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在古希腊早期体现为承纳存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体现为追求知识的神圣的生活方式，在中世纪则由上帝规定着。它们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由人自身决定，而是另有所“本”。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的本质逐渐由人自身规定，人自身就是人的“本”。而且人自身还成为一切存在者的根据，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最高的目的，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准则。
普罗泰戈拉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他的人是指具体的人的存在。人的具体的存在是对存在之无蔽状态的限制，这种限制性的“尺度”承诺“存在者的遮蔽性及存在者的在场或不在场面对任何决断都依然保持着的岿然不动性，也同样承诺持久在场之可见外观在决断面前的岿然不动性。”11 近代的人则建立起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必须服从的强硬的尺度。希腊人作为“尺度”表明了人的有限性和存在的无限性，而近代人作为尺度则表明了人的无限性和存在的受限制性。
人的无限性使人成为主体，存在的受限制性使万物成为对象。“主体”一词在拉丁语中是subjectum，它是对希腊词hypokeimenon的翻译，意指载体和根据。Subjectum可以指称一切存在者。任何存在者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是subjectum，主体。但是，在人的解放的背景下，笛卡尔使人变成了唯一的主体。
三、笛卡尔哲学与近现代科学的产生
1. 我们如何确定自身与它物的存在呢？人的思维活动清晰明白地表明了人的自我的存在，思维和意识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它保证了作为思维和意识的主体（载体）的自我的存在。自我这个subjectum首先被确定下来，它的存在和如何存在也构成了其它一切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示范。因为其它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标准就在于，它们是否象自我的存在及存在方式这样清晰明白，亦即是否具有自我这样的确定性。
人对其它事物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思维必须同时担当起确定其它subjectum的重任。在笛卡尔时代，思维早已不再是与存在共属一体的对存在的承纳和应和。思维即理性活动，亦即表象(representing)。表象不是对在场者之在场(presenting)的直接领悟，而是在场(presenting)的一种变式，是对在场者的把握和掌握，是把存在者限定到面前来并对之发动进攻，是从自身出发并以自身为根据向着被限定到面前的存在者领域的进发。在表象中，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被限定到面前的坚固地站立着的对立物，即对象（object）。因而，表象就是进攻并控制存在者的对象化(objectifying)。“表象就以这种方式把一切共同逐入被如此赋予对象性的统一体中。”12
自我通过表象活动使一切纳入其视野的存在者对象化了，存在者在对象化中得以确定。在这种确定过程中，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存在者作为自我的对象而存在着。不具有对象性的存在者，即没有被对象化的存在者，因其没有被表象而不具有存在的特性，亦即是不存在的。这样，其它的subjectum 就不再是subjectum了，因为它们的根据不在自身，而在于自我。它们只能是对象、客体（object）。原来宽泛的subjectum现在专指作为自我的人。人成为别具一格的优越的subjectum，并因而成为唯一的主体（subject）。笛卡尔使subjectum分裂为 subject和 object，导致了主客的二分和对立。这种二分和对立既是近代哲学的特征，也是近代的时代特征，并同时构成近代科学赖以产生的基础。
2. 万物作为对象，由人确定其是否存在及如何存在，人作为主体就成为万物的中心和尺度。但只有存在者的存在及存在方式具有可靠性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主体的中心地位。表象着的自我在实施对象化的过程中要求着可靠性，并指向可靠性，“这种可靠性就在于，有待表象的任何事物和表象自身一起被逐入数学性的idea的清晰明白之中并凝聚在那里。”13
自我作为主体在表象存在者时只有通过数学的计算才能使存在者的存在得以真正确定。只有预先计算出存在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种种状态，才使存在者真正成为可靠的对象。计算是理性思维的本质所在，主体的表象方式就是去计算事物，表象活动的对象化过程就是数学的计算过程。如此这般通过计算思维而使存在者的存在在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就出现了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把对自然的研究变为固定的程序，预先要求着一种基本的敞开区域。通过对存在者的筹划（projection），研究程序就依附于并固执于这个敞开区域。数学因素是这个敞开区域的基本特征，特定的时空观、物质观和运动观是这个敞开区域预先规定的基本框架。对于任何事物，都必须从这种数学性的基本框架出发加以认识。这种数学性的基本框架使得对自然的认识具有严格性和精确性，使得自然在测量和计算中被表象。
近代科学的敞开区域预先规定的基本框架决定了近代科学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数学的方法。我们常说实验和数学是近代科学的两大基础，但近代科学的实验本身就是数学的，它是在基本框架的指导下，由数学因素要求出来的，因而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实验”。罗吉尔•培根的“实验”不属于近代科学，因为它不是数学性的。
数学因素的优势地位在17世纪正式确立起来，制造出主客二分的笛卡尔同时也赋予近代科学以数学本质。在笛卡尔那里，数学是指广义的数学理性或数学因素。它是普遍的、决定性的学科，“是一切学科的源泉”14 所以数学成为理性的代名词，理性就是数学理性或数学因素。它集中体现于对公理化知识的欲求之中。笛卡尔说：“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必要的。”15 而“全部方法，只不过是：为了发现某一真理而把心灵的目光应该观察的那些事物安排为秩序。”16 这种排序就是使之公理化，亦即首先确定最高的第一性的公理，然后从中引出各种事物的存在和属性，引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数学因素不仅仅体现于一般的科学方法之中，它注定要转化成实在的数理规律，成为人和其它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规定。只有数学性的实在才是可以接受的真实的实在。主体对事物的表象因数学因素而使事物的对象化得以实现。
数学因素的本质就在于预先开启一个事物在其中现身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公理性地筹划出对事物的设定，敞开事物的基本轮廓，并以此为尺度界定所有事物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确定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数学因素导致近代狭义数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使之应用于其它近代科学之中。实际上，“近代自然科学、近代数学和近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源。”17
数学因素作为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在伽利略那里得到最终的定形，在笛卡尔那里又获得形而上学的形式，在牛顿那里则发展出完整的科学形态。牛顿力学作为数学因素在近代科学中的首次完整体现，标志着近代科学的正式产生。在牛顿定律的发现以及被确立为基本定理的过程中，“包含着一场革命，它属于人类思想的最伟大革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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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思想的开端到近代，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从建基于存在者的自行公开、自身涌现，亦即与存在的源始协调，到“观看者的生活方式”，亦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粹求知方式，最后变成主体性的生活方式，亦即主体以自身的数学理性表象事物的对象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事物或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同步的根本性变化：从“存在”，physis, phainesthai到idea, hypokeimenon，再到被主体对象化的对象。这样的变化过程就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历史。
注释：
1、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又收入吴国盛《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沈阳）1998。
2、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第135页。
3、5、11、12、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143, p143, p147, p150.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第1页。
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597页。
7、10、Martin Heidegger, "Science and Reflection",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p163-4, pp165-6.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第117页。
9、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
13、Martin Heidegger，“The Word of Nietzsche：‘God Is Dead’”，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Harper Row, 1977，p89
14、15、16、笛卡尔：《探索真理的指导原则》，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第16、13、21页。
17、18、Martin Heidegger, "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 1993, p296, p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