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不可翻译性”并不意谓着“不可诠释性”。库恩认为，新旧文本中的大多数词汇是相通的，可翻译的，因此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是可以部分交流的。即使在翻译不能进行时仍可求助于诠释达到不同科学共同体对话的目的。虽然这比翻译更困难，但为了促成知识的分化与分裂，这种对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库恩针对奎因和普特南等人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的错误，严格区分了翻译与诠释。翻译是懂得两种语言的人所做的事，从事翻译的人必须在所有时间内都要记住什么时候是什么语词在起作用。而诠释则是诠释者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旧文本从中发现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他对旧语言的学习。这里，新旧文本中的指称的一致性成为旧文本向新文本过渡的重要桥头堡，也是诠释能够进行的决定性条件。当科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时，新的科学共同体会对旧语言中那些他们不熟悉的词汇进行诠释，即发现或发明其意义然后传给其他人。由于新旧文本中毕竟有可以覆盖的部分，这部分可借助于翻译而被吸收到新文本中，而且即使是那些不能覆盖的部分也可通过诠释，通过扩大旧文本中的词汇的外延或者根据旧文本中的词汇的指称赋予旧词汇以新的涵义而把它（们）纳入新文本中，因此，科学革命只不过是改变了词语的分类，并不需要放弃先前一直恪守的部分信念。这样，库恩就把他的“不可通约性”命题淡化为局部不可通约性，而且也不再从心理的、知觉的角度论述该命题。正因如此，有人把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说成是“没有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而我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库恩对别人指责他是相对主义者讳莫如深。前库恩总想根据感觉说清楚他关于范式的观点，他对于范式转换的心理学说明使得他不能轻松地卸下“相对主义”的黑锅。后库恩显然认识到“格式塔”类比的危害，试图把语言的组织作用与知觉的因果过程分离开来。经过长期而艰难的酝酿，他抛弃了“格式塔转换”的类比，转而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来类比科学的发展图景。“在一次革命之后，通常产生出比以前更多的认知领域。每个领域的分支都是从母体中分裂出来，……在一整段时间内，科学领域、专业和子专业的发展演化图看上去非常象一张外行人眼里的生物进化图。这些领域中的每一分支都有各自分类的语词系统，虽然差别是局部的，但仍然在这里或那里出现。没有任何一种混合语言可以用整体面貌表达它们全部的内容，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6 〕这种科学发展图景与生物进化的相似性表现在：a.以科学发展的诸领域间产生新的分支而表现出来的科学进化，非常象插在生物进化中的新品种的“种变”（speciation，这里特指通过进化而形成新品种），与革命性变化相似的生物进化不象前库恩所认为的那样是突变，而是种变；b.在生物进化中，种变的单元是一个在繁衍上彼此隔离的种群而非生物个体，与此相似，科学进化的单元是科学（专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具有共同的从而与其他共同体隔离开的语词系统因而被称为语言共同体。
库恩用生物种变的隐喻代替了格式塔转换的隐喻，似乎已成功地向人们表明：他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至少不是一个极端的知觉的相对主义者。然而，完全摆脱相对主义的阴影，对于库恩来讲绝非易事。
人们应高度重视库恩下面的话：“在所有这些分化和改变过程的内在基础中，总有某种永恒的、固定的和稳定的东西。但象康德的自在之物那样，它是不可言说、不可描述、不可讨论的。”〔7 〕我们惊讶地发现：库恩不仅没有摆脱相对主义，反而在非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的道路上滑得更远了。在《结构》中，库恩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就鲜明地表露了出来。他别出心裁地主张，新范式的提出是洞察力和直觉的突然涌现；新范式的选择靠的也不是逻辑的论证，而是科学共同体成员间的劝服；新范式的确立靠的是科学家集团的努力和科学家怎么说，真乃“胜者王，败者寇”。总之，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这些极端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波普尔认为，库恩为非理性主义提供了“主要防堤”；拉卡托斯在库恩放弃对范式更替过程逻辑上的重建，而转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论据时，挖苦库恩应用了不可理喻的“暴民心理学”。后库恩虽然转向了达尔文主义和康德主义（他自称为一个“后达尔文式的康德主义者”），但非理性主义倾向依然未变。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于科学的合理性、真理性问题的态度上。生长在实用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的库恩，其非理性主义与他的实用主义倾向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结构》中，他认为科学的范式并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而仅仅是不同科学家集团在不同心理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信念或方便的假设，并无真理性可言。他坚决反对真理符合论和实在论，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后库恩仍坚持认为：“真理概念的基本作用，是要在面临所有共有证据时，对接受或拒绝一个理论或陈述做出选择。”〔8〕换句话说， “真”理论或“假”理论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约定。当理论或证据符合某个共同体的信念时，它就会被这个共同体认为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真”理论也好，“假”理论也好，都是共同体为了某些目的而约定的某种认识方式。“没有一种方式是因为真而被接受或因为假而被拒斥；没有一种方式被赋予了接近实在的世界的特权。”既然没有客观真理，因此在库恩看来，所谓科学的进步并非是指科学越来越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而仅仅是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进步：“后来的科学理论比起较早的理论来，就它们在常常很不相同的环境里被应用以解决疑难而言，是较好的。”〔9 〕后库恩虽然也注意到评价科学理论进步的一些元标准如精确性、广泛性、简单性等等，但这些标准只是在承认理论之间不可通约的前提下才能被应用于评价科学的进步，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判定具有不可通约性的不同辞典间到底哪个是进步的，而且即使我们说甲辞典比乙辞典进步也绝不意谓着甲辞典比乙辞典更接近所谓客观的真理。这是因为，如同生物进化遵循“适者生存”原则一样，科学发展也是适者生存，原则上没有一条确定的发展线索。科学的进步不过是解谜能力的提高，即工具意义上的进步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进步，我们不要奢望科学对于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作出最终的回答。世界的本质、绝对的真理作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言说的。
诚然，库恩并不是一个赤裸裸的相对主义者，他毕竟还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他也一再强调理论要与自然界相比较、尽可能地（虽然很困难）与自然界相符合，并且通过理论与自然界（经验、实验）相符合的程度我们甚至能判定理论的真假，但是，由于“自在之物”可望不可及，加上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因而我们不能最终判定支持不同理论的两个团体究竟那个是对的——也许他们都是对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库恩不可通约性命题是一个“没有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命题吗？
　　　　简评
第一，把范式理解为科学成就和科学变革的基本单位并进而描绘出一幅既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逐步积累”式又不同于批判理性主义“不断推翻的增长”式的科学发展动态图景是库恩对于科学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后库恩对于范式的语言学改造使得他能更从容地描绘常规科学与科学变革过程。
第二，在重构《结构》的过程中，库恩始终没有放弃“不可通约性”，因为他确信：使用不同词语分类系统（辞典）的不同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乃是一大幸事，是使科学去解决由范围更广的自然现象所提出的疑问的必备条件。如果一味追求不同共同体的统一则“可能会把知识的增长置于危险的境地。”把不可通约性淡化为局部的不可通约性对于库恩来讲起到了既维护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又避免了一些尖刻的指责的作用。在库恩的这一转向过程中，语言哲学和解释学起了重大作用。库恩一直苦苦寻求不可通约性的基本结构，致力于修补传统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以便弄清具有意义的词为何适合于词所描述的世界。通过批判地考察弗雷格、奎因等人的“语文整体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和“语言游戏”、牛津学派的“语境”以及伽达默尔的“视界的融合”等，他更加坚定地转向从语义学角度论述不可通约性。
第三，在重构《结构》的过程中，库恩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依然未变。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科学的合理性、科学的进步、真理以及科学实在论等问题的看法上。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试图寻求一种评价科学进步的普遍标准，但没有成功；普特南等科学实在论者试图用指称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遇到了困难故而转向“内在实在论”，库恩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不可通约性；从不可通约性观点看，人们是找不到评价科学的合理性、科学的进步以及真理的最终标准的。库恩陷入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他坚持了历史主义观点，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并没有把历史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囿于语言学领域，没有把视野放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由此看来，库恩的重建工作远未完成。对于库恩关心的问题——科学发展的机制，我们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去深入研究。

【注释】
〔1〕〔3〕〔4〕〔6〕〔7〕〔8〕转引自《哲学译丛》，1993年第6期，第11页，第1页，第2页，第5页，第9页，第6页。
〔2〕〔9〕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11～112页，第206页。
〔5〕转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