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反科学思潮一再引起了科学领域内外的震动,这种思潮的具体体现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在一般的社会大众层面有以霍根为典型代表，他抛出了所谓的“科学终结”论，声称传统的科学观已经落寞，科学理论发展的结果已经走向了客观性的反面，变成了“反讽的科学”；法兰克福学派指责科学技术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成了人压迫自然、人压迫人的工具；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和一些后现代科学思潮学者则刻意证明：没有纯粹中性的观察，理论先于观察，观察渗透理论（图尔明至波普尔）；或说自然科学实际上是由社会心理决定的，科学的发展是科学共同体“范式”的约定或更变使然（库恩）；科学并没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因而甚至可以说，它与其他领域的知识，与巫术、迷信等并无不同，都只是一种文化传统而已，它所获得的沙文主义的独尊地位，完全是与国家权力相互结合、相互利用的结果，必须通过将之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而与其他文化传统平权（费耶阿本德）。现象学（胡塞尔）、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解释学（加达默尔）等哲学流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抛开其情绪化的方面，仅从学理层面上看，反科学思潮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猛烈抨击了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科学观，并企图从根本上反对甚至否定科学，这也就是这一思潮的实质与企图。
本文开头曾指出，特雷西的思想中最具特色者为涵盖性与整体性，且其思想往往越过其学科而不囿于神学，目的是要达到与其他学科对话，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科学观而导致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并由此产生了种种人性乃至人类生存危机。实证主义者以客观性、可证实性等标准来衡量、规范人类的一切知识，因而把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文知识宣布为无意义的，并企图予以排除。人文学者则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及其带来的危害力加挞伐。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代表人物之间互相攻击已达数百年之久，C.P.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所指认的“两种文化的鸿沟”现象当下仍日趋严重。为数众多的学者为解决这一难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特雷西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如何才能达到两种文化融合，具体的途径又何在？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显然，特雷西的策略是从改变传统的科学观念入手，就是要打破人们把科学视为无历史性的、纯粹客观的知识的观念，这也就是要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这一点上，特雷西与其他所有从学理上反科学的学派代表人物并无不同，至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更具体的方法，他是顺着加达默尔解释学的路子往下走，并用于或说扩展至神学领域。明显地，在他眼中，只要把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揭示出来，因而就证明了它与人文学科知识一样，都不是什么客观的知识，而是具有历史性，与人的非理性因素密切相关。两种文化因此就有了共通性，存在于两者之间的鸿沟进而可以填平。因此，特雷西与其他所有反科学思潮及其各学派代表人物的企图实际上是一致的。
从特雷西宗教神学中对科学诠释性理解进而否定科学的客观性，我们无疑又可窥见反科学思潮之一斑。
五、对纯粹诠释学科学观的批判
由于揭示了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已变得越来越不情愿以早期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模式作为自己仿效的范式。它们不再把它们明显具有的诠释学性质视为自己的缺陷。诠释学的重新发现，引发了对借喻作新的再思考。这些借喻涉及所有的话语：既涉及科学史，又涉及社会科学；而且，正像修辞学的重新出现所展示的那样，首先涉及到人文学科。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人文主义者的新诱惑不可能是科学主义。”（[2]，P.56）特雷西声言，如今人们已不再相信纯粹的自我呈现，不再要求确定性，不再要求明白的、毋庸置疑的知识。那么，真理是什么？特雷西完全赞同尼采的观点：“是一大批流动的隐喻、换喻和拟化———简言之，那些被提高、被置换、被予以诗意和修辞化装点，在长期使用后似乎变得坚实、权威和对一个民族具有约束力的所有那些人类关系。真理是一些幻觉；对这些幻觉，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们是幻觉；它们是一些陈旧破损，已经不再具有感性力量的譬喻……”（[2]，P.126）一言以蔽之，所有的知识与真理都不再具有什么客观性，而只不过是一种理解与诠释。
现代科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物理、化学等异常发达。这些学科总是被认为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因此，其主要采取的方法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即还原、分析、客观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把对象分割成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加以实验、加工、研究和分析。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预言并诘问道：“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3]显然，恩格斯批评了把人脑思维过程仅仅归结为纯粹的物质的、机械的物理过程，也就批评了实证主义的纯粹客观主义的科学观，批评了忽视思维过程的生理和心理过程，从而肯定了科学中的人的主体性因素，这在量子论等现代科学中确实已得到确证，特雷西认定的科学中具有诠释学性质在这一意义上无疑是对的。
科学的表述与说明离不开语言，特雷西在这一点上也是对的。
然而，问题是我们能否因此就认为科学的这种诠释性质是纯粹的？亦即我们可否极端地认为科学是纯粹主观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首先，作为以求实求真为主要目标的科学，其客观性不仅不可否认，而且必须肯定其占主导地位，科学永远是一个不断消除主观因素，获得客观真理性认识的理性事业，而非以非理性为主，更不会是反理性的过程。科学认识结果带有主观性至今已不难为人们所理解。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定其客观性。就量子物理学来说，它也并没有否定认识结果的客观性，而只是认为在量子物理学中的客观性是包括主体因素在内的而非纯粹自在的客观性。正如海森堡所说：“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 [4]微观世界的人化只是在量子物理学的实验中发生，而非在人的意识中发生，因而这种人化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客观过程。量子论所揭示的微观世界，虽不是牛顿式的必然真理，而是或然真理，但是，坚持客观性原则，尽可能达到客观性认识仍是其不懈的追求。微观世界的客观性是不可否定的，那种由于对微观粒子的观测难免人为的干扰就以为微粒客体成了主观的东西是错误的。
其次，科学的表述与解释虽然离不开语言，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等同于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的语言符号。正如A•劳里所指出的，宇宙的秘密并非通过首先考虑语言来发现，而是通过实验、观察或发展一项能增长我们计算或感知能力的新技术来发现。事实上，没有哪一位科学家坚持表述科学的语言可以指导、支配物质发展的进程的观点。从实在论传统约定的意义上看，科学事实超越主观性，而具有一种特殊的真理地位，并不为解释所左右，如果硬要说语言在科学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的话，那必定是虚妄的，因为科学事实是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的。[7] 从此可知，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等并非语言等所能消解。
矫枉过正必须防止和反对，否则就只能是过犹不及。如此，特雷西等人的反对和批判科学主义，达到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话与融合的初衷也就会落空。
[参考文献]
[1] “诠释学”与 “解释学”通用，都是从“Hermeneutics”翻译而来。按照成中英和汤一介两位先生的意见，译成“诠释学”为最好。但由于目前学界仍有不少学者在用“解释学”，所以，汤一介先生认为沿用这一用法也未尝不可。见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5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4] 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22页。
[5] 黄瑞雄：《评后现代科学思潮对科学客观性的消解》，《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 黄瑞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10月。
[7] 〔澳〕A•劳里：《科学与语言》，《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