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昂看来，哥白尼似乎固守强实在论的版本：坚信他的学说揭示了现象背后的实在，不只是可能为真，而且绝对为真。迪昂的反对意见是：强实在论要求绝对的、具有必然真理的确实性；一旦某人相信并宣称他自己具有这样的确实性，他就把他的观点强加于其他科学。迪昂反对绝对真理的主张，因为这种主张阻碍探索，并把过多的约束加之于想象。迪昂悲叹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占优势的实在论是哲学—神学帝国主义，这种错误直到19世纪才得以纠正。 按照迪昂的观点，实际事实和常识定律是实在论的，本身虽为符号但经过翻译的理论事实和科学定律也是实在论的。作为非说明的和符号化的理想、即物理学理论虽不涉及实在(当然是非实在论的)，但它通过直觉、类比却反映了实在论的本体秩序。迪昂的以自然分类为极限的物理学理论表明，与其说他把实在论视为任何理论必须满足的总括要求，毋宁说视为一系列相关理论相继迈向的目标。
其次，迪昂关于现象—实在、描述—说明的二分法大体上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划出了辖域，也为工具论和实在论概略地设置了活动范围。关于事物的真正本性或潜藏在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背后的实在，是由形而上学告诉我们的，但是在现象王国内，科学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迪昂似乎在物理学理论和物理学定律方面坚持有保留的工具论，而在日常经验和更深入的形而上学直觉方面坚持有保留的实在论。迪昂看到科学是充满错误的历史，他通过把实在论放逐到形而上学来容纳科学的失败。迪昂只是在科学和形而上学在理论终点巧遇时，在理论大厦最终建立起来时，才容许实在论的存在，这种巧合恰恰是通过非逻辑的卓识辩认的。在自然分类这个巧合点，物理学理论便“映射”出形而上学要把握的关于实在的信息。
再次，迪昂的工具论主要是作为方法运用的，它活动在方法论领域。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他基本上持实在论的观点：他承诺外部世界和物质实在的存在，他承认科学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真邵，并持与实在论相符或相容的真理观。耍知道，实证论的工具论是否认实在、抛弃真理概念的。
再者，迪昂清楚地看到，工具论并不足以使科学成功，科学目标是工具论和实在论的混合方向。他明知自然分类是只能接近并不可企及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虔诚希望的东西，他深知对理论融贯或统一的要求是物理学方法无力辩护的，但他还是毅然采用这两个与工具论不相容的概念，来平衡和补充工具论的目标。这样一来，科学理论便在保全现象和追求逻辑统一的过程中趋向作为自然本体论秩序反映的自然分类，从而保证了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另外，科学理论除有工具论的分类和经济功能外，也有实在论的示真(审美)、预见功能，从而保证了科学的非功利的认知价值。
最后，除《保全现象》洋溢着强烈的工具论倾向外，迪昂的其他著作都与此不同，《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中的反对工具论、呈观论和贬低科学认知能力的价值的色彩还是相当明显的。在该书中，他把由彭加勒在法国传播的盎格鲁撤克逊的“模型论”(modelism)视为工具论的危险变种，并采取明确的反工具论立场与之斗争。他批判了他在彭加勒的约定论和马赫实证论中发现的过度的工具论倾向，指出他们没有考虑科学史给出的渐进统一的明确证据。对于经典实在论者和经典实证论的工具论者对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两个原则性的回答 (说明和分类)，他持反对和部分否定态度。迪昂坚决拒斥物理学理论是方便处方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物理学理论透露出关于世界本性的信息，给予我们以外部物质世界的知识，而纯粹工具论的物理学也许仅有贫乏的意义。([8]，pp．334，314)
与反对工具论相伴随，迪昂也许是秉承亚里士多德的旨意——“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持更为坚决和更为激烈的反对态度，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强他的反工具论立场。他批评法国教育排斥抽象的和演绎的理论，变成功利主义的牺牲品；他抨击19世纪的信仰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使科学沦为功利主义技巧，斥责实用主义认为物理学理论完全是功利主义的谬说([8]，pp．93，314)。他甚至把科学背弃“无私的探索”而“服务于功利主义”，视为“反对圣灵的罪孽。([15]，p．215)他断言：“导致有用东西的发现”只不过是真理研究的“剩余产品”([15]，p．135)；“只有当实验科学变成演绎的，尤其是当它变成数学的，它才是工业的向导。”
迪昂向来认为物理学不能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他强调他不是实用主义者：“在物理学理论的价值的主题上，我们与各种实用主义学派分道扬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把我们自己列入它的信徒中的一员。” 萨顿说迪昂哲学“是一种由他的宗教信仰和实用主义倾向赋予活力的哲学” ，显然是出于对迪昂哲学的无知和对迪昂宗教信仰的偏见。
综上所述，迪昂力图在工具论和实在论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或必要的张力 ，从而把二者协调起来。因为工具论把科学限于观察结果的诠释和预言，而实在论试图揭示实在的深层本性，科学的历史和实践表明，二者的单独行动均不能有效地促进科学的进步，只有它们珠联璧合，才能相得益彰。迪昂深谙此道。他在评论莱伊的著作时说：这位作者依次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和针锋相对的态度一一反思的和批判的态度、本能的和自发的态度。批判的反思迫使他宣布，理论物理学只知道实验揭示的、必定是偶然的和特殊的真理，理论只不过是分类和发现的工具，并未把知识添加到纯粹经验的事实上。另一方面，本能的和自发的直觉又驱使他宣布，存在着绝对的、普适的、从而超越实验的真理，物理学理论稳定地变得更广阔、更统一的进步指向是对这种日益精确和日益完美的真理的某种洞察。我们将宣称莱伊先生沿着相反方向运动的推理的这两条路线是相互矛盾的吗?我们将以逻辑的名义责备它们吗?迪昂的回答是：肯定不！正像我们不谴责我们在机械论的继承者的思想中辨认出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样，正像我们不指责彭加勒先生就不融贯性所阐述的命题—样——这些倾向和命题先是拒绝、后又承认物理学理论的客观有效性一—我们也不谴责它们。迪昂继续写道：
“在马赫、奥斯特瓦尔德和兰金以及所有审查物理学理论的本性的人中，我们都能够注意到这些相同的两种态度，一个看来好像是另一个的平衡重量。宣称在这里只存在不融贯和荒谬是幼稚的：相反地很清楚，这种对立是一个与物理学理论的本性在实质上相关的根本事实，我们必须如实地记住这个事实，如有可能就说明这个事实。”([8]，p．333)
因此，迪昂的结论是：“责成物理学理论在它的发展中保持严格的逻辑统一，也许是把不公正和不宽容的暴政强加于物理学家的精神。”然而“物理学家不管多么实证论”，“他都不能使他的精神在物理学理论中看到的只是一组实际的步骤和工具架”，“他都不能拒绝承认”，“他朝向越来越统一、越来越完美的物理学理论的努力是合情合理的”，即趋向于暗示外部世界的“普适的和必然真理”的自然分类。([8]，pp. 334，332)
迪昂的能量学既是他心目中的物理学理论的理想形式，事实上也是工具论和实在二者的张力哲学的体现。能量学是用形式方式构造的、用来描述现象的完整逻辑体系，迪昂十分欣赏它的研究进路和方法论价值。他说：
“它没有模仿物理学家到那时提出的许多力学理论，它也没有用假设的物体的隐蔽运动代替仪器测量的可观察的性质，以便能够把理性力学的方法应用于这些运动；它以实验物理学产生它们的形式接受了它们，而没有自称把它们还原为形状和运动——当帮助他们的感官或仪器都未实现这一还原时；正是直接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将被它的公式包容。”
“现在，我们未看到任何基本原理来自把我们察觉和接触的物体分解为不可察觉的但却更简单的物体的需要；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把借助隐蔽的运动说明可感觉的运动作为目的。 原子论没有以任何方式有助于它们的系统阐述。它们都是出自于把某些十分普遍的法则系统化的需要，这些法则的推论保全了现象。于是，物理学发展史终于确认，那门科学所使用的方法的逻辑分析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从前者和后者，我们复活了我们对于能量学方法在未来富有成果的信念。”（[2]）
这些叙述中的方法论思想基本上落人工具论的框架内，尽管理论的逻辑系统化已超出工具论的界限。但是，迪昂并未就此止步，他指出在能量学卷入物理学理论的终点，存在着类似于它的宇宙论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尽管二者的创造者是陌生人。迪昂列举了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诸多特征，从类比洞察到同一本体论秩序的图像([8]，pp. 305~311)。显而易见，这是实在论的语言。
在工具论和实在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是迪昂的明智之举，也是科学历史的启示和科学实践的要求。确实，以历史案例和实践事实作为论据，是在工具论和实在论之间争论的双方都能够玩的一种博奕，但是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成为毫无争议的赢家。一些插曲似乎为工具论的磨房准备了谷物，另一些事件又好像为实在论的大炮填充了火药。 因此，在历史的
争论中不过分地偏袒任何一方，在科学的实践中审时度势地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也许是心开目明和富有成效的。诚如夏皮尔所言：
“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术语应该有所指，而且它对于所指客体近似为真。成熟科学中后续理论保持着早期理论所指的事物和理论关系。在科学理论中也存在着具有工具性而不标志实在的术语，我们称为概念工具。当没有理由把一个理论术语作为概念工具时，就应该承认它对客观实在的指称；而一旦有理由怀疑其正确性，就应该在保留它的前提下把它当作概念工具。”
参考文献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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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叶式辉译，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xv页。
迪昂的结论引起天主教辩护者的注意和重视，但迪昂的意图并不是为罗马教廷辩护，而是赞同工具论的保全现象的方法论。
迪昂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哥白尼除借助保全现象外，还诉诸“概念整合”作为可接受性标准来论证他的体系的优越性。“假定地球具有我在本书后面所赋予的那些运动，……不仅可以对所有的行星和球体得出它们的观测现象，还可以使它们的顺序和大小以及苍穹本身全都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不能移动某一部分的任何东西而不在其他部分和整个宇宙中引起混乱。”参见([3]，p. xxxii)
考虑到迪昂关于“逻辑不是我们作判断的唯一向导”的名言，也许帕斯卡和迪昂常说的“内心的理性”在表面之下起了作用，因为历史证明伽利略毕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尽管迪昂的论断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科学实践却对他作了有力的反驳。
尼福(A. Nifo)认为：“理论与观察的和谐一致，并不能把理论赖以立足的假设转化为已证明的真理。证明要求人们另外还要确定，没有其他假设的集合能够保全现象。”([1]，p. 49)
P．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Translated by P．P. Wien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1954，p. 41．
科恩论证说：“就实践或计算天文学来说，哥白尼进行的创新几乎不是革命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倒退的。”他还断言：康德从未说他发动了“一场形而上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详见L. B．科恩：《科学革命史》，杨爱华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22，245，252页。
H. 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1~22页。
K.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67页。
参见([9]，pp. 115，122)。此外，哥白尼的计算方法并非更简单，他用了48个圆，比托勒密还多5个，参见([9]，pp.118~119)。
林正弘：《伽利略•波柏•科学说明》，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8年第1版，第18，19，35页。
波普尔对本质主义的定义是：最好的、真正的科学理论描述事物的“本质”或“本质属性”——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立这种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参见([11]，p．146)。
波普尔对第三种观点的界定是：科学家的目的在于真实地描述世界或世界的某些方面， 在于真实地说明可观察事实(伽利略原则)；尽管科学家的目的如此，但他们绝不可能确凿地知道他的发现究竟是不是真的，虽然有时他有一定把握断定他的理论是假的(非伽利略观点)。可参见([11]，pp. 161~162)。雅基认为，迪昂在倡导“第三条道路”方面早就行动在波普尔之先。参见S．L．Jaki，Uneasy Genius：The Life and Work of Pierre Duhem，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ing，Dordrecht, 1987, p. 368．
P. Duhem, The Evolution of Mechanics，Translated by M．Cole，Sijthoff & Noordhoff，Moryland，U. S．A.，1980，p. 99．
不用说，物理学家在各种方法中是有所选择的。谈到选择标准，迪昂说：“指导是由我们对科学过去的认识提供给我们的。发现与事实矛盾的原理被详细阐明。其他的享有部分确认的原理各得其所。这些原理本身被修改、校正，用每一步保证它们的推论与事实严格一致。 使我们放心的是，我们在这里剪裁出形状的衣服正好适合穿它的身子，因为顾客必定反复试穿过。”([15]，p．378)
P．K．Feyerabend，Problems of Empiricism，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 20．
P．K．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页。迪昂若九泉有知，肯定不会同意这种极端主义的立场，他信守帕斯卡的“中道”或“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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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必要的张力”的哲学涵义，读者可参阅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143~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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