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恩斯特•马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哲人科学家，他的思想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逻辑实证论)。文章立足于对马赫原著的研究和对现实背景的考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马赫社会哲学的各个方面：他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科学主义、无神论和教育思想。像马赫这样的哲人科学家，在科学上有重大建树，又对社会发展和人的自我完善充满关爱，从而成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
关键词： 马赫；哲人科学家；社会哲学
Abstract：Mach was a great philosopher-scientist in the time between the end of l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His ideas led directly to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10gical positivism)．On the ground of studies of Mach's original works and investigation of present backgrounds，this paper expounds comprehensively all aspects of Mach's social philosophy: humanism，pacifism，scientism ，atheism，and his educational thinking. As a philosopher-scientist，Mach had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meanwhile he showed great concern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lf-perfection．Therefore he was regarded as the carrier and founder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 culture．
Key words：Mach；philosopher-scientist；social philosophy
马赫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思想家，是一位身体力行、勇于进行社会探索和实践的伟大战士。马赫从小就对一些古怪而颠倒的社会现象迷惑不解：人们怎么能让他们自己受一个国王的统治?世间富有的人为何只是拥有财富?这种与人类休戚与共、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品格和志向贯穿于马赫的整个生涯，尤其是在他功成名就、具有社会感召力和世界影响之时。他坚信科学技术对文明的促进作用，他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充满信心，他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热爱真理主持正义，他拥护和平并反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战争。一言以蔽之，他对真善美满腔热忱，对假恶丑疾首蹙额。路德维希公正地写道：马赫一生都受到一种根本冲动的支配，这就是光明磊落。他是大众教育和进步的斗士，当他看到真理时，他总是毫不畏惧地献身于真理。
本文将集中论述一下马赫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描述一下他的切实的行动。读者将不难从中看到马赫真实的、完整的形象，而且也会明白：列宁给马赫无端罗织“反动”罪名，给马赫脸上恣意抹黑，是多么粗暴，多么没有道理。
一、马赫社会哲学的基础
马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科学主义者。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深深根植于他关于社会进步、关于道德世界秩序理想的始终不渝的信念和深挚的社会理性论。马赫改良了黑格尔的乐观主义，认为即使合理的并非总是现实的，至少它通常会变成现实的：“从理论了解到实际举动的距离无论怎么远，后者终究不能够抵抗前者。” 马赫看到，在他所处的时代，物质福利“不幸地仅为某些人所拥有”，但他相信“可以期望未来的事情会变得更好—些” 。
马赫相信伦理和法律在建立社会新秩序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他指出：“把伦理建立在其正确性不能被检验的基础上肯定不是理性的。”例如，把一个阶层的人宣判为奴隶，而另一个阶层的人则以保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既得利益为目的。在这样的地方，死后报应的道德对第一种人具有不可估量的安慰作用，对第二种人则是十分合乎一时需要的。然而，如果道德以事实为基础，那么它就是健康的，就像高度发达的中国人的学说那样。马赫的下述言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伦理和法律是社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其水准越高，粗俗思想的成分被科学思想取代的也就越多。”（[3]，p. 75）
在这里，马赫不仅指明了伦理和法律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而且也隐含着社会的进步，包括精神文明的进步。他的下述言论更是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提并论，甚至尤为强调精神的东西的价值以及它在公众中的传播与普及：
“文化的进步只有存在某些冒险性时才是可以想象的，从而只有通过部分地从劳累中解放出来的人才能普遍被推进。这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的东西二者都成立，精神的东西具有壮丽的性质，人们不能阻止它们传播到人类负担沉重的阶层：这些人将或迟或早地认识到真实的事态，并面对统治阶层而要求更廉价、更恰当地使用普通股权。（[3]，p.56）
二、马赫的人道主义
马赫的人道主义的最高宗旨在于，他把全人类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倡导社会公正、平等，呼吁社会成员互助、博爱，并在坚持个人自由的原则下反对利己主义。在谈到生命进化是对不断拓展的活动领域的适应时，马赫提到人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以致在非洲或亚洲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都会在他的生活中留下痕迹。他接着以诗一般的语言充满深情地写道：
“让我们看看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悲伤，有多么大的部分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所反映!……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品质，他们的意图，有多大的份额我们不是通过诗歌和音乐汲取的!虽然它们只是轻微地触动了我们情感的琴弦，但是像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在成年人的心灵上柔和地注入生机一样，我们无论如何再次部分地体验到他们的境况。”
马赫在为这段话所加的注释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务必不要受人欺骗而设想，其他人的幸福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的十分显著和十分基本的部分。正是公共资本，不能由个人创造，也不会随其消亡。自我的形式的和实质的限度仅对最原始的实际目标是必要的和充分的，而在广泛的概念上则是无法理解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犹如珊瑚虫。把个体联合起来的物质的和有机的粘结剂确实有用；这些粘结剂只是妨碍运动和进化的自由。但是，终极目的即整体的精神关联通过比较丰富多彩的发展可以在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从而使自由成为可能。”（[4]，p.235）看来，马赫是决不让利己主义在人类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他想通过教育达到这一目标，从而使人既有个人自由，又有整体的协调。
马赫看到，科学和艺术都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产物。只有部分人从事物的牵挂中解脱出来，有了足够的自由和闲暇，有兴趣对与应用无关的东西进行观察和研究时，科学本身才能真正诞生并获得独立。像科学一样，艺术也是必需品满足的副产品。马赫写道：
“艺术和科学，任何正义和伦理观念，事实上任何较高级的智力文化，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只有当一部分人使其他人减缓了物质牵累时才能兴盛。让‘上流社会’明确认识到他们向做工的人付出了什么!让艺术家和科学家想到，他们支配和提供的正是一笔庞大的公共的和共同获得的人类财产!”（[3]，p.61）
作为上流社会一员的马赫，对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工农大众给以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和赞颂，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事实上，这种人道主义的平等于博爱情操，可以追溯到马赫的青少年时代。马赫从小干过农活，学过木工，他从中懂得了“对体力劳动者应有的尊重”。马赫后来回忆说：“这种尊重体力劳动者的特点，在我和同事们的谈话中就时常表露出来。”
马赫谙熟并热爱东方文化，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和西方人的优越感。马赫对印度文学和科学的兴趣是从了解古典印度戏剧开始，经过熟悉印度人的众神，最后被吸引到印度的数学和逻辑。他在格拉茨的一次讲演中提到“科学曾经和诗处于完全不同的关系。古代印度数学家用诗句写下他们的定理，荷花、蔷薇和丁香，美丽的风景、湖泊和山岳都在他们的问题中出现。”（[4]，p.30）马赫还把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看作是两条有代表性的发展路线：
“书写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或者对事物的描写通过迅速简化的手写缩减为概念的约定记号，像在中文中那样；或者以描述难题的方式想起词的发音之一，图画转为语音记号，像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那样。抽象地思维的倾向和为此目的谋求书写的需要导致前一种方法，而写出人的名字和一般地写出恰当名词的需要导致第二种方法，这便产生了文字手写。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殊的优点。第二种方法与十分微弱的工具有关，容易听清楚语言中的每一个语音的和概念的变化。第一种方法是完全独立于语音的，以致日本读者能阅读中文，而他们在语音上讲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中文书写几乎是万国语，尽管它需要随每一个概念的变化而变化。”（[3]，pp.59~60）
马赫似乎对中国文化更为熟知，对中国文明更为钦慕，对中国的事情更为兴味盎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的语言、文字、绘画、伦理、科技、典籍等”。他喜爱中国绘画，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绘画不画阴影，这与他童年时的倾向一致。他认为中国人的伦理学说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是“健康的”、“高度发达的”([3], p.75)他对中国古代的计数筹板便利计算的作用评价颇高。他在1882年的著名讲演《物理研究的经济本性》的开头和结尾处分别提到了中国哲学家列子寓意深刻的名言：“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和“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4]，pp. 186,213）
东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马赫的思维方式，以致布莱克默认为：马赫的现象论和科学的“内部的”目的是“东方的”，而他的达尔文主义和科学的“外部的”目的则是“西方的”。([1], p. 293)
马赫的人道主义在他同情、支持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中得到最为革命性的体现，他是一位坚定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赫之所以倾向和赞同社会主义，是因为他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端和工人阶级的非人状况。他期望社会公正，期望社会成员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在这方面，他的观点接近社会整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马赫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现存的经济和工业状况表示义愤，但马赫拒绝把有利于个人的“利己主义的”经济原因作为首要的恶棍，他似乎也不主张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来达到社会公正，而主张用非暴力的联合行动达到目的。不管怎样，马赫对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
“人们不会失望，有一天人类的这一部分在正确地认识到这种状况时将联合起来，反对那些巨头和雇主，并要求对我们的公共财富进行比较有目的地、相互比较满意地使用和分配。”（[1]，p.233）
马赫的观点不光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他把它们切实地落实在自己的具体行动中。马赫是一位真正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赫长期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负责人阿德勒父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896年，他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一起，反对执政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成人教育的否定，他担任抗议集合的主席。1899年，他公开宣布，自愿把一大笔钱馈赠给成人教育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报》。1901年，半身不遂的马赫乘坐救护车以个人身份出席奥地利上议院会议，投下关键性的一票，支持把煤矿工人工时限制到9小时的法案。1902年，他作了一次坦率而成功的发言，反对执政党在萨尔茨堡建立排他性的天主教大学。1906年，马赫被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狄慈根的思想所吸引，他敦促他的哲学信徒学习狄慈根的著作。1907年，马赫的政治活动达到高峰，他又一次坚持出席奥地利上议院会议，为的是投票赞成选举改革法案。他给报纸写了几篇文章：一篇反对种族歧视，一篇反对罗马天主教教皇关于天主教教义的新大纲，为维也纳大学学生反对市政府的不公正行为的运动辩护。在讲德语的国家中，马赫是支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为数极少的大学教授之一。马赫这样一个光明正大的，为正义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竟被列宁指鹿为马地斥之为“反动的哲学教授”“‘最新的’反动教授” ，这岂不是天方夜谭！
对于社会主义，马赫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他担心在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中，集权和独裁会造成对个人和社会的侵害，“奴役也完全可能变得比在君主政体或寡头独裁政治的国家更加泛滥和暴戾”。为此，他赞同有关具体的预防性措施：“多数原则的第二位的需要，受保护的独立的个人是根本的需要。”（[3]，p. 63）。这是马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最为人道的、最有启发意义和最富实践意义的部分。
马赫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十多年发出的告诫，至今仍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和魅力。无独有偶，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爱因斯坦，也在1949年发出同样的告诫：社会主义“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他指出社会主义需要解决的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才能使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马赫人道主义的深层底蕴也许蕴涵在他的自由而开明的人道主义的人生观中。马赫通过对“自我”的分析得出结论：
“自我是保存不了的。部分地由于这个认识，部分地由于害怕这个认识引起了许多极其奇怪的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的、宗教的、苦行主义的和哲学的荒诞表现。人终究不能够对于心理学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简单真理熟视无睹。这样，人就不再会以为有那么高的价值了。——自我就是在个人生存时也有很多变化，并且自我在睡眠时，在沉醉于一个直观，沉醉于一个思想时，正在最幸福时，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不复存在。于是，人们就愿意放弃个人不朽的想法，而不认为次要的东西比主要的东西有更高的价值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会排除对于其他自我的蔑视和对自己的过高估价。以这种人生观为依据的道德理想，离苦行主义者的理想同离骄横的尼采式‘超人’的理想一样远；前一种理想从生物学上看来不能为苦行主义者所坚持，随着他的死亡也就同时消失了；后一种理想是其他人所不能容忍的，而且也不希望人们容忍。”（[2]，pp.19~20）
马赫的人道主义不仅仅面对整个人类，而且也面对整个有机界乃至无机界。马赫反对滥用和浪费能源和资源，他告诫人们，地球的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马赫的下述言论也许是发出了当代的生态伦理学的先声：
“我们无法为未来科学划出一道严格而可靠的界线，但是我们能够预见．现今把人和世界分开的坚硬的墙壁将逐渐消失；人将不仅以较少的自私心和较强的同情心彼此相处，而且也将如此这般地对待整个有机体世界和所谓的无生命世界。大约两千年前，中国哲学家列子，也许就具有像这样的预感。他当时指着一堆腐朽的枯骨，对他的门徒以严谨的、精确的口吻说：‘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4]，p. 213）
三、马赫的和平主义
马赫终生坚持不懈地反对强权和暴力，拥护公理与和平，是一位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在马赫看来，物理学中的force(力)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社会上的force(暴力)在实践的意义上也是可以被消除的，和平能够成为自然的、充满人性的状态。在1897年发表的关于射弹的讲演中，马赫涉及到战争与和平问题。他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为数众多的参与战争的人和沉默不语的人都断言，持久和平是一个梦，而且是一个不甚美丽的梦。我们可以把对此的判断留给深刻的人类研究者，我们也能意识到士兵极端厌恶过于漫长的和平引起的沉滞。确实，在国际关系还没有希望大大改善的情况下，中世纪的野蛮状态是不可克服的。当时暴力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蛮横的攻击和同样蛮横的自卫是接连不断的。但是，事态的暴虐反过来又迫使人们结束它，只是最终不得不靠大炮来发言。暴力统治并未迅速被废除，只不过转化为其他暴力而已。我们不必使自己沉湎于卢梭型之梦。法律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强权问题。即使在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都给予同样权利的美国，选举权也只是对暴力的温和代替。在这里，马赫对严峻实的洞察可谓入木三分。尽管如此，他还是满怀信心地认为：
“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交往将逐渐地采取比较文雅的方式，没有一个真正了解往昔的人会真诚地希望再次倒退，不管往昔在绘画和诗歌中可能被描绘得多么美妙。”（[4], p.336）
马赫接着分析说，虽然旧的暴力统治还处于支配地位，但是由于它的统治正在极度地对国家智力的、道德的和物质的资源横征暴敛，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减少负担，胜利者比被征服者几乎没有减少压力。因此，它必然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容忍。马赫坚信，理性、理智、道德和理想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所幸的是，理性不再为那些庄重地称他们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人所全部拥有。在这里，正像在每一个地方一样，罪恶本身将唤起理智的和道德的力量，这些力量注定要平息暴力。纵使种族和民族的仇恨尽其可能地放纵，国家的交往还将扩大并变得更加密切。与把国家分开的问题相比较，要求未来人全部能力的伟大而共同的理想将会更加显著、更加有力地陆续涌现出来。”（[4], pp. 336~337）
马赫还在讲演中对战争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的私利，竟以高价悬赏第一个枪杀法国人的德国士兵和第一个枪杀德国人的法国士兵。这是对陷入极端困境的广大民众、广大贫苦青年工人和农民的极度蔑视，这种蔑视在德法战争中表现得异常阴森恐怖。
马赫始终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阶级偏见持否定和反对态度，他在布拉格大学任职期间忠实地实践了这一切。他从未讲过挑动民族仇恨的话，一直希望各民族能相互了解，和睦相处，他的许多好朋友都是犹太人。在马赫看来：
“阶级意识、阶级偏见、民族感情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对于某些目的是很重要的。可是，这种见识不是眼光广阔的科学家的特点，至少在研究的时刻不是这样。所有这些以我为中心的见识只适合于实用目的。”（[2], p. 18）
马赫的上述清醒意识，加上他善良的、慈爱的、满怀希望的心灵，使他未像当时大多数德、奥知识分子那样，染上时代病——民族狂热病。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知识界在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下，于同年10月发表了《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侵略行为辩护。93位享有某种国际声望的艺术家、科学家、牧师、诗人、律师、医生、历史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在宣言上签了名。 著名科学家哈伯、海克尔、能斯特、普朗克、伦琴、维恩、奥斯特瓦尔德等出于种种缘由也卷入其中。这种状况在爱因斯坦后来有些言过其实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德国人的罪恶，真是记载在所谓文明国家的历史中的最令人深恶痛绝的罪恶。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7], p. 265）但是，马赫在当时并未被这种甚嚣尘上的民族狂热和战争煽动所裹挟。虽然马赫只是很迟才得知战争爆发，未及对此直接加以公开评论，但是他在自己最后一部著作《文化与力学》(1915)中，谴责了“现代的金融战争”，认为它“对于后代来说，是历史上最可耻的一章。”
马赫的和平主义多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而且也具有绝对和平主义的弱点。但是，他的闪耀着理性光华的和平思想，他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尤其是他的积善有余的心肠和卓尔不群的行动，实在难能可贵，即使在今天也会令人肃然起敬、赞佩不已!
四、马赫的科学主义
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有一部词典 这样释义的：(1)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是典型的方法和态度，或认为是自然科学家所具有的方法和态度；(2)过分信赖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如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功效。第二个释义与所谓的“科学万能论”相通。其实，不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共同体，还是稍有头脑的科学家，都不认为科学无所不能。马赫就对带有弱肉强食色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好感。这种万能论的科学主义含义，实际是外人强加给科学和科学家的。这里所指的科学主义，是指科学家对自身、对科学共同体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目的、限度、思想、方法、价值、精神气质、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等的看法，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具体的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本身。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可称为“科学论”。
马赫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相信科学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相信科学具有神奇的威力，能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带来幸福，而自身却不要求什么回报。他还以优美而畅晓的笔调写道：
“自然界具有神秘魔力的信念逐渐消逝了，起而代之的是新的信念，即相信科学不可思议的威力。科学并不像反复无常的小女妖，只把财宝投入所偏爱的少数几个人的怀抱，而是把她的财宝投入全人类的怀抱，且其慷慨与大方是任何传奇从未梦想到的!因此，她的外行赞美者把揭示感官无法看穿的自然界的无底深渊的能力归功于她，这显然是十分公正的。是的，把光明带给世界的科学能够彻底驱除神秘的黑暗和浮华的外表，她既不需要以这样的外表证明她的目的正当，也不需要以此粉饰她的明显成就。”（[4], p. 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