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对旧的科学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科学主义面临着困难的处境。在这方面首先对科学主义提出有力挑战的主要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蕴含的思想与科学主义相悖。正如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把时间、空间、质量、速度视为绝对量一样，科学主义也是把科学的一部分乃至全体绝对化，使它成为一个不可超越的绝对参照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试图把参照系、主体或客体绝对化的作法。这一理论认为时间、空间、质量等都不是绝对量，而是相对于一定参照系的相对观测值。爱因斯坦的结论是通过下述过程推出的(简单表述)：
前提1，物理学定律在所有惯性系中是等价的，不存在任何一种特殊的惯性系；
前提2，在所有惯性系中，自由空间中光速具有相同的值C。
由此推出洛伦兹变换式：
(1)式和(2)式的解读是：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空间量度和时间量度都是不同的(L’＜L和Δt’＞Δt)。所以，时间、空间都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而言，都是一种相互关系。时空是相对于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而得到的量度，不存在能超越所有参照系的全知全能的认识主体。所有的认识主体必须相对于他的参照系来讲话。参照系变了，话语也应改变。按照这一科学理论，绝对参照系与绝对主体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量子物理学得出的基本原理也与科学主义的观点相矛盾。测不准关系表明，主客体绝对分割，或主体与参照系绝对独立以求知识绝对客观化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根据这一原理观察到的量子世界的现象是和测量装置以及观测人的作用密切相关的。测量时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不可避免。所谓科学能够摆脱认识主体的影响，从而达到纯粹客观真理的看法已为测不准原理所推翻。
测不准原理包括两个部分：
对于1式，若ΔX＝0，则ΔPx＝∞ ；若ΔPX＝0，则Δx＝∞。即若x精确地测量，则动量Px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例如，我们试图精确确定一个“点”粒子的位置，为了看到这一电子，我们必须将它照明，因为观察者见到的实际是被电子散射的光量子。当我们照明电子时，由于康普顿效应，电子被反冲得不能完全测定。若不照明它，我们又观察不到它。所以，正是观察电子这一动作干扰了电子本身。主体发出的动作与客体的性质不可分，两者之间总存在一种不可确定的相互作用，这就是测量过程中的测不准原理。 这一原理肯定了主体的观察方式对客体性质的影响和作用。
波尔就此发挥提出了互补原理。他提出由于人们的观察方式不同(注意，这与相对论的参照系意义相同)，因而得到的对客体的观点也不同。不过，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语言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补的。经典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的语言都是合理的必要的，科学的语言与其它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对话也都是合理的。这样，就不同的参照系、不同的观察方式而言，就有不同的、然而是同样合理的描述语言。不存在某种绝对的描述语言。按照这种相对化了的互补原理，科学主义对科学自身的绝对期待就完全落空了。
四 对科学主义批评所作的简要评析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发生的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批评，是当代宏观文化领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这一文化现象的评析，可以察究当代文化领域的动态和下一步的走向，引出一些极为重要的看法。
至少有以下几个要点值得注意：
1、在文化领域中人们对科学的看法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种种迹象表明，科学可能并不像人们所乐观预期的那样，是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人类有理由对未来新的文化形式作某种展望。
对科学看法的重大改变首先是科学价值观的改变。对科学主义的批评，火力集中所在也首先是价值领域。中心问题是科学的价值评估，即对科学究竞应作什么样的估价，把它摆在何种位置。科学主义的批评者们对科学的崇拜进行的猛烈的抨击，导致了科学神圣性的下降。对科学的乐观主义的牧歌式的评价已逐渐为冷静的客观分析所取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仍然得到其它文化形式未曾享有的殊荣，但它同时毫无疑义地显示了自身非神圣的一面。人类开始注意到科学的局限。
对科学看法的另一改变源于科学的认识论。科学本身的发展愈来愈暴露出科学的相对性的一面。人们对科学的本性有了新的理解。
这些都表明，在科学胜利进军中人们对科学的过分赞颂显示了历史限制性的一面。科学也不是至高无上的。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也不应是文化形式发展过程的顶峰阶段。人们已经开始进行新的探索。例如，胡塞尔强调说：“根本谈不上哲学必须把精密科学的方法当作楷模”。“哲学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与任何‘自然’的科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
2、在文化领域内部，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对立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的整合关系已大于以往的分离趋势；科学与非科学的文化形式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在科学诞生之初，科学是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对立面，与宗教神学处于尖锐的斗争状态中。之后，科学又以哲学为对手，清算了“形而上学”。科学确定性的理想与艺术非理性的一面也是矛盾的。总之，作为文化领域的新伙伴，它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与其它伙伴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分离状态中。现在，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都处于某种新的格局中。至少，紧张状态已告一段落。
3、在文化形式与人的关系方面，重心再次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找到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根本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人们也开始这样考虑问题：人类一直存在的对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形式的崇拜是不是时到今天应当宣告结束?如果是这样的话，对科学主义所作的批评就有了新的超出这一批评本身范围的重大意义。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想得更多一些?
注：
亨普尔：《逻辑经验主义：它的问题和演变》，见《现代外国哲学论集》(二)，1982年版，第81—83页。
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586页。
见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6—20页。
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新左派书社1975年版，第306页。
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新左派书社1975年版，第305页，
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新左派书社1975年版，第182页
转引于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新左派书社1975年版，第217—219页。
转引于英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尼采：《快乐的知识》，第344节。
见《尼采全集》第1卷，第453页，第8卷，第81页。
见《尼采全集》第1卷，第453页，第8卷，第81页。
《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转引于英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R•瑞斯尼克；《相对论和早期量子沦中的基本概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215页。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