些并不知道皮尔士的工作。这些反基础主义的哲学家中有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纽拉特、夏皮尔等，当然其中有的反基础主义还不够彻底。纽拉特有一个近似的比喻：科学家就象水手，他们必须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里修理他们的航船。他们没有码头可以停靠。修理过程中，船上的每一块板材都是可以抛弃的，但不能同时抛弃所有的板材。〔2〕皮尔士和纽拉特的两个比喻的寓意是一样的； 我们不要能走出我们的实际知识的边界，找到一个类似于阿基米德点的东西，使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可以根据这个阿基米德点来论证和评价。我们能找到的观察点（立足点）是我们的实际知识的观察点，它同其他实际知识一样具有不确实性，经常与意外的、棘手的经验发生摩擦。在当代，这种主张的最知名的代表之一是蒯因，纽拉特和皮尔士都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抛弃基础主义在认识论上有两个重要意义。笛卡尔主义寻找可靠知识的绝对保证的希望破灭了。以后，认识论再也不必去寻找那种保证。第二，我们同时又不陷入休谟的怀疑主义。只有接受基础比喻之后，找不到基础才导致怀疑主义。如果我们没有独立的观察点来论证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独立的观察点可以成为我们否定整个知识体系的依据。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的观察点是由我们实际上拥有的知识提供的。在这个知识框架之内，我们可以个别地批判或否定这个或那个信念，但我们不能跑到这个框子外把我们的知识全部否定掉。整体怀疑论（普遍怀疑、怀疑一切）同绝对确实性一样不可能。皮尔士提出了一种既非绝对确实性、亦非怀疑论的知识观：非教条的实验态度，他称为可误论或“批判的常识主义”。这不是对前两种主张的折中或调和，而是对它们彻底否定。
“主体”概念是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核心，笛卡尔称之为“心灵”。他论证人的心灵具有一些特殊的能力，这种特殊能力就是心灵对自己具有清楚明确的知识，心灵的自我认识是人类知识的来源和保证，是人类知识的基础。皮尔士于1868年在《思辨哲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关于人的几种能力问题”、“四不能的某些推论”集中反映了他对笛卡尔主义的态度。第一篇文章逐一驳斥了笛卡尔赋予心灵的七种能力，第二篇文章集中论证心灵没有其中四种能力。“1.我们没有内省的能力，一切关于内部世界的知识都是我们根据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作假言推理得来的。2.我们没有直观能力，每一认识都是由以前的认识逻辑地决定的。3.我们没有不用符号进行思考的能力。4.我们没有关于绝对不可知物的观念。”（〔1〕，p．265）
第一个论题说，个人关于他自己的内在意识世界的知识，并不存在特殊的来源。笛卡尔把“我思”看做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最初的、最基础的出发点，我思的知识或心灵的自我认识比其他知识直接可靠。皮尔士认为，虽然心灵具有自我知识，虽然这种知识是很可靠的，但是，这种知识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基本的。皮尔士论证说，儿童在获得了较高语言技巧、学会了大量的关于外部世界事物的名字之后，才学会“我”这个词；儿童在意识到有意志（Will）和情绪（emo-tion）之后，才意识到有一个具有意志和情绪的自我。例如，儿童开始可能相信火是可以用手去摸的。他用手去摸火，结果挨了烫，于是他意识到了错误和无知。但是，犯错误的不是火，火本来就是烫的。最后，这位儿童才认识到有一个犯错误的自我。一切关于外部事实的知识都表明有一个有思维、有感情的自我。“对于我成年人的心灵，他自己的存在得到其他一切事实的佐证，因此比那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个要可靠的多了。”（〔1〕p．237）因此自我知识既不是根本的，也不是绝对确实的。 由于它们是根据我们的外部世界知识推演得到的，所以一方面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一样可靠，另一方面不比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更可靠。
笛卡尔认为，心灵具有直观能力，即通过直接的直观得到知识的第一原理、不需要任何前提的第一前提。这就是说，认识要从零开始。皮尔士说，每一认识都是由以前的认识逻辑地决定的，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没有任何不可动摇、不能批评的信念。因此心灵没有直观的能力。笛卡尔主义的一个根本的错误是种下了怀疑论的祸根：如果找不到第一原理，结果就是怀疑主义。笛卡尔的对手经验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经验主义的第一原理不是理性的直观，而直接的感性知觉。这两种基础主义都是皮尔士不能接受的。他主张第一原理的假定没有根据，也不是知识的进步所需要的。
心灵的“我思”或直观意味着最基本的思想是没有语言的思想。皮尔士指出，心灵没有这种不通过符号进行思考的能力。所谓符号，指一切有意义的东西或能表达意义的东西，皮尔士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论证。第一，没有可以设想的反面证据。要想反驳这一论题，你必须找出一种没有符号的思维。这样，你就必须陈述那种思维，必须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凡是能明确辨认的思想都支持这一论断。（〔1 〕，p．251）第二，符号之为符号，必须是可解释的，因为它有意义。如果我们要掌握一个符号的意义，我们只能找出另一些符号，如果我们是通过符号进行思维的，我们就不能越出符号之外。这一论题在现代哲学中具有极为突出的地位。由于我们只能通过符号进行思维，所以意义问题或解释问题成为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问题。“语言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当代意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思想的内容受制于说话的方式。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剪接”、切割世界，因此不同的语言意味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三国演义》中讲到吴国使者张温与蜀汉学者秦宓的舌战。秦宓用《诗经》中的话来论证天有耳、有脚，还说天有姓：天姓刘，因为“天子姓刘”。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由汉语的语言特性决定的。不同观点、理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比较评价必须通过语言的翻译来进行。翻译的可行程序决定了比较评价的可能性大小。由于这个理由，蒯因的译不准原理才是对基础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沉重打击。
这三个论点可以相互加强。按照皮尔士的推理学说，结论不应依赖于一条单一的演绎链，而依赖于一系列平行的推理链，形成一条粗壮的推理缆。也许其中的每一根链单独看来都很弱，不能使结论很可靠，但它们集结在一起相互加强，能使结论很有力量。（〔1〕，p． 265）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用过类似的比喻。）在这三个论题中，第三个与第二个相连结并加强第一、第二个论题。它对第一个论题的强论是：不存在纯私人的知识来源。任何语言（符号的使用）都预设了一个能使用和理解同一些符号的主体集团——共同体，每一个符号只有是互观（intersubjectively）可解释的，才能成为符号。 如果任何思维都必须采取符号的形式，那么就不存在纯私人的内在知识、不存在不能由共同体给予证实和纠正的内省信念。第三个论题也加强第二个论题。第二个论题预设了一切知识都要采取推理的形式，因此要采取符号链的形式。同时，第三个论题表明了知识的间接性：关于事物的知识要以指示那些事物的符号为媒介。因此，不存在直接的、不可误的知识，不存在知识的基础。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是强调共同体，这是后来库恩的科学哲学和解释学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可以说，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是客观性的唯一可能的形式，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客观性。第二点是否认私人语言的可能性，这与后期维特根斯坦一致。现代主义哲学导致私人语言的可能性，而当代的哲学大都认定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
　　　　二　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
在1897年手稿中，皮尔士对他的可误论做了如下概述：“有三个东西我们是毫无希望通过推理获得的，即绝对确实性、绝对精确性、绝对普遍性。”（〔3〕，p.141）1910年他又说：“我不承认我们知道任何具有绝对确实性的东西。”（〔4〕，p.108）归结起来，可误论是这样一个论题：我们的知识体系中的每一个命题或信念都不是绝对确实的（或者说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可能也可以受到批评和修改。
有人也许马上会举出一个反例：2＋2＝4。皮尔士回答说， 谁要是当真怀疑这个命题，那他一定很蠢；但是，他若是断定我们绝对确实地知道2＋2＝4，那就更愚蠢了。我们常犯加法错误， 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再发生。2＋2＝4只算过有穷的次数， 我们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没回答说，这种说法意味着某个数N是足以产生确实性的最小重复次数。 这等于说，重复N－1次我们还没有绝对确实性，再重复一次就有了。这显然是荒诞的。
同时，皮尔士又说，他一点也不怀疑2＋2＝4。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这正好说明我们并不是只有基础主义和怀疑论两条路可以选择。我们现在一点也不怀疑某个命题并不等于那个命题永远不受怀疑。任何命题都可能受到怀疑，但怀疑任何命题都要有具体的理由，这是可误论的思想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