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1980年代从语言哲学的独特视角对科学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把科学革命视为科学语言尤其是科学词汇表或词典的变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隐喻、类比和模型在新概念的诞生中起着助产士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库恩的有关精辟见解的基础上，对隐喻、类比和模型的本性和使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加以辨析，认为类比和模型是隐喻的特例，完全可以囊括在隐喻的范畴之内。最后，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了隐喻在科学认知和科学革命中何以不可或缺。

关键词：隐喻 类比和模型 库恩 科学认知和科学革命 语言哲学

Abstract： From a distinctive angle of view philosopher of science, Thomas Kuhn, made deep researches on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the 1980’s. In his opinion, scientific revolution is a change of scientific language, especially of vocabulary or lexicon; metaphor, analoly, and model play a part of midwife in the course of the change.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s and analyses inherent qualities and uses of metaphor, analogy, and model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ing Kuhn’s brilliant views. It holds that analogy or model is a special form of metaphor and is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of metaphor. Lastly, from different angel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linguis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t inquires into indispensableness of metaphor in scientific cognizance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Key Words： metaphor, analogy and model, Thomas Kuhn, scientific cognizance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哲学经典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 中提出，科学革命是科学共同体的范式（paradigm）的更替，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 。后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库恩接连发表了数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尤其是在三篇一组的希尔曼纪念讲演“直面过去的科学” 中，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起码是在形式上。此时，库恩不再把科学革命看作范式的更替，而视为科学语言的变更或语词附着自然方式的变化 。也就是说，他不再使用 “范式” 术语，而代之以“词汇表”（vocabulary）或“词典”（lexicon），“不可通约性”也被“不可翻译”（intranslateble）和“保真翻译”（truth-preserving translation）不可能取代了 ，“科学共同体”随之也变成了拥有词典结构同源（homology of lexical structure）的“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
在库恩看来，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以及由基本概念的基本关系组成的基本原理）是范式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科学词汇表或词典中的语言之网的网结。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就是在这些概念框架内从事解谜（puzzle-solver）或解难题活动的；在科学革命时期，旧科学概念发生了危机，科学家必须发明新概念取而代之。因此，我多年前就坚持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是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急剧而根本的改造 。但是，在科学认知尤其是在科学革命中，新科学概念是怎样从旧概念的“废墟”中诞生的呢？在这方面，库恩明确表示，隐喻、类比、模型是新概念诞生的助产士，是指导科学探索的强有力的手段。

（一）库恩的有关精辟见解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一针见血地指出，危机打破了陈旧的框架，并提供了新范式的根本转变所必须的积累资料，向新范式的转变便是科学革命。有时，新范式的形式在非常规研究赋予反常的结构中已经预示出来了。更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结构预先没有被自觉地看出来。相反，新范式或者一种容许日后阐释的充分的暗示，都是一下子突现出来的，有时是在午夜里，有时是在一个深为危机所烦恼的人的头脑里。这个最后阶段的本质是什么——一个人如何发明（或发现他已经发明了）整理现已全部积聚起来的资料的一种新方式——目前必定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也许将永远难解。但是，在七年后的1969年为该书写的后记中，他也许是首次触及隐喻之类的东西在在解决这一“难解之谜”时的价值：
模型的类型尽管从启发式的到本体论的多种多样，却都具有类似的功能。例如，它们供给研究团体以偏爱的或允许的类比和隐喻（metaphor），从而有助于决定什么能被接受为一个解释和一个谜题的解答；反过来，它们也有助于决定未解决问题的清单并评估其中每个的重要性。
在1980年代，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入手，系统地改进和精制了他的科学革命观，与此同时，隐喻也频频进入他的视野。库恩就隐之类的东西说了些什么呢？他在希尔曼纪念讲演和其他文章中，津津乐道地分析了他心爱的三个案例。其一是亚里士多德力学的意指一般变化的“运动”概念变为伽利略-牛顿力学仅指物体位置变化的运动，前者颠倒了物质（matter）和质（quality）或特性（property）的本体论等级，而且质的变化也是不对称的。其二是从伏特的锌扳、银板、溶液电堆模型到莱顿瓶的发明和现代电学理论（由接触理论变为蓄电池的化学理论）的建立。其三是普朗克受到玻耳兹曼的基元和谐振器概念的启发，最后达到的量子和振荡器的概念。这三个案例都意味着由隐喻所唤起的类比和模型的根本变化，也就是表征某种相似关系和差异关系即同异关系（the 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的分类范畴（the taxonomic categories）的变化，从而造成语词附着或切割自然界的方式的变化。库恩由此概括出一些精辟见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1）隐喻反映了语词的主观性、含混性、多歧义性，它在人文学科中大有用武之地，在以客观性、逻辑性和精确性见长的自然科学中，它还会发挥奇妙的作用吗？对此，库恩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
文科学生早就理所当然认为，隐喻以及随之而来的方法（它改变了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通向新世界的入口，并使这种作法无法进行翻译。政治生活以及某些人眼里的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也被广泛地赋予这一特点。但是，对于同实在世界客观地打交道的自然科学，却一般都认为不受影响。科学真理（和谬误）被认为是超越于暂时性的、文化的和语言的变化的蹂躏。我想提醒的是：自然科学作不到这一点。不管是自然科学的描述语言还是理论语言，都无法为这种超越提供基石。
（2）词汇表可以借助于隐喻获得，认知世界和获得词汇是同时的。库恩表明，人们要是能够得到一张词汇表或者一部词典，也就得到了一种最适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更具体地说，如果可以多少借助于隐喻，人们得到的只是一部分类学，其中有一些必须描述的事物、活动和状态的名称，还有一些有利于识别和描述它们的特征的名称。而且，如果加以仔细识别，对于把名称固定于它们所命名的事物上以获得词汇的过程，还必须把两种不同的名称联系起来：一种是关于事物的名称，另一种是描述事物最突出特征的名称。在这个学习过程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描述就不能开始。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学到的东西又远远超过了仅仅对描述有用的语言，他们同时还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语言也适用的世界的知识。要获得新知识，就要付出改变描述语言的代价。科学的发展最终不仅依赖于人们就世界轮换地说了些什么，还依赖于人们轮换地用什么词去说。语言的进化，包括基本描述语言的进化，也同定律和理论的进化一样，是科学的一个方面。
（3）模型、隐喻或类比的根本变化是科学革命的三个特征（另外两个特征是：革命变化多少是整体性的，词汇网络通向映照同一世界的同源结构（homologous structure），从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世界；革命变化是意义变化，更明确地讲，是语词附着自然的方式的变化，即按照语词对象被决定的方式的变化，从而大规模地改变了这些语词所附着的客体的境况）之一，也是三个特征中最难弄清楚的一个，但却是最为显眼的，而且可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对于类比来说，是指这一个方向的变化：什么类似于什么，什么不同于什么。正是这种类似性模式使一些现象属于同一个自然家族，从而把它们都置于同一分类学范畴之中而附着于自然界。因此，
随着科学革命而不时改变的类隐喻的并列关系，对于获得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过程来说是很基本的。只有在这一获知或学习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科学实践才可能开始。科学实践总是包含着对自然界所作概括的产生和说明；这些活动预先假定了一种具有起码丰度的语言；获得这样一种语言的过程也随之带来了自然知识。
（4）隐喻不仅在科学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常规科学时期语言共同体的年轻成员接受传统训练（相当于生物学的个体发育）时，同样必须重复科学的系统发育过程：
要把一种新的术语引进到科学词汇之中，往往要把某种具有隐喻性的东西请出来。而在把这种术语——现已为某一行业的一般用法所确立——引荐给已学习到这一用法的一代又一代的科学新人的时候，仍然要把它再请出来。
正是基于上述状况，库恩有理由把整个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具有隐喻特征的过程”（metaphor-like process），一个自始至终伴随着隐喻的过程，一个间或变换类比和模型，调整相似性模式的过程。不论自然科学发展到何种高度，它都只能面对一个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语言世界。（[9], pp.225-226）

（二）隐喻、类比和模型
库恩把隐喻、类比和模型视为科学认知尤其是科学革命中概念变革的助产士，他有时并列地提及它们，有时则混用。他没有就三者本身进行具体探讨，也没有着笔论及它们的同异关系。在本小节，我们拟粗略地弥补一下这个缺憾。
据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第9版解释，隐喻（metaphor）一词在中世纪法语中写作metaohore，它出自拉丁语metaphora，而拉丁语出自希腊语同一词汇，愿意为转换、变化。英语词metaphor出现在1533年，意指一种修辞格（a figure of speech），在该修辞格中，在字面上指称一种类型的客体或观念的一个词或词组被用来代替另一个词或词组，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likeness）或类似（analogy）。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把隐喻视为“以一个观念迂回地表述另一个观念的方法”，他对隐喻作了这样的界定：
有意识地以彼思想内容的名称指代此思想内容，只要彼思想内容在某个方面相似于此思想内容，或多少与之类似。在这种情况下，隐喻即是真正的“移译”或“翻译”；它介于其间的那两个概念是固定的和互不依赖的意义；在作为给定的始端和终端的这两个意义之间发生了概念过程，导致从一端向另一端的转化，从而使一端得以在语义上替代另一端。
麦克格拉斯的定义言简意赅：“隐喻是一种言说方式，言此而意彼。”他还引用了纳尔逊•古德曼关于隐喻的一句名言：“教老词玩新把戏之事”。
由此可见，隐喻的本质特征是：它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照关系或对应关系。隐喻的实质在于，我们用一种熟知的对象和境况的语词隐喻地去谈论另一种不熟知的东西的图像，为的是力图把握它和理解它。
关于类比或类似（analogy），马赫早就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 ，并认为开普勒和麦克斯韦是精通这一科学方法的科学家代表。在马赫看来，相似（similarity）是部分的等同：相似的对象的特征是部分等同的和部分不同的；而类比则是更为根深蒂固的相似，即抽象的相似，因此有健全的根据把类比视为相似的特例。他给类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类比是概念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其中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对应的要素是不同的，而要素之间的对应的关联是相同的。严格地讲，出自相似和类比的推断不是逻辑的事情，至少不是形式逻辑的事情，而是心理学的事情。类比能把任何对象的全部本质明确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它在科学认知中的价值怎么高估也不过分。马赫说：
相似和类比的考虑在几个方面是扩展知识的富有成果的动机。一个还相当不熟悉的事实范围N，可以显示出与另一个比较熟悉的、直接的直觉较为可以达到的事实范围M的某种类似：我们感到立即被驱使以思想、观察和实验在N中寻求与M的已知特征或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对应的东西，通常这将揭示出关于N的迄今未知的事实，从而发现这些事实。即使我们的希望受挫，我们发现了N和M之间的未曾料到的差异，我们也不是劳而无功：我们最终更充分地了解N，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它的概念上的把握。
彭加勒也把类比视为从已知通向未知的必由之路。他说：“当科学没有直接的结合物时，它们还可以通过类比相互阐明。” 类比是向导，它能把发明家由已经解决的问题引向新问题。最初，发明家必须辨认这个问题与应用这种方法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类似；然后，必须觉察这个新问题在什么方面与其他问题不同，从而推断应用该方法所必须的修正。在彭加勒看来，为了从实验得到定律，就必须加以概括，而概括必须在不计其数的道路中做出选择。什么将指导我们选择呢？这只能是类比。在这里，轻内容而只重纯粹形式的数学心智，能教导我们认出眼睛看不见而理性却能神悟的、真正的和深奥的类似。麦克斯韦在最大程度上具有这种数学类比的内在感觉，所以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于模型（model），迪昂对此也早有论述 。他把使用力学模型，或通过某些或多或少粗糙的类比恢复所阐述的理论的特定特征，看作是英国物理学专题论文的习惯性特征。这种特定的心智类型产生了特定类型的物理学理论；同一现象群的定律不是协调在一个逻辑体系中，而是用模型描述的。而且，这个模型可以是由具体的物体建造的机械，或者是由代数记号建造的器具；无论如何，英国类型的理论在其发展中本身并不服从逻辑要求的秩序和统一的法则。迪昂承认，使用力学模型能够在发现的道路上指引某些物理学家，它还能够导致其他研究结果。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它带给物理学的进步没有它夸口的那么大。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使用这种形式很少作为发现的工具，而是作为阐明的方法。就像开耳芬勋爵所宣称的那样，这样的具体描绘对于帮助他理解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它他就无法达到对一个理论的清楚了解。迪昂提醒人们，切不要把模型的使用与类比混淆起来：
物理学家力图把某一范畴的现象的定律用抽象理论统一和分类。他往往是让类比指导他自己的，他在这些现象和另一范畴的现象之间看到类似。如果后者在一个满意的理论中已经是有秩序的和有组织的，那么物理学家将试图把前者聚集在相同类型和形式的体系中。
物理学史向我们表明，对两个不同范畴的现象之间的类比，也许是在构成物理学理论时发挥作用的所有步骤中最可靠、最富有成效的方法。
迪昂指出，惠更斯的光波动的概念就出自光产生的现象和构成声音的现象之间的类比，欧姆也是借助热传播和电在导体内传播的类比，把傅立叶为前者所写的方程传输到第二个现象范畴的。他从这些案例洞察到：
物理学的类比的使用往往采取更为精确的形式。也就是说，被抽象理论还原的两个大相径庭的、毫无类似之处的现象范畴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用来详尽阐述理论之一的方程在代数上等价于表示另一个理论的方程。这样一来，虽然这两个理论由于它们协调的定律的本性而基本上是异质的，但是代数却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精确的对应。理论之一的每一个命题都在另一个理论中有它的相应物；在第一个理论中被解决的问题在第二个理论中提出并解决类似的问题。
迪昂认为，这种代数对应或抽象类比是价值无限的事情：它不仅带来显著的智力经济——由于它容许人们把为一个理论构造的所有代数工具直接转移到另一个理论，而且它也构成了发现的方法。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认模型的启发发现的作用，因为发现不服从任何固定的法则。他说：没有一种学说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它不可以在某一天能够催生新颖而幸运的观念。决断命运的占星术在天体力学原理的发展中也起了它的作用。
内格尔后来也探究了隐喻、类比和模型在科学认知中的地位 ，他注意到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把不熟悉的东西还原为已经熟悉的东西。他就隐喻发表了如下看法：
隐喻，不论是僵硬的还是生气勃勃的，它们的广泛使用是人类发现新经验和熟悉事实之间的相似性这种深刻天赋的有力见证，这样新的东西由于被归结到已经确立起来的特征下而得到掌握。不管怎样，人们的确倾向于使用熟悉的关系系统作为在智慧上借以同化起初陌生的经验领域的模型。
不过，内格尔也明白，在绝大多数情形中，使用隐喻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故意的过程。若不加以仔细的表达整理，则新东西和旧东西之间的相似性往往只得到模糊的理解，此外这种感受到的相似性的有限性的限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因此，当根据不加分析的相似性把熟悉的概念扩展到新的题材时，很容易犯严重的错误。即便如此，他还是充分肯定了隐喻的助发现价值：理解新旧东西之间甚至是模糊的相似性，也往往是重要的知识进步的起点。当反思变成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时，这种理解也许可以逐步发展成为那些能够充当有效的系统研究工具的经过仔细表述的类比和假设。
在内格尔看来，理论科学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类比对理论思想形成的影响的例子。一些杰出的科学家相当明确模型在新理论的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模型既充当了建立一个理论的根本前提的指南，又充当了扩大其应用范围的启示的源泉。模型除了在理论的建构和应用中具有启发性价值外，它对获得范围广泛的说明系统也有贡献。按照一个熟悉的模型表达的一个理论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类似于那些据认为适用于该模型本身的理论或定律，因此新理论不仅同化了已经熟悉的东西，而且往往可以被看作是对原来那个应用范围比较有限的旧理论的扩展和推广。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旧理论之间的类比不仅是开拓新理论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是许多科学家在建构说明系统中要心照不宣地努力获得的一种迫切需要的东西。当然，他同时也提出警告：按照某个模型来表述一个理论也不是没有危险，一个模型既可以是一个潜在的智慧陷阱，又可以是一个无价的智慧工具。主要的危险是双重的：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一个模型（尤其是一个实质性的模型）的某个非本质的特点构成了它所包含的理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模型可能与理论本身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