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迪昂 保全现象 科学工具论
1908年，迪昂出版了一本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保全现象》。他在引言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物理学理论的价值是什么?它与形而上学说明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活跃的问题，但是象如此之多的中心问题一样，它们决不是新的。它们属于所有时代：只要自然科学存在，它们就被提起。” 雅基在为该书英文版所写的引论中评论说：迪昂对“保全现象”这一古老的科学研究纲领的有启发性的分析，显示出持久的人文主义的清新气息，可以看作是高度相关的文化贡献。“在其真正的意义上，它是保全所有现象中最伟大、最惊人的东西——人的精神——以免掉进某些诱人的陷阱。”([1]，p．xxvi)
在本文，我们不拟因循雅基的思路探讨那些更深层、更玄奥的问题。我们只想探寻一下迪昂对“保全观象”的分析、阐释、继承和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是如何形成他的方法论文脉内的科学工具论立场的，并进而围绕这一立场展开我们的论述。
在1913年的《简介》中，迪昂扼要地概括了保全现象这一古老的传统沿革和涵义。他说，关于天文学理论的本性和价值，反应敏捷的、明察秋毫的、斑驳陆离的希腊精神已构想出我们时代看到再次繁荣兴旺的所有体系。但是，在这些体系中，有一个体系赢得了最深刻的思想家的满意。它能够用下述原则加以概括，这就是柏拉图告诉那些想从事天文学工作的人的原则：“在把某些假定视为我们的出发点时，人们必须试图保全显露给感官的东西——保全现象。” 这个原则跨越了阿拉伯的、犹太的和基督教的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复，并被说明、阐释或辩驳，直到奥西安德尔(A。Osiander)把它如此系统地加以阐述，置于哥白尼的书的前言中：“这些假设并非必须是真实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可能的。与此相反，如果它们提供了一种与观察相符的计算方法，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因此，两千年间，对物理学家使用的数学理论本性和价值反思的人中的大多数，都一致宣告下述公理——能量学最终把它作为自己的公理：
“物理学理论的第—批公设并不是作为肯定某些超感觉的实在而给出的；它们是普遍的法则，倘若从它们演绎出的特定结果与观察现象一致，那么它们便令人赞美地起了它们的作用。”（[2]）
在对从柏拉图到哥白尼乃至伽利略长达两千年间的两种研究方法、进路或传统的叙述和评论中，迪昂明显地站在保全现象的传统一边。他实际上持的是明显的工具论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对哥白尼之后的事件进程的分析和结论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迪昂指出，自布鲁诺以来，许多哲学家都严厉责备奥西安德尔放在哥白尼书中的序言。贝拉明红衣主教和教皇乌尔斑八世(UrbanⅧ)对伽利略的劝告自它们首次发表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激烈的对待。可是，我们时代的物理学家比他们的前辈更细致地衡量了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使用的假设的价值，看到如此之多原先认为确实的幻象被驱散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和宣告，在逻辑上同意奥西安德尔、贝拉明和乌尔斑八世，而不同意开普勒和伽利略—一前者理解了实验方法的正确范围，而开普勒和伽利略在这一点上则犯了错误。([1]，p．113)然而，在科学史上，开普勒和伽利略处在伟大的实验方法革新者的行列，而奥西安德尔、贝明和乌尔斑八世却在默默无闻中度过。这种历史的霸道难道是公正的吗?要知道，哥白尼学派坚持的是不合逻辑的实在论，多亏权威人士把它确立的“公正价值”归因于天文学假设，从而才避免了哲学家的争吵和神学家的非难。
迪昂揭示出，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用一个声音宣布，天文学应该只采纳这样的命题，即它的真理是由符合子物理学的假设建立起来的。这个断言事实上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涵义：其一是，天文学假设是关于天上的事物及其真实运动的本性的判断；其二是，作为天文学假设校正的一种控制，实验方法将以新的真理丰富我们的宇宙学知识。可以说，第一种涵义在断言的表面，它是径直明白的。16和17世纪的伟大天文学家都清楚地看到并正式表达了这个意义，它诱惑了他们的忠诚。可是，这样的理解却是虚假的和有害的，并产生了无数的误解。奥西安德尔、贝拉明和乌尔斑八世正确地看到它与逻辑背道而驰。另一种意义是，在要求天文学假设与物理学的教导一致时，文艺复兴的天文学家实际上要求，天体运动的理论建立在能够支持下述观察到的运动的理论的基础上。星球的路线、潮汐的涨落、抛射体的运动、重物的下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由同一组公设保全，由用数学语言形成的公设保全。
迪昂看到，第二种涵义潜藏得很深，以致哥白尼 、开普勒、伽利略等人都没有清楚地觉察到它，但它却具有多产性。虽然他们归因于他们的原理的虚假的和不合逻辑的涵义产生了争论和争执，但是它的另一种真实的和潜在的意义却促进了这些发明者的科学努力。他们尽力支持前者的严格的真理，可是却不知不觉地确立了后者的正确性。当开普勒一而再地借助水流或磁流的性质说明星球的运动时，当伽利略试图使抛射体的路线与地球的运动一致或当他尝试从地球运动推出潮汐的说明时，二人都相信，他们这样是在证明哥白尼假设在事物的本性中有其基础。他们借助一组数学公式一点一滴地引入到作为动力学一种形式的科学中的真理，必须表达星球的运动、海的波动、物体的下落。他们认为他们在“恢复”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却为牛顿作了准备。迪昂讨论的结果是：
“不管开普勒和伽利略，我们今天与奥西安德尔和贝拉明一致认为，物理学的假设仅仅是为了保全现象而设计的数学发明。但是，多亏开普勒和伽利略，我们现在要求它们共同保全无生命的宇宙的一切现象。”([1]，p. 117)
不用说，迪昂在这里坚持的是工具论的方法论。可是，他对两种涵义的分析及结论也是与他的一贯的观点一致的：从物理学理论中排除形而上学和追求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在这里，我们也不能不佩服迪昂的明睿的洞察力和果敢的胆略，因为后一种涵义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而前一种涵义从爱因斯坦坐标系等价的观点来看，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所谓的真实运动或绝对运动并不存在。要知道，在迪昂写出这些分析的1908年，相对论还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呢。
迪昂关于逻辑在奥西安德尔和贝拉明一边而不在开普勒和伽利略一边的论断 ，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正如迪昂注意到的，“从假前提可以演绎出真结论”，“不同的原因能够产生等价的结果”。([1]，p．82)因此，保全现象的假设并非必然为真。另一方面，正如迪昂赞同地引用的尼福 的言论所表明的，把保全现象的假设视为真的亦非充分，因为人们还必须确定能保全现象者非它莫属。迪昂还引用阿奎那的下述言论支持他的见解：
“天文学家力图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行星运动。但是没有必要认为他们构想的假设为真。 因为有可能，星球显示出的外观也许是由于人们迄今未知的某种其他运动模式。可是，亚里士多德却相对于运动的本性使用这样的假设，仿佛它们是真的一样。”
“在天文学中，我们假定本论和偏心轮的假设，因为通过作这个假设，天体运动的可察觉的外观能够被保全。但是，这不是充分证明的理由，因为外观也许可以用其他假设来保全。”
迪昂关于奥西安德尔和贝拉明理解了实验方法的正确范围、而开普勒和伽利略犯了错误的论断，也与他的下述思想一脉相承：物理学理论是描述而非说明、物理学相对于形而上学和神学是自主的、观察渗透理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反归纳主义等等。迪昂的观点很明白：既不可能从形而上学演绎出物理学理论的数学体系，也不可能由观察绝对地、—劳永逸地证明它的真理性。迪昂的论断也表明，他对物理学理论和形而上学(处理终极原因和实在)的范围、职份以及实验方法的局限性了如指掌。
迪昂坚持方法论的工具论的论断除上述两方面的理由外，也许多少与他不满意当时流行的对“哥白尼革命” 的经验论诠释有关。后来的有关研究表明，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观察家，他的体系也不是出于对新观察资料的任何钟爱而得的结果。” 哥白尼体系“不是新的观察结果，而是按照半宗教的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观察对旧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作新解释的结果。” 哥白尼的计算结果并不比托勒密的更符合观察，他们利用了同样的数据。 迪昂对哥白尼的数学实在论诠释是深中肯綮的。伽利略在这一点上有过之无不及：他认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数学是描述大自然最精确的语言，最适宜用来探求真正的原因；数学能够掌握绝对的必然性，是人类可能获得的最完美的知识，其了解的程度几乎可与上帝的了解相提并论。
林正弘教授对这一学案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13]，pp. 1~38)。他认为伽利略之所以不接受贝拉明的建议，并不是故意要和教会抗争，而是基于爱护教会的立场。他清楚地看到，天文学的发展趋势迟早会证明地心说和天地峻别说是错误的。他关于数学、天文学和方法论的实在论观点是与贝拉明的数学工具论(能够算出正确结果的数学公式未必为真)、天文学工具沦(天文学探求不到天象的真正原因，物理学才能探求天象的真正原因)、方法论的怀疑论(对天文学证明方法的怀疑态度)针锋相对的。林教授的结论是：“近代物理科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物理学和天文学合流。两者共用相同的科学定律及科学方法。认为天文学假设不描述物理实在，乃是不合近代科学潮流的见解。”这段引文中前两句无疑是正确的，读者要注意的是，其中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后一句话则是从科学实在论的预设设或承诺出发得出的实在论的结论；迪昂是不会这么看问题的：他把探求实在的任务驱逐出物理学理论，而交托给形而上学——宇宙论或自然哲学。
波普尔也对迪昂做了工具论的诠释，他的分析更具哲学色彩([11]，pp. 136~168)：
“我试图(至少部分地)支持伽利略的科学观点，而反对工具论的观点。但我不能完全支持前者。我认为工具论者对它一部分观点的抨击是对的。我指的是这种观点：在科学中，我们可能意在得到并能得到终极的对本质的说明。工具论的力量和哲学兴趣正在于同这种亚里多德观点(我称之为“本质主义”) 相对立。因此，我必须讨论和批判两种人类知识观——本质主义和工具论。我将提出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的观点，我称之为第三种观点 。它是伽利略观点排除本质主义之后留下的东西，或者更精确地讲，它是在考虑到工具论的抨击中的合理因素之后留下的东西。”([11]，p. 145)
波普尔进一步申明，他所驳斥的本质主义原则仅仅是声称科学的目的在于终极说明的原则。他的批判企图表明，无论本质存在与否，对它们的信仰丝毫无助于我们，而且确实很有可能妨碍我们，因此科学家毫无理由假定它们存在。他还指出；相信本质(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容易为思想设置障碍，容易给提出新的和富于成果的问题设置障碍。而且，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因为即使我们幸运地碰巧找到一个描述本质的理论，也绝不能确信它)。一个可能导致蒙昧主义的信条，当然不属于一个科学家必须接受的那些超科学的信念。([11]，pp．148，151)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波普尔无论如何是心领神会地把握了迪昂的工具论思想的精髓和真谛一一排斥本质说明，摒弃绝对真理，反对蒙昧主义，扫除思想障碍，倡导方法多元化。迪昂看到：“方法合适性的程度基本上是个人评价问题；每一个思想家的特定性情，所接受的教育，沉浸的传统，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习惯，都在很高的程度上影响这一评价，从—个物理学家到另一个物理学家，这些影响的变化很大。” 迪昂对各种方法——包括他不喜欢的模型和归纳方法——都持宽容态度，因为他明白，发现并没有绝对的法则。他在指出模型方法永远不会启发发现的断言是“可笑的夸大”时说：“发现不服从任何固定的法则。没有一种学说是如此愚蠢，以致它不可能在某一天能够催生新颖而幸运的观念。审慎的占星术在天体力学原理的发展中也起了作用。”([8]，p．98)他对各种思维风格都公正对待：
“强而窄的精神为了构想观念，并不需要用具体的事物使之实体化，但他们却不能合情合理地否定博而弱的精神有权用他们的形象的想象勾勒和描绘物理学理论的对象，后一种精神不能够容易地设想没有形状或颜色的事物。促进科学发展的最好手段是，容许每一种形式的智力通过遵循它自己的规律和充分实现它的类型发展它自己，即容许强而窄的精神以抽象概念和普遍原理为食物，容许博而弱的精神吃可见的和可触知的东西。一句话，不强迫英国人以法国人的方式思考，或法国人以英国人的方式思维。”([8]，p．88)
确实，迪昂从未把任何一种方法或风格——包括他最偏爱的——绝对化和神圣化，他总是在归纳与演绎、分析和综合、数学精神和直觉精神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所有这一切暗示，探求真理不能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方法，不管它是哲学的、宗教的或科学的。每一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它们之间强有力的相互作用，才能指导人们在理解的道路上前进。当这些探索方法中的任何一个占据独一无二的优先权时，真理将蒙受灾难，科学将一蹶不振。费耶阿本德十分欣赏麦克斯韦、亥姆霍兹、赫兹、玻耳兹曼、马赫、迪昂“都赞成受过去研究范例指导的方法论的多元论，而不喜欢研究的超验标准。这些科学家中的每一个当然偏爱某些步骤而反对另一些程序，但是他们都赞成，这样的个人偏好不必变成‘客观的’原则。” 他甚至沿着方法论的多元论走到极端：“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
迪昂的工具论观点渊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哲学的实证论传统和法国物理学家的实验传统——他们的工作在数学上是贫乏的，对理论物理学的呐喊充耳不闻，对实验的细微差异和复杂蕴涵很不敏感。尤其是，迪昂在法国物理化学家德维耶(H．S-C．Deville)的著作中发现了十分明确陈述的观念，即科学理论仅仅是分类的工具，只是在此后迪昂才获知马赫的类似思想。迪昂的工具论也不是世纪之交科学危机的产物，他早在1892年发表的第一篇科学哲学文章中，就把物理学理论视为帮助记忆的工具，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原来是纯粹符号的实验定律的分类。这种工具论的观点遭到了维凯尔的毁灭性批评：如果理论是帮助记忆的工具，那么理论的数学化显然不如记忆术来劲，也无须把融贯秩序作为目标了。翌年，迪昂对他的工具论观点作了重大修正，并用秩序实在论和强调理论化来平衡它。迪昂提出理论融贯性即逻辑统—性的要求，引入了自然分类的概念——类似于波普尔的逼真性或似真性(verisimilitude)概念 ，即通过部分真理趋近终极真理的胚芽的预期，他强调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理论对于建立实验和描述实验结果都是必要的，无理论的实验物理学是幻想和妄想，而且理论能先于实验做出预言——这是理论对本体论秩序反映的明证。
在这里，我乐于把迪昂式的工具论命名为“科学工具论”(scientific instrumentalism)。科学工具论的特征是：它是在科学土壤中萌生的，在科学实践中修正和发展的，并用来解决合适的科学问题，它不否认本质主义的常识性和合理性，但却把本质主义从科学的追求中排除山去，至多只不过是在“反映”和“类比”的意义上为它辟出小块地盘，它避免了科学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纠缠和冲突，维护了科学的自主性，它主要活动于科学方法论范畴，高扬多元论的方法论，反对一切蒙昧主义的信条和阻碍思想自由的独断论；它与科学实在论并非针锋相对，而是与其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工具论除了上述特征本身所体现出的优点外，它还具有工具论的公共的长处。工具论由于颇具魅力的简化和对奥康姆剃刀的运用，从而具有很大吸引力，它朴素，而且十分简单，同本质主义相比更是如此([11]，pp. 153~151)。工具论还具有宽容性、灵活性以及对语言使用的兴趣。 工具论也是合理性的，且有客观的含义，它在于人们使用那些不仅被认为是，而且事实上也是导致达到所要求目标的手段。
当然，工具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诚如波普尔所言，工具论断言理论无非是工具，但理论决不仅仅是工具，也是我们心灵用理智征服世界的明证。工具论把科学理论视为计算规则(或推理规则)，实际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是不对称的，而且具有很大差异。工具论无法说明纯粹科学家对真理和谬误的兴趣，所以无法说明严格检验(甚至对理论的最间接含义的检验)对于纯粹科学的重要性。同纯粹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那种高度批判精神相反，工具论的态度(就像应用科学的态度那样)沾沾自喜于应用的成功。([11]，pp．142，144，l56~157，160)费耶阿本德指出，实在论突破了经验的局限，从更广阔的科学理性的角度思考了科学实在；而工具论则局限于经验之中而不能自拔，恰恰是对科学理性思维的约束 。他据此认为，实在论总是比工具论可取。
把迪昂的诸多基本观点与工具论的上述缺陷相比较，人们不难看出，迪昂的科学工具论思想总的来说几乎不带有那些弱点，即便带有也并不显著。这种看法从我们下面的分析中可得到进—步的印证。
工具论(理论是描述现象的工具)和实在论(理论是说明实在的真理)本来是相互对立的(工具论是一种主要的反实在论的学说)、水火不容的，这两种科学哲学又是如何协调起来，集于迪昂一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