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理的自然分类”（注：On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Arguments，首次发表于1867年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7.）的一个脚注中，皮尔士批评实证主义者混淆归纳推理与假说推理。这个脚注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关于归纳与假说的思想。“实证主义者与其他学说的区别，除了它的历史理论和关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外，还在于它看待假说的方式。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形而上学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分歧太大；但是，实证主义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即，这些理论违背了一切合法假说的唯一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每个好的假说都必须能够得到后来的证实，其确实性程度与它所属的学科的结论相当。在我看来，这就把一个假说的概率本身与准许它进入某个学说体系的条件混淆起来了……的确，只有具有很高概率的结论才准许进入其中。我在这里讨论的规则仅仅是假说的合法性的一般规则，而不是决定假说与某门具体科学的相关性的规则；因此，我将只讨论另一个常见的陈述，即‘不允许不能得到直接经验证实的假说’。实证主义者并不把假说看作推理，而是把它看作激发和指导观察的手段。但是，我在上面已经阐明，一些前提使一个假说具有高概率，因此是合法的假说推理。也许有人回答说，这样的结论不是假说推理，而是归纳。我对假说一词的用法是有依据的，我可以由上百个权威来证明。”在引用康德和穆勒的话之后，皮尔士接着说，“一个假说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推理，因为采用一个假说是有某种理由的，不论是好理由还是坏理由，而那个理由给予假说某种可信度。我所说的假说推理肯定不是归纳，因为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而我所说的假说并不是这种情况。实证主义关于一个假说的标准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承认假说是推理得来的，那就很难怀疑，被观察到的事实一定是从假说明白地推导出来的，而不必借助于任何辅助假说。……这个实证主义的原则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一点可有以下根据。首先，假说推理的有效性证明并蕴含这个原则；其次，历史完全是假说性的，绝对不能由直接经验来证实，当实证主义原则严格应用到历史上时，就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对于后面这一论证，我只知道有两种回答。第一，它迫使实证主义规则比当初的设想更进一步，认为历史已经这样被证实了。第二，实证主义者并不吹虚他知道世界如何绝对地存在着，而只知道呈现在他面前的世界。对第一个回答的反驳是，考察一个规则在一切事例中的逻辑后承，直到能够显示一些事例在某个实质性方面不同于其他事例。对第二个回答的反驳是双重的。首先，我说‘是’并不比实证主义者说‘呈现’有更多的意思，即实证主义者说只有‘呈现’的东西才被认识时所表达的意思，因此这个回答是无关的；第二，实证主义者有时否认历史见证，这样就在实际与呈现之间做了假说性的区分，但他们无法由直接观察来证实这个区分”(Peirce 1932:vol.2,308-309)。
皮尔士同波普一样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假说是高度可证伪的假说。“有一种严重的错误观念，以为科学家的心灵里充满了许多命题，这些命题即使没有得到毫无瑕疵的证明，也至少是有极高的概率的。相反，他喜爱极不可信的假说，并暂时对它们持恭敬的态度。他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不论什么样的科学命题都容易受到反驳并很快被抛弃。假说就是看起来是真的或像是真的、而又能够通过与事实做比较来证实或反驳的东西。最好的假说，即在研究者看来最有魅力的假说是样的：如果它是假的，它能够得到最痛快的反驳。这比高似然率这种小优点要重要得多。什么是似然的假说，那就是与我们现有的思想一致的假说”(Peirce 1932,1:49,para.120)。假说推理的认识论意义就在于提出被反驳的风险度很高的假说。“假说推理寄希望于推理者的心灵与自然之间具有足够的亲和性，使猜测不完全是没有希望的，只要每一猜测都通过与观察相比较来检查。虽然［假说］与观察相一致并不证明它是对的，但如果它是错的，最终会找出错误。”(Peirce 1932,1:49,para.120)。
皮尔士倾向于认为假说推理是一种逻辑推理并多次论述这种推理的逻辑形式。这一点与波普是不同的。
　　三、科学进步
波普与皮尔士都主张认识论的可误论：科学知识是可误的；真理是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科学通过改正错误而走向真理。这是从他们共有的发现逻辑——猜想与反驳的逻辑——引伸出来的认识论主张。
波普把科学哲学家分成三类，一类是证实主义者，一类是证伪主义者或可误论者，还有一类他称为“失望的辩护主义者或怀疑论者”。而他本人就是可误论者：“证伪主义者或可误论者说，原则上不可能由批判推翻的东西是不值得认真考虑的；而原则上能够被推翻却又经受住了推翻它的批判考验的理论，也有很可能是假的，但它无论如何值得认真考虑，甚至可能被相信——虽然是暂时的。”(Popper 1963:228)同波普的可误论相联系的是反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和反实证主义的科学逻辑。
基础主义者主张，人类知识是从毫无疑问的前提开始并由正确的方法来扩展的。笛卡尔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是基础主义。前者认为知识的出发点是理性的第一原理，后者认为是直接经验。波普对这两种关于出发点的主张都做了反驳，提出科学知识是从问题开始的。波普认为，以为科学从纯观察开始的看法是错误的。1933年，在维也纳做一次演讲时，波普就尝试告诉物理系的学生，没有什么纯粹的观察。他对学生说：拿出笔和纸，仔细观察，记下你们观察到的东西。学生问：您要我们观察什么？波普想用这个事例来说明，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有被选定的对象、一定的任务、一种趣向(interest)、一种观点、一个问题。对观察的描述预设了一种含有性质词的描述语言；它预设了相似性与分类，这又进而预设了趣向、观点和问题”(Popper 1963:46)。任何观察都有一定的理论预设为先导。但这并不导致无穷递推。其起点是通过生物进化形成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预期。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天赋观念。这样，波普既否定了洛克，又否定了笛卡尔，也就彻底地否定了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在波普看来，认识不是从某种无预设的前提开始的，而是从问题开始的。“我们可以说，科学从问题开始，再从问题进展到相竞争的理论，科学对这些理论做批判的评价，特别重要的是对它们的逼真度的评价。这就要求严厉的检验，因此预先要求有高度的可检验性，高度可检验性依赖于理论的内容，因此可以做验前的评价。在多数事例中，在最精彩的事例中，理论最终被打破，从而提出了新的问题，获得进步的程度可以根据老问题与新问题之间的知识距离来评估。这个循环可以由我们反复使用的图形来描述：P1→TT→EE→P2”(Popper 1972:144)。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是真理，客观的绝对的真理。
起初，波普认为“真理”这个词是含糊的，因此，他总是避免使用这个词。自从读了塔斯基关于“真理”的语义定义的文章之后，他觉得可以放心地使用真理概念了，可以大胆地讨论真理问题了，波普是真理符合论者，他认为塔斯基的真理理论完全清楚地定义了真理：“塔斯基的伟大成就，他的理论对于经验科学的哲学的真实意义是他恢复了绝对真理或客观真理的符合说（这种学说过去曾经是很可疑的），他使我们完全可以自由使用真理即为符合事实这种直观观念”(Popper 1979:60)。虽然我们的知识是可误的，虽然我们不拥有真理，但我们拥有接近真理的标准。在波普看来，认可度和逼真度都是接近真理的测度。所谓知识的增长，就是通过消除错误而走向真理。因此，猜想与反驳法也可以叫做试错法，即试验和消除错误的方法。
皮尔士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彻底地批判现代哲学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代之以可误论的和反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同时阐明人类通过消除错误不断地走向真理。在1868年发表的“四不能的一些推断”（注：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首次发表于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2(1868):140-157。所谓“四不能”，是说人没有现代哲学所赋予的四种能力。）中，皮尔士开篇即指出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并对现代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皮尔士指出：“当我们着手研究哲学时，我们必须从我们拥有的一切成见开始。这些成见不是拿出一个条条来就可以赶走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没出有想到要去怀疑的东西。”(Peirce 1998:vol.1,29)。科学没有一个无误的出发点，而是要从我们已有的成见出发。因此，皮尔士反对笛卡尔怀疑一切的主张。笛卡尔怀疑一切，是为了寻找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皮尔士指出，普遍怀疑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怀疑只能是具体的、局部的怀疑，即有根据的怀疑。“一个人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可能找出理由怀疑他起初相信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怀疑是因为他有肯定的理由去怀疑，而不是由于笛卡尔的规则”(Peirce 1998:vol.1,29)。我们不怀疑我们没有具体理由怀疑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研究必定是有成见的。一旦我们有的具体的理由，我们就可以怀疑我们的某个信念了。这意味着，我们的信念与某些我们接受了另外一些信念相冲突，这就是问题。科学研究（皮尔士叫做哲学研究）就是从问题开始的。
基础主义者把知识比做一座建筑，而皮尔士用另一个比喻取代了建筑比喻。他把研究过程比做通沼泽地上的长征。长征的目的是真理，真理是长征要达到的无穷遥远的目的。但是，在长征途中，我们没有坚固的基础，我们的脚下是沼泽。我们必须向前走。“科学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岩基上的。它走在沼泽上。我们只能说，这块土地现在还结实，我们要停在这里直到它开始动摇”(Peirce 1932:vol.5,para.589)。我们所接受的任何理论都是暂时性的，可误的。有的理论暂时通过了检验而没有被反驳，这种理论就是我们可以临时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但进一步研究将会使它受到怀疑，于是们又得寻找新的理论。虽然研究的逻辑使我们可以不断地走向真理。但“有三样东西我们决无希望通过推理达到，即绝对的确实性、绝对精确性、绝对普遍性。我们甚至不能绝对确实地说我们的结论是近似的真理……我们甚至不能吹虚我们有概率性的精确性”(Peirce 1932:vol.1,58;para.141)。这种可误论是皮尔士“多年研究科学逻辑得出的结论”(Peirce 1932:vol.1,60;para.147)。
但是，皮尔士的可误论并不导致他对客观真理的怀疑。皮尔士对真理下了多种定义，如真理是“符合独立于思想的东西，或者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意见的东西”，是“抽象陈述与理想极限的一致”(Peirce 1932:vol.5,para.211,565)，是研究者共同体的最后共识。只有科学方法或科学逻辑能够使我们通过无穷长远的长征最终达到真理。科学方法的根本精神就是从错误中学习。皮尔士指出，我们从反驳中比从证实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把一个假说提出之后从假说推导出预测并对预测进行检验的过程称为归纳法。“我们不要忽视归纳过程的自我改正的常在倾向，这是它的本质，这是它的奇迹。它的结论的概率性就在于，如果所寻求的真值率没有达到，归纳过程的扩大将导致更近的近似。”(Peirce 1932:vol.2,456,para.729)。虽然波普明确反对归纳法，但他的认可度与皮尔士的概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以上比较我们看到，波普与皮尔士的认识论是惊人地一致的，差别主要措词上和表达方式上。但波普除了提到皮尔士的概率论和物理非决定论之外，对皮尔士的认识论几乎无只言片语提及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皮尔士的哲学著作读者很少。皮尔士本人的写作方式难以为读者所接受，有的研究者指出，皮尔士的写作风格始终带有业余哲学家的味道。而且，皮尔士虽然被公认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但对他对实用主义的论述往往被詹姆斯和杜威的更有条理的论述和受到更多的注意所淹没，除了极少数的皮尔士专家外，多数人把皮尔士看做作个科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很有可能波普没有读过皮尔士的认识论著作。历史的实际到底怎样，也许永远是一个谜。不论如何，波普尔对证伪主义的方法论的论述远比皮尔士更清晰，更有条理。这是波普的最大贡献。至于可误论、证伪主义、反基础主义等思想的创新，首要贡献则应归于皮尔士：“读了《解说》（注：即皮尔士的《科学逻辑解说》(Illustrations of the Logic of Science)，由“信念的确定”、“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机率学说”、“归纳的概率”、“自然的秩序”、“演绎、归纳和假说”等六篇论文组成，于1877-1878年发表于《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之后再读波普和亨普尔，我们看到，对皮尔士在一个多世纪前首先提出来的模型，新添上去的东西是多么少”(Brent 1998:117)。

【参考文献】
1　Joseph Brent,Charles Sanders Perice:A Lif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
2　Max H.Fish,Introductory Note,in Thomas A.Sebeok,The Play of Musement,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
3　C.S.Peirce,Collected Work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Brstol,England,Thoemmes Press,1932-1958.
4　——The Essential Peirce,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
5　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9.
6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
7　——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2.
8　——Unended Quest: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London:Open Court,1976.
9　W.V.O.Quine,Word and Object,Cambridge:The M.I.T.Press,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