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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1)-科技哲学
来源:  作者:李醒民  点击:次  时间:2002-02-05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在爱因斯坦的民主思想中,渗透了勇敢的自由精神——他是心灵最自由的人。在他看来,自由是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的和特殊的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迫害。这首先必须由法律来保证,但也要有宽容精神。除了这种外在的自由外,还有精神上的内在的自由: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2],p.180)按照爱因斯坦的一贯看法,“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是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为了求得自由和独立性,他说他宁可作管子工或沿街叫卖的小贩去谋生,也不作什么科学家、学者和教师。([2],pp. 292,325)他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在任何国家,只要他的公民被迫交出了出版、言论、集会和教学自由这些权利中的任何一个,就不应该把这样的国家视为文明国家,而只不过是一个具有麻痹的臣民的国家。([3],p.274)爱因斯坦呼吁通过增强个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为人类的民主和自由事业做出贡献。

4.人道的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自称、也被学术共同体看作是社会主义者。他在1918年就公开支持德国工人和士兵的11月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对一年前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他也表示同情和理解,对于马克思和列宁也怀有尊敬之情。但是,当他看到魏玛共和国后来没有履行它的伟大承诺时,当他对俄国和苏联国内政治状况显露担忧和不满时,他确实感到十分失望。但是,他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和改变,这种信念在1949年5月发表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达到高潮。不过,他肯定觉得苏联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我实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而官,今天那儿也不存在社会主义。”([9],p.153)因为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来源于犹太人的传统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难怪他说:“社会主义的要求多半是由犹太人提出来的,这决不是偶然的。”([2],p.104)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理论家大都具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爱因斯坦抵制了民族主义,而接受了社会主义。他去过巴勒斯坦,对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犹太移民的“基布兹”和“莫夏夫”组织和社区大加称赞,这显然有助于加深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也受到德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以及马克思等人学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的影响也值得引起注意,如波佩尔-林科伊斯、萧伯纳、马赫等。在维也纳学派和爱因斯坦之间,似乎也存在相互影响的问题,尤其是该学派的“左翼”汉思、纽拉特、弗兰克、卡尔纳普都具有明显的、乃至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爱因斯坦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也是他对当时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寡头政治、对个人的摧残)和不公正做出的反应,这虽然不能说是有条理的研究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是审慎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
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人道为本的,他念念不忘社会主义应保障制度民主和个人自由。他说:“然而应该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得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才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保持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1],pp.273~274)爱因斯坦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的这些问题并非杞人之忧,而且在此之前他就尖锐批评苏联在上层从利己动机出发、利用肮脏手段进行权力斗争,在下层对个人和言论自由大加压制。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是科学人道主义(卡尔纳着意义上的)和伦理人道主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应该建立在逻辑、真理、成熟的伦理意识、同情和普遍性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上 )的综合物。如果说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是探索科学的高尚动机的话,那么科学的和伦理的人道主义则是爱因斯坦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的圣洁情怀,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之本。如果说科学人道主义更多地来自古希腊精神所导致的创造源泉和爱因斯坦的科学实践的话,那么追根溯源,他的伦理人道主义则来自犹太教《圣经》所规定的人道方面的原则——无此则健康愉快的人类共同体便不能存在。他把人道主义视为欧洲的理想和欧洲精神的本性,并揭示出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宝贵价值:观点的自由表达,某种程度上的个人的自由意志,不考虑纯粹功利而向客观性的努力,鼓励在心智和情趣领域里的差异。([7],p . 181)
与尊重人道原则相伴随,爱因斯坦也十分重视争取和捍卫人权。他所理解的人权实质上指的是:保护个人,反对别人和政府对他的任意侵犯;要求工作并从工作中取得适当报酬的权利;讨论和教学的自由;个人适当参与组织政府的权利。他强调还有一种注定非常重要的、但却不常被提及的人权,那就是个人有权利和义务不参与他认为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活动。爱因斯坦看到,尽管现今上述内容中的一些在理论上已得到承认,但它们在实际上却受到很大的摧残。他义无反顾地指出:“人权的存在和有效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历史中充满丁争取人权的斗争,这是无休止的斗争,它的最后胜利老是在躲开我们。但要厌倦这种斗争,就意味着要引起社会的毁灭。”([2],pp.321~322)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观、教育观和宗教观中,也蕴含着社会哲学的思想宝藏。鉴于篇幅关系,此处不拟赘述。对爱因斯坦的生平、科学贡献、科学思想、科学哲学、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作者的有关近著。
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是象牙塔内的阳春白雪,但他却走出象牙之塔,积极勇敢地投身到有益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他心里清楚,“在政治这个不毛之地上浪费许多气力原是可悲的”([1],p.473)。他也看透了,“政治如同摆钟,一刻不停地在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状态之间来回摆动。其原动力是人们长期的、不断重现的幻想。”([5],p.40)他也明白,“有必要从大规模的社会参与中解脱出来”,否则“便不能致力于我的平静的科学追求了”([3],p,75)。但是,追求真善美的天生本性,嫉恶假恶丑的激情良知,以及“不要绕治,但要服务”的道德心和使命感,又促使他用相当多的宝贵时间关注人类事务。他在1933年致劳厄的信中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讲是对人类事务应该保持沉默。德国的状况表明,随便到什么地方,这样的克制将导致把领导权不加抵抗地拱手交给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或不负责任的人,这样的克制难道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假定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这样的入都以如此方式思考和行动,那么我们会是一种什么处境呢?我不会为我说过的每一个词感到后悔,我相信我的行为是有益于人类的。”([1],Pp.292~293)
在爱因斯坦看来,缄默就是同情敌人和纵容恶势力,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科学家有责任以公民身份发挥他的影响,有义务变得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且要有勇气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如果人们丧失政治洞察力和真正的正义感,那么就不能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爱因斯坦揭示出,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所以不感兴趣,其原因在于智力工作的不幸专门化,从而造成对政治问题和人的问题的愚昧无知,必须通过耐心的政治启蒙来消除这种不幸。他号召人们像荷兰大科学家洛伦兹那样去思想、去认识、去行动,决不接受致命的妥协。为了保卫公理和人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刻,我们决不逃避战斗。当然,他也认识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还要保持做一个完整的人,确实是困难的。但是,他并未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躲避政治,或在碰到政治问题时采取阻力最小的政策,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是一个一身正气的完整的人。

参 考 文 献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版,第432页。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321页。
O.内森、H.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上册),李醒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72页。
Moszkowski,Einstein,The Searcher,His Work Explained from Dialogues with Einstein,Methuen & Co. Lit.,London,1921,p. 239.
H.杜卡丝、B.霍夫曼:《爱因斯坦论人生》,高志凯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75页。
A. Einstein,The World As I See It,Philosophical Library,New York,1949,p. 75.
A. Einstein, Out of My Later Yea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50, p. 266.
W. Cahn, Einstein, A Pictorial Biography, New York: The Citade Press, 1955, p.104.
O.内森、H.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册),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42页。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赵中立、许良英编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211页。
P. A . Bucky,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 Kanses City: A Universal Syndicate Company,1993,p. 81.
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4月第1版。xii+593页。李醒民:《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爱因斯坦思想探微》,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242页。李醒民:《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1997年7月第2次印刷。iv+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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