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80年代以来，库恩展开了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重构工作。通过对“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加以语言学改造，库恩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心理主义”误区，给科学哲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由于没有把历史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因此库恩仍未摆脱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阴影。
        关键词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范式　不可通约性　重构

1962年，库恩发表了约10万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标志着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形成的名著直到现在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热烈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所谓“不可通约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科学的合理性、科学与真理的关系等问题上。80年代以来，库恩开始全面总结自《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以来自己所走的路，试图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进行重构。
　　　　从“范式”到“分类学”和“辞典”
在《结构》中，库恩提供了一幅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又不同于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发展图景：任何一门科学在形成公认的范式前，处于相互竞争的前范式阶段，一旦形成范式则进入常规发展时期，这时，科学共同体的工作就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解疑”，随着科学的发展，会出现用原有范式解释不了的各种反常现象，乃至引起危机，通过竞争，新范式推翻旧范式，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旧的共同体，这就是科学革命。这种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可简表如下：
　　　　　通过竞争　　　　　　　解疑　　　　　　　新范式交替
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
　　　　　确立范式　　　　　　反常、危机　　　　新旧共同体更替
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在这幅科学发展图景中乃至于在整个《结构》中，范式都称得上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库恩的初衷是用这一概念来表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以及科学成就和科学变革的基本单位，但由于他本身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尽管独创了范式这个概念，但库恩并未给它下过定义。范式一词的原文是paradigm，原意是“词尾变化”。库恩借用语法上的paradigm这个词来说明范式具有“范例”、“模型”、“模式”等意义。在《结构》中，范式至少有20种不同的涵义，以至于有人尖锐地指出，库恩自己“造就了魔鬼，又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个魔鬼。”
面对批评，库恩一方面承认自己在阐述这一概念时确有模棱两可之处，另一方面也申明别人误用或滥用了他的这一概念。六七十年代，他先后写下了《对我的批判的反思》和《再论范式》等，首先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这一概念作了澄清。在《结构》第二版（1970）中他写道：“群体信奉的全部或大部分对象，我在原版书中都称之为范式，范式部分或范式类的，就是这种专业基质的组成部分，而且作为组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起作用。”〔1 〕“专业基质”不是全体共同体成员共持的整个理论，而仅仅是其中的很小部分。主要包括：a.符号概括，如“F＝ma”，“I＝V/R”，b.本体论模型和启发性模型，前者如“热是物体各组分的功能”，后者如“气体分子像微小而有弹力的台球做随机运动”，c.“形而上学假定”，d.典型例子或范例，包括社会学范例如公认的科学成就，人造范例如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工具仪器等。其次，既然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共同信念的最核心部分，而“格式塔”转换往往从高科学家个人的经历并不同时发生在共同体所有成员身上，因此库恩已不再把格式塔图象这一心理的、知觉的隐喻作为范式的表现形式。第三，库恩已开始考虑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范式的内涵。在1965年《结构》日译本后记中他谈到不同的范式就是语言学中的不同的分类体系，“在过去被归为同一类的对象，革命之后被分别到不同的类别中去了，也有相反的情况”〔2〕。 范式的转换就是分类学中相似性和相异性关系的变化。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运动”包含了许多相似的“变化”，是一个相似性模型。而在牛顿物理学中，这一相似性模型被打破，属于亚氏相似性模型中的诸种“运动”被牛顿分别到不同的运动类别中去了。
进入80年代以来，库恩干脆不再使用范式这个颇多歧义的恼人概念，用“辞典”取而代之。他宣称，科学共同体就是使用不同辞典的科学家语言共同体，科学革命就是用一本新辞典代替原来的旧辞典。他认为，某一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辞典”。作为人们认识实在世界的一种方式（或工具），它提供了那一时代科学语言的语境，是人们理解那一时代科学语言和科学理论之意义的钥匙。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有不同的辞典，一个科学共同体要理解另一个科学共同体的科学语言和科学理论的意义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辞典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你用现代物理学的辞典去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你会感到茫然，不知所云，而当你试着用亚氏自己的辞典去读其著作时，疑团便不难解开。辞典具有如下性质：（1）它是人们认识实在世界的一种方式， 与实在世界有一种依赖关系，（2）它是一套有内在联系的特定结构的词汇表，（3）这个词汇表是与特定的理论密切结合在一起的，（4）它随理论的改变而改变， 具有历史性。辞典的这种性质也决定了人们学习辞典的方法，那就是，通过范例而不是定义去整体地理解词汇表中的词汇。
用辞典代替范式的确为库恩省却了不少麻烦。辞典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范式的含糊不清。不了解“辞典”便无法理解后库恩思想。
　　　　“没有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
在库恩的范式思想中，争议最大的是他的这样一个命题：“陆续出现的范式间的差异，既不可避免，又不可调和”，这就是所谓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库恩对范式的改造并不意谓着他不再坚持“不可通约性”，相反，他不遗余力地去发展着自己的“不可通约性”命题。80年代末，库恩在《〈结构〉之后的路》中深有感触地说，3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别的问题像不可通约性那样深深地萦绕着他，因为他确信不可通约性问题“必须是所有历史、发展或演化科学知识观的一个必要的成分”〔3〕。科学革命之为革命， 关键在于革命前后的范式（辞典）是不可通约的。如同范式一样，“不可通约性”也是一个颇多歧义的概念。在《结构》中，库恩于不同情况下以种种方法论证：相互竞争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因为a.它们说的科学语言不一样，b.它们讲的、承认或了解的观察资料不一样，c.它们关心回答的问题或解决的难题不一样，d.它们理解什么算作合适的或甚而合法的解释的方法不一样，e.它们属于由不可比较的实体、过程等组成的领域。因此，竞争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就可能是a.语义学的，b.知觉的，c.主题的，d.解释的，e.本体论的。对库恩不可通约性命题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范式在知觉上的不可通约性观点，因为这一观点可能预示着一种相对主义，并会导致在理论选择上陷入非理性主义。这种批评确实击中了库恩的要害。《结构》中的“鸭兔类比”以及理论选择不是靠证据和逻辑而是靠劝服的观点十分鲜明地暴露了库恩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倾向。为了摆脱困境，库恩仍企图从语义学上改造不可通约性命题。他在分析不可通约性时，坚持严格的语言学的处理方式。
首先，他用“语词结构”代替“范式”，认为“不可通约性”意谓语词结构的“不可翻译性”。他说，不同理论支持者就像操不同土话的人，这些人的交流只能通过翻译，但“可理解的过程产生的是能说两种语言的人，而不是翻译者”〔4〕。由于能说两种语言是要付出代价的，即说话者必须要时时记住双方的内容，而这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人们在无奈中一般只能使用一种分类对使用其他分类的人作陈述，这就“将把交流置于危险的境地”。他具体解释道：“给定了一种语词系统的分类，更多时候我将简称之为一种语词系统，就可以做出所有类别的不同陈述，也可以展开所有类别的理论，然后用一般的方法就可以推论其中有一些理论是真的可以被接受，另一些是假的要被拒斥掉。但是也有一些陈述和理论在别的分类中可以被作出并发展，但在这一个分类中却不行，反之亦然。”例如，哥白尼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就不可能用托勒密的“行星绕着地球转”来表达，因为这两个陈述之间所存在的不只是事实上的差别，而且在语义上也是不可通约的。“行星”这个名词作为类名词出现在两个陈述中，但这两个词所包括的成员是交叠的，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包括在另一个中的所有天体。又例如，“燃烧是因为燃烧物中的燃素释放并被空气吸收”（燃素说）与“燃烧是因为燃烧物发生了剧烈的氧化反应”（氧化说），这两种范式就不仅是语义上不可通约的（氧化说不能完全描述燃素说所相信的燃烧物燃烧时发生的事情），而且是本体论上不可通约的（燃素说意指的“燃素”在氧化说所描绘的领域中不但不存在，甚至毫无意义）。因此，持不同范式而进行的交流的中断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所谓科学危机阶段的重要特征。造成交流中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存在一种公共语言、中性语言来保证保真翻译的进行，翻译中必有损失（即所谓“库恩损失”）。
其次，他区分了“不可翻译性”与“不可比较性”，认为“不可通约性”并不意谓着“不可比较性”。针对费耶阿本德等人把“不可翻译性”理解为“不可比较性”，库恩多次申明这二者不是一回事。1988年，他在致梅林诚尔的信中为自己辩护道：“首先，当我谈到两个理论或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我绝不意谓着提议说，它们之间是不可比较的。‘不可通约的’这个术语本身是从数学中借用来的， 指的是没有公度（ nocommonmeasure）。例如， 一个等边直角三角形的边与斜边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没有一个单位使得斜边是边长的整数倍。但两者可以以任何需要的精度进行比较。斜边的长度大于边长的1.41倍而小于边长的1.42倍。‘不可通约性’应用于科学理论，意欲提示出，需要陈述一个科学理论的语言很像诗的语言。某些陈述（但只是某些），使用一种理论的语言不可能以确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确性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语言。但两者仍然是可以比较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