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隐喻在科学认知中为什么不可或缺？
上面涉及到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大都没有在隐喻、类比和模型之间作出区分，至少是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事实上也的确难以使它们泾渭分明。但是，我们可以肯定：
隐喻、类比和模型的相同之处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它们都是基于不同事物或关系的具体的或抽象的相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比的或对应的格局，从而在二者之间架起无形的沟通桥梁，以便由已知的、熟悉的存在和境况顺利地向未知的、陌生的存在和境况过渡，藉以达到把握和理解后者的目的。类比和模型这种非逻辑的或非严格逻辑的推理工具，不管属于何种类型，也不管出自何时何地，其本质都是比较的、比拟的、比方的、比照的，也是示意的、写意的、寓意的、会意的，一言以蔽之曰“隐喻的”。因此，把类比和模型囊括在隐喻的大口袋里并没有什么不妥，完全可以把二者视为隐喻的特殊表达手法。
隐喻在科学认知或科学发明中的确是不可或缺的。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哲学和人文学科中，命题的预设内容离不开它的表达的修辞形式。而且，即便是在物理学中，理论也并没有摆脱隐喻这种修辞手段。要想使观察事物的新模式、新方法以及新的或然性变得似乎有道理，隐喻这一修辞手段尤为必要（在直觉上求助于日常语言的预知）。没有语言上的突破，任何经实践证明可取的知识形式和科学习惯上的创造性突破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联系是无可非议的。” 在这里，我们要问，这种状况是怎样发生的呢？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诚如培根所说：“自然的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远远高出若干倍，因此，人们所醉心的一切‘像煞有介事’的沉思、揣想和诠释等等实如盲人暗摸，离题甚远。” 更何况，
“自在之物”处于现象的彼岸；实在并不是径直地呈现给我们的，在客观实在与认知主体之间隔着一道“外观之幕”（veil of appearance），我们观察到的，并不是“物自体”，而不过是现象，甚至是现象的影响；而且，实在向我们显示的往往不是它们的本体，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隐喻把握的正是这种关系而不是所指物即实体。我们犹如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中的囚犯，看到的只不过是实在的影子，甚至是影子的影子。在宏观世界，也许情况稍好一些。对于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而言，我们根本无法直面实在乃至正视现象，就更不必说渺观世界和胀观世界了。但是，人类追根溯源的求知本性和求真欲望又无法使我们心安理得地驻留于无知，甚至无法满足于知其然，而总是力图知其所以然。既然没有笔直的阳关大道可走，人们便不得不借助于隐喻这根拐杖，沿着羊肠小道，迂回曲折地向自己理想和憧憬的目的地踽踽独行。
此时，科学家像文化研究者一样，潜入的是流动的隐喻的海洋，而不是充满绝对“真理”的海洋 。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由于人的机体和感官的人类学局限，人不可能像平面镜（mirror）甚或体视镜（stereoscope）那样反映世界，更不会具有神目观（view of God’s eyes）看透实在。在认知过程中，人们知觉到的并不是客体本身或客体的全部信息，而是客体对我们的表象或它的极少量的信息，是基本的感觉所予（elementary sensory givens），因为在认知主体和外部世界之间耸立着一道外观之幕作为中介。即使这极少量的感觉资料，也要经过我们认知图式的同化和塑造，其中包括隐喻性的概念的所起的作用——社会文化对科学的内在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更何况，在这里并没有让理性顺畅无阻的经验通道和逻辑通道，使人们直接透过外观之幕把握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维必须设法从主体向客体“跃迁”，以便尽可能地理解实在，此时只有超经验、超逻辑的隐喻这张想像的翅膀可以使人的思想飞升，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再者，人的认知总是立足于已有的知识贮备，从自己熟知的东西开始起步，这与隐喻认知行进的路线正好不谋而合。此外，正如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说，隐喻不是什么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提高到某一高度就能产生大诗人、大圣人和神秘主义者。”这是由于隐喻是在不同的存在、不同的经验世界之间建立对等关系，因此隐喻的思维方式不是一种在时间中的持续状态，而是一种同时性状态或空间形式。隐喻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既利用了时间又否弃了时间，建立了永久的同时性和空间形式，即建立了永恒。隐喻与空间相关，线性的逻辑的叙义语言则与时间相关。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隐喻的特殊表达形式如类比和模型，早已作为正式的科学方法进入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更重要的是，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解谜的；而在科学的危机和革命时期，面对一系列反常，旧范式作为工具已经毫无用处，传统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也无能为力，因为科学发明从来不遵循现成的方法，科学发明也是方法的发明。在这个非常时期，恰恰是想像或形象思维驰骋的大好时机和广阔天地，而隐喻正是以此见长的，从而成为科学概念革故鼎新的助产士。要知道，想像力是超空时的，“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是知识进化的重要源泉。要知道，隐喻是科学理论变革的中心问题，范式的更替包含着隐喻的根本修正或创新。更何况，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提出时往往是无法直接地或即时地付诸实验检验的，甚至是不可能检验的，离开隐喻、类比和模型，我们岂不是寸步难行？
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首先，正像卡西尔深入考察的，语言和神话是同时起源的，它们是从同一母根上生发出的两个不同的子芽，是由同一种符号表述的冲动引出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它们产生于同一种基本的心理活动，即简单的感觉经验的凝集与升华。不管二者在内容上的差异多么大，但是心智概念的形式却在二者中相同地作用着：这就是可称作隐喻式思维的那种形式，因为真正的根本隐喻是神话的和语言的概念本身得以表达的条件。在人类的历史上必然有这样一个时期：任何超出日常生活的思想都得凭借隐喻手段才能表达出来。卡西尔说：
只要我们上溯语言和神话的隐喻直至找到它们的共同根源，只要我们在那种构成全部语言以及神话-宗教表述之基础的独特的感官经验的聚集或“强化”过程中去寻找，那么语言和神话隐喻的意蕴就会各显其身，体现在它们之中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
在这里，语言和神话的运思中都渗透和受支配于同一个基本原则，即“部分代替整体”（pats pro toto）原则，难怪古代修辞术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隐喻类型。在这个原则下，部分不仅变成了整体而且就是整体。凭借所谓“对等”原则，在直接的感官知觉中或从逻辑分类的观点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在语言中可以被看作是相似之物，因而关于其中任何一个的每一陈述，都可以转移到或运用于另一个实体之上。（[12],102-112）这些古老的隐喻之典型特征和具体运作通过代代相传，至今还存留在现代语言和人们的思维定势中。
其次，“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式，求助于含混而多歧义的语词。” 因此，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隐喻之网，而词则是这个意义之网上的网结，其中每一个词都是用其他的词阐释的。无论是日常语言中描述外物的的山头、山腰、山脚，还是描述内心的心扉、心潮、心寒，都是隐喻式的。即使在科学语言中，如物理学的力、功、原子、黑洞，生物学的生存斗争、进化、基因、克隆，莫不如此。尤其是，科学中的基本概念都是极其抽象的，远离直接经验的，不借助于隐喻根本无法表达它们。隐喻在人们心中唤起了相似关系的变化，用语词建立起某种相似性模式，进而建构起与词典结构同构的世界结构。这也说明，隐喻的基础在于人的思维、语言和自然的同构性或相似性。因此，对科学而言，隐喻式的语言并非纯粹是认识的“牢笼”，它也是宝贵的“工具箱”。“科学语言的文化特征，使文化能够利用它们自己熟悉的隐喻和模型来探索自然规律性的不同方面；它们采纳其文化遗产的立场观点，以便用与众不同的方法‘观察大自然’——这是科学的一个特点……”
再次，维特根斯坦有言：“凡可思者都可以清楚地思。凡可说者都可以清楚地说。”“哲学要由清楚地表现可说者以意谓不可说者。” 在科学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科学面对的实在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思的——当然不见得一下子能够清楚地思，但无论如何是不可直接地和清楚地言说的，这就需要借用隐喻，由清楚地表现可说者（我们已经熟知的某一词语的字面意义）意谓不可说者（暗示与神秘的实在的相似性），以唤起说者和听者的心理反映和无尽的联想，从而以隐喻的方式接近和部分地把握实在，并为进一步加深对实在的理解留有余地。由此可见，隐喻不是严格的逻辑的、纯粹的理性的，而是心理学的事情和人类心灵发展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对隐喻的本性以及在日常生活乃至各门科学和学科中的使用，当代心哲学和语言哲学颇为关注。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对思想、文化的隐喻本质以及科学中的隐喻的运用、功能和在科学文化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了精湛的阐述，我们不妨引用一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一种隐喻，创造它的目的，就是要根据我们索熟悉的、已得到完善处理的现有文化，或根据新创造的、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能使我们领会和把握的陈述或模型，来理解新的、令人困惑的或反常的现象。
他还说：“所有研究传统一般来说都是通过利用隐喻来发展他们的信念和文化的；长期的文化变迁就是隐喻的扩展或隐喻的变迁。”“在科学变迁过程中，模型、隐喻和范例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文化变迁的主要道路是由致力于尽可能地利用、扩充和发展某种隐喻的科学家开辟的。所设计的思想和论证的关键形式是隐喻式的和比拟式的。”“说明思想的隐喻本质，就是说明文化对思想特质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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