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
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的科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Weltbild）。石里克认为，通过对这个世界图景的意义的分析我们便可以达到我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从世界图景到世界观的过渡是经由下述简单的过程而发生的：完全弄清楚世界图景的意义，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人们借助于它而传达的东西，正如对一件艺术品的‘观赏’（Anschauen）——这不同于对它的简单的知觉——在于它的个别的颜色和形状都具有了一个特定的意义，表示了某种东西，向观赏者叙说了某种东西一样。换言之，世界图景之成为世界观并不是因为新思想的附加，而是因为它被理解了”。（〔５〕，第３８４页）
在这里，石里克还作出了如下一般性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才会出现”。（〔５〕，第３８４页）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出发才能达到他的世界观”（〔５〕，第３９６页）。那么，这样的断言的根据何在？石里克认为，它的根据在于：其一，恰恰是自然科学决定了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它们的分析可以说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极深处；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概念的形成（Bearbeitung）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借助于它我们便能获得精致无比的概念，达到无与伦比的精确性，因此它也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关于实在的断言的终极意义的发现过程。
石里克认为，他的上述断言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在人类思想史中，那些意义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人类对于世界的精神态度的重大转变，总是和那些决定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的深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知识的进展一同发生并受到它的制约。比如，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宇宙的一份子。再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也曾极大震动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或加深）了人类对自身与周围世界、与其他的存在物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人只不过是动物进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始自于人们对自然的思考，而且它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进展和每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也总是在与对自然的解释关联之中和数学精确性的氛围之中发生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关联和这种氛围之中它们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柏拉图哲学就与他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他甚至在他的学园的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著名警语“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持有与柏拉图的世界观正相反对的世界观的德谟克里特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数学家。而比他们稍后的亚里士多德更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闻名于世，他的科学建树绝不比他的哲学建树逊色，现代科学的很多学科都源起于他的真知灼见。到了中世纪，哲学家们一般只关心怎样去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没有作出什么创造性的哲学贡献，而这恰恰是他们没有进行独立的自然研究、没有进行科学概念的重新构造活动的结果。独立的哲学活动在近代的再次觉醒和近代科学的崛起不仅仅是一并发生的，它们也不仅仅是同一个基本观点的不同的表达，根本说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那个天才的时代的伟大的哲学家的名字是不能被排除于科学史之外的，同样，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家的名字也不能被排除于哲学史之外。比如，可以正当地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同时也是解析几何的创建者，他的著作不仅是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巨著。笛卡尔自己就曾经说过：“对于我来说，一切事情都变成为数学的了”。在斯宾诺莎那里，数学—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构成了他哲学研究活动的驱动力和源泉，这一点甚至从他的写作风格上即可看出。近代哲学的另一个主要代表莱布尼茨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和牛顿共同享有微积分发明者的荣誉），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他向人们充分地证明了下述真理：精确性精神是哲学活动的父亲，对自然的思考是它的母亲。在康德哲学中，对自然的思考也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般都承认，他的整个哲学的中心是《纯粹理性批判》，而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康德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努力澄清牛顿的自然科学系统的基本概念，以期达到对时间、空间、实体和因果性等概念的真正意义的体认和切实的把握，并由此而勾勒出一个世界观的基本轮廓。康德曾写过许多专门的科学著作，其中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普通自然史和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des Himmels）在科学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如果康德不曾具备他所具备的良好的数学—自然科学素养，那么他的哲学就不复存在了。最后，石里克断言，在哲学史中是不存在他的断言的反例的。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休谟就是一个绝好的反例，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说他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而在历史科学方面他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石里克看来，休谟并不构成他的断言的真正反例，相反，恰恰是休谟的例子最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的断言的正确性。因为在休谟的哲学探究中，没有一处与历史的概念或历史的方法相关，他并不是从历史那里达到他的世界观的。作为因果性概念和自我概念的批评者，他并没有探究历史过程的任何因果性（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没有谈论过这种因果性），也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个体的概念。他的一切例证和思考的材料都取自于物理学和心理学，而后二者则可以说分别企图以精确的概念去把握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也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获得其哲学的刺激力的。另外，人们也许还会将苏格拉底抬出来作为石里克上述断言的反例，因为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以“自然思考的敌人”而闻名于世的。但石里克认为，即使苏格拉底也不就构成了他的断言的反例，因为他也是非常欣赏数学的，而他之所以不满意于当时的自然哲学，恰恰是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用精确的概念处理宇宙问题。他为自己确立的终身目标就是努力用精确的概念去认识人的本性。
石里克的上述断言——自然科学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作为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观点的反对而提出的。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之所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截然割裂开来，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的片面性、不完全性、浮表性。在他们看来，哲学更应（甚至只应）从所谓的精神科学中吸取营养或材料，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只有精神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对这些观点，石里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第一，在第二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因此，就与世界观的相关性而言，我们至多可以问：通过对精神科学的程序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全新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是否比通过对自然科学概念构造的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更为深入？对这个问题石里克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性回答。比如，通过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的义意义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关于实体、空间、时间、因果性等概念——任何一种世界观都要以它们为构成材料——的更为深入的理解。但在历史学科中，我们却找不到能够与此相媲美的事实。
第二，按照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观点，历史的文化科学所关心的只是确定一次性的事实，而自然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则是一般的规律。石里克认为，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说。但他同时认为，正是历史的文化科学的这个特点使得它们不可能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因为世界观的大大小小的特征都只是由世界图景的一般特征、由制约着事件的规律决定的。一个单个的日期、任意一个特定的个体（即使他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是绝对不能在世界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通过在他身上所展现的一般规律，他才具有了某种世界观意义。世界观只与“本质”相关，而个别的东西的本质是通过它所服从的一般规律的展示而给出的。由此，我们可立即引出如下结论：只有自然科学才向我们提供了构建世界观的材料。相反，精神科学的方法则在世界的个别的多样性面前止步不前了，它们的目标不在一般，而在于个别。
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相反，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即使历史科学也以建立一般的规律为旨归。但石里克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历史科学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有什么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作用。因为每当历史科学企图建立一般规律的时候，它们就必须在它们自己的领地之内使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们必须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必须努力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由诸多原因和诸多结果组成的混合体，并且努力从来自于气候和环境方面的物理的影响以及来自于领导者的心理方面的影响推断出各民族的命运。
第三，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之所以认为在构建世界观的过程中只有文化科学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文化科学才从价值评估的角度考察事物或事件，而世界观当然是价值评估的结果。但石里克认为，价值评估上的考虑并不能向人们提供任何世界图景，它至多能够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图景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只有理智才能描画这个图景，可以说理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描画能力。而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描画它，理智就必须使用那些被称为自然科学的东西，并且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般性，它还必须使用数学的形式。正因如此，说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在借助于它构建世界观之前我们必须用精神科学的世界图景对其加以补充、甚至于加以取代也就无意义了。同样，说存在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精神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无意义的，我们甚至都不能说存在着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正确说来，只存在唯一的一种世界观，它是经由如下途径而形成的：对理智借助于自然的知识所描画的世界图景进行哲学的解释。
四、结论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科学门类之分，也不存在哲学和科学之别。在那时，科学是统而为一的。后来，随着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不同门类的具体科学相继获得了“独立”地位。由于个人精力的局限性、研究兴趣的不同，等等非本质的原因造成了研究分工的不同。正是这种分工的不同致使一些人认为在不同门类的科学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则更欲从理论层面上将这种区别进一步强化并固化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两相对立。对于这种观点，许多哲学家都作出过尖锐的批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过它，并力图以“统一科学纲领”与之相抗衡。但除石里克外，该学派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深层的理论根据。石里克虽然没有象卡尔纳普等人那样具体地实施过“统一科学纲题”，但他通过他的形式和内容、认识和体验的双重区分为之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１］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２］ Moritz Schlick，‘Form and Content’，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Ⅱ，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１９７９）．
［３］ Morltz Sehlick，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in their Interconnections，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１９８７）．
［４］ Moritz Schlick，“Erleben， Drkennen，Meatphysik”，in Kant-Studien ３１（１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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