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科学主义把科学视为纯粹客观的，特雷西则认为科学具有无可置疑的诠释性，这种诠释是通过语言途径来达到的。特雷西以科学具有诠释学性质来批判传统的客观主义科学观，自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对科学的诠释性理解不能也不应彻底否定科学的客观性。

　　关键词：科学、客观性、诠释性、科学主义、反科学思潮

一、特雷西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特雷西（D.Tracy,1939— ）乃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神学博士，曾于1977年至1978年任美国天主教神学协会主席，素来热中于神学活动并有大量著述，他在这些著述中大量地引述加达默尔等人的论述与思想，以此发展其独特的诠释神学。其思想中最具特色者为涵盖性与整体性，且其神学思想往往越过其学科，试图与其他学科对话，以达到共同探讨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是以诠释学为方法论原则来达到其“真理的呈明”的，其中对实证主义科学观与方法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而蒙上了十分浓厚的反科学色彩。关于这一点，在《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中有着充分的体现。[1]
他批判说：“科学主义佯装其研究和询问的方法、以致否认其自身具有的诠释学性质，并试图以伪装来掩盖其自身的历史性，以便宣称自己拥有无历史性的确定性。所有的科学主义模式，至今在文化中仍保留着强大的甚至是渗透到各方面的力量和影响，尽管它赖以支撑自己的观念体系已遭到思想上的破产。我们不妨想一想对艺术、宗教、伦理学和历史行动中的真理性提出的要求已被多么极端地私人化；古代的理性现已在多大程度上被现代科学予以狭隘化；多元倾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坍塌为一种极度压抑的容忍；某些在用的技术被极权化（例如行为主义）以致快速地攻击一切批判性的反思；最后，过去一度的公共空间现在变得多么高度技术与工艺化。”（[2]，P.53）特雷西在此似乎反对的只是科学主义。然而，他实际上指责了自然科学以一种非历史性、非诠释学（或说非解释学）的姿态出现，并且批判科学的方法论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在他眼中，正是科学技术及其方法论的扩张使得多元化丧失，使得其他学科日益狭隘化。因此，所应批判的就不仅仅是实证主义的“科学是纯粹客观的”观念了，而应进一步批判把科学理论视为非历史性、非诠释学意义的倾向。说到底，在特雷西看来，把科学理论视为一种具有客观性的认识本身就是错误的，从而，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科学观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与批判。
特雷西认为，实证主义者昔日之梦是发现一个纯粹数据和事实的领域，这一领域被称为“科学”，它的任务是求真，是为我们提供“真理”。而其它领域——艺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常识则仅仅为我们提供解释，解释自然不等于现实，不等于真理。然而如今实证主义这种不受任何解释约束的科学领域的梦想已经崩溃。导致这一崩溃的原因首先是实证主义的描述在科学自身的领域中已经越来越不切合实际。后现代科学的出现已经揭示了科学同样是一种诠释活动。其次是思想的语言转向。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转向不断中断了在对话和讨论问题上的许多传统意见，而且它首先中断了对知识和现实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式的解释。
二、科学具有诠释学性质

狄尔泰（Dilthey）曾试图通过创立一种理论，以说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存在一条鲜明的分界，因此而引起了持续不断的论争。在这一过程中，韦伯（M．Weber）曾探求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方法，帕森斯（T．Parsons）为稳定社会寻求相应的稳定化理论，雅各布森（R．Jakobsan）则创立了其诗学理论……。所有这一切，特雷西认为无非都是要说明：“那些在极大程度上以其在自然科学中假定具有的性质和假定取得的成功为典范的方法、释解和理论，必须在每一学科中得到发展。”（[2]，P.55）然而，就在自然科学的这些方法论主宰了所有学科的时候，一种悖谬出现了——自然科学开始进入后实证主义阶段，例证有已为人们所熟知的量子理论、还有在夸克（quarks）中出现的种种神奇的现象。当今已达成共识的还有：所有科学实验都必然有阐释，所有实验数据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获取的。除此之外，还有众多不很为人熟悉的例证，如想象、隐喻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得以确认，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所有科学范式的历史背景和框架（库恩），以及对所有科学论辩的论题性和历史性（图尔明）的强调和主张等。“在所有这些重大发展中，科学已经不再能够如先前那样去要求一种非历史的确定性和非诠释学的洞见了。科学已经变得既是历史的又是诠释学的了。”（[2]，P.55）特雷西指出，非客观性的价值因素，乃至神秘主义等因素曾一度被认为是人文学科所特有，既为自然科学家所不齿且令许多人文学者引以为耻，然而，现在这种因素却在自然科学中冒了出来。尽管如此，科学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其成就的获取，他进一步指出：“天文学、环境科学、新物理学与此前的科学相比，并不更少严格性、方法性、理论性和说明性——一句话，它们并不比先前的科学更少科学性。先前的科学想要摆脱价值、摆脱历史的要求和主张现已崩溃。科学的诠释学性质已经得到强有力的肯定。如今，就是在科学中，我们也必须通过诠释来获得理解。”（[2]，P.56）“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非阐释活动，我们就接近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占有式的个人主义结成的非神圣同盟，而这个非神圣同盟已在公众领域中制造出了如此之多的混乱。”([2]，P.80)
因此，诠释与理解不应该成为敌人，它们完全可以结成谨慎的同盟。之所以是“谨慎的”，是因为诠释与理解两者之间是不可互相代替的，一旦有相互取代的企图，这种同盟就会崩解，特雷西指出，理论一旦成为某种最后的真理并被机械地运用于一切诠释活动，同盟之间的“友好谅解”便宣告结束。而方法一旦硬结为方法论倾向，诠释一旦取代了去寻求理解的努力，甚至两者之间的谈判也会宣告停止。这样就会重新回到人反对人的战争中去。“方法、理论和释解可以帮助我们与文本进行对话，但不能取代这种对话。如果我们自觉地意识到它们的性质，我们便能很好地运用它们。诠释与理解、方法与真理、理论与常识、概念与象征，所有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复杂话语形式中都可以成为朋友与伙伴。”（[2]，P.76）
特雷西认为，后现代的立场和观点强化了以下的洞察：“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理解都具有诠释学性质。”（[2]，P.127）正是后现代科学的出现，揭示了科学同样是一种诠释活动，同样具有诠释学性质。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科学家在所有理论的形成和在所有实验活动中发挥作用；甚至对数学和逻辑学这些高度抽象的语言来说，某种语言学阐述也必不可少；所谓“事实”，其实并非未经解释就已实际地存在，而只不过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可能性；所有的数据和资料其实都是在某种理论框架中搜集，所有的探索和研究其实都基于研究者的兴趣。他指出，通过以上考察就会发现，“作为最后一个与阐释活动相抗衡的思想堡垒，实证主义其实是无法抵挡阐释活动的。撇开其在整个文化中具有的至今仍未被否认的影响力，实证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解释在思想上已经破产。正像图尔明坚持认为的那样，实证主义试图否认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和海森堡从来否认的事实，这就是：甚至科学本身，事实上也是一种解释。维特根斯坦曾对牛顿力学作过犀利的评论：‘除了允许自己被描述并且事实上确实受到了描述，它关于世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对这一评论，牛顿可能只会感到惊讶，而实证主义者则会感到震惊。”（[2]，P.78）
“与把科学理解成一种阐释活动相反，实证主义者把科学理解成一项摆脱了种种复杂解释活动的事业。然而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却承认：这种实证主义的主张是对科学的又一种解释，而且是一种不断遭到实践和科学研究史驳斥的解释。我们用科学来解释世界，我们并非直接从外部发现了摆在那里的世界。所谓现实，其实既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也不是直接被发现的，而是经由相对充分、相对真实的解释构建起来的。”（[2]，P.78-79）
总之，与所有的学科知识一样，科学具有诠释学性质是毫无疑问的。
三、诠释通过语言而达成
特雷西指出，理解应该包涵所有的解释，诠释离不开理解，而“所有的理解都完全是语言的。我们感觉到语言是一种代码，而且是代码中的代码，这种代码甚至在我们最具个人色彩地使用语言时也仍然存在。……没有纯粹的思想观念，任何思想观念都不可能摆脱语言之网。”（[2]，P.70-71）许多理论都试图解释和说明语言、知识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我们不妨暂且把这种努力简单地称为“语言学转向”。这一种转向已经成为对语言、知识和现实中极端的多元性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具有中断性质的探索。
特雷西进一步指出，在科学中，语言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对数据和事实、真理与现实的理解。现实既非外在也非内在的，而是由文本（无论是书还是世界）和正在追问的解释者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这种相互作用被称为求问或追问，它能够通过有关的证据作出有理由的断言。而这种科学探究中的相互作用则进一步引出另一种思考，即思考语言和理解之间更为基本的相互作用。“我们并非首先经验或理解了某种现实，然后再寻找语词来为那一理解命名。我们通过自己可以使用的种种语言（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科学语言）去理解现实。并且就在这些语言之中达到理解。”（[2]，P.79）“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能很好地使用语言，我们就能获得相对充足的知识，作出较为满意的解释，就能把握实在的可能，形成明智的话语。语言学转向在其几经演变的过程中已经成就了种种终极性雄辩，这些雄辩可以赋予我们以活力。事实上，譬语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既可以使论题讨论和对话阐释具有活力，又可以改变和转换论题讨论与对话阐释。”（[2]，P.100）
特雷西批评了实证主义者这样的基本信念和倾向：即相信在所有的理解和认识之中，语言具有第二位的甚至是派生的特性，相信语言落后于发现和认知，从而把语言仅仅视为供我们使用的工具。他还批评实证主义者把科学结果作为事实而不是作为解释来用语言加以阐述和传达。他认为，把语言看成工具，以为它相对于真实事物，是第二性甚至是外在的，并把真实的事物视为纯粹是处于前语言状态的，以为它要么是人们内心的深透感触，是灵感和洞见，要么是对十分清楚而显而易见的科学事实的明确把握。如此将语言予以工具性的解释，不仅未能注意到语言、知识、现实之间更微妙的关系，而且未能把握到所有通过语言进行的理解活动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他指出，我们经由语言去理解，并且就在语言中理解。我们并未发明一种属于自己的私人语言，然后再寻找一种方式把它翻译给他人。“我们发现我们是在经由一些特殊的和公共的语言去理解并且就在这些语言中理解。没有一种历史语言是严格必须的，但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私人的。我就在我能够使用的语言中，并且经由这些语言去思考我最好和最坏的想法，去理解我最大的快乐和痛苦，去做出我最深思熟虑和最草率马虎的判断，去做出我最负责任和最不负责任的决定。这些语言是社会的和历史的，是与欢乐和痛苦、与深思和辩论、与耻辱和荣誉、与责任和内疚有关的特定语言。”([2]，P.80)
“语言并非我可以随意拾起或放下的工具，它始终存在并且已经在那里，它包围着我并且侵入到我所有的经验、理解、判断、决定和行动中来。我从属于我的语言，而不是我的语言从属于我。通过语言，我发现自己参与到这一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社会中来。”（[2]，P.81）试图藉实证主义的认可来逃避这一现实，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从未摆脱语言，而是被套牢在这种思想上软弱乏力、文化上却很有气势的语言之中，即被套牢在实证的科学主义之中。正是语言学转向使我们摆脱了这种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