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卓著的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具有丰富而新颖的科学思想(统一性，对称性，相对性，几何化；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原则，形象思维)和科学哲学思想(温和经验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科学理性论，纲领实在论)；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还就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人生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其数量并不少于他的科学论著，从而形成了他的见解独到的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爱因斯坦之所以要分出部分宝贵的时间用于科学之外的思考，是因为他深知，科学技术的成就“既不能从本质上多少减轻那些落在人们身上的苦难，也不能使人的行为高尚起来。” 其次，热爱人类，珍视生命，尊重文化，崇尚理性，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天性也不时激励他、促使他这样做。最后，在于他的十分强烈的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感：他希望社会更健全，人类更完美；他觉得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 。
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内容极为丰富，极富启发意义。他的开放的世界主义，战斗的和平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以及他的远见卓识的科学观、别具只眼的教育观、独树一帜的宗教观，至今仍焕发着理性的光华和理想的感召力，从而可以成为当今世界谱写和平与发展主旋律的美妙音符。
1．开放的世界主义
爱因斯坦倡导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他对国际主义的解释是：“国际主义意味着国家之间的合理性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健全的联合和理解，在不干涉民族习俗的情况下为相互促进而彼此合作” 。在他看来，源于传统的和惯例的影响的国家特征并不与国际主义矛盾，而国际主义包含着文明人的共同理智因素。 他多次号召科学家拥护国际主义事业，强调培育年轻人的国际主义精神。爱因斯坦所谓的“国际主义”是与下述的“世界主义”相通的。
爱因斯坦虽然对“世界主义”一词没有直接下定义，但是他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总是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立场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处处为人的长远利益、根本福祉和终极价值着想，憧憬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世界秩序和美好社会。事实上，爱因斯坦从一战时起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主义者或世界公民，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同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
爱因斯坦认为，人具有“现在被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推入幕后的崇高的共同情感，为此人的价值具有独立于政治和国界的有效性” 。因此，他吁请人们增强对邻人的理解，公正地处理事务，乐于帮助同胞。关于世界主义与国家的关系，爱因斯坦的观点是“人类的福祉必须高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事实上必须高于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3]，p．142)“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6]，p．79)爱因斯坦世界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他始终如一倡导建立的超国家的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世界政府或世界联邦。当然，他也注意到，世界政府弄不好也会变成暴力统治，为此他提出了诸多预防措施。
对于世界主义的对立面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nationalism)，爱因斯坦持针锋相对的反对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虚荣心和妒忌心”是欧洲历史上邪恶的遗传病”([3]，p．151)，“民族的自负和妄自尊大妨碍了悔罪之心的产生” ；“为盲目的仇恨所支持的夸大的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致命的疾病”([2]，p．152)广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 。爱因斯坦看到民族主义这种痼疾的危害和恶果是相当严重的：“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处处使国际精神处于危险之中。”([6]，p．93)“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他进而认为，种族灵魂的这种病症和精神错乱无法用海洋和国界来防止，必须下决心从个人自身克服作起，从而使每一个人摆脱民族利己主义和阶级利己主义。
爱因斯坦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同情和支持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正义斗争。他对美国黑人的悲惨状况尤为关注，大力抨击歧视黑人的传统偏见是可悲的和不光彩的。他对备受侵略和苦难的中国人民也怀有兄弟般的情谊，在“九一八”事变和“七君子”事件中都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对在香港和上海亲眼目睹的奴隶般的中国劳苦大众深表关注和同情 。
爱因斯坦坚定地反对国家崇拜和极端的国家主义。他反复强调：“没有余地要把国家和阶级奉为神圣，更不要说把个人奉为神圣了”([2]，p. 175)。国家至上的概念正是煽起战争的强烈因索，很少有人能够逃脱这种“新式偶像”的煽动力量；这种煽动导致的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尽管已是陈腐的东西，但仍然压倒了共同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2]，pp．232，261，206)。他这样揭穿国家主义的漂亮外衣：“国家主义是对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诠释”，“却起了一个有感染力的、但却被误用了的名字——爱国主义。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种虚假的偶像产生了不幸的、极其有害的影响。”([3]，pp，414，323，209)在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充分显露了爱因斯坦的人道情怀。他说：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2]，p．44)国家不是目的，国家不仅是而且应该是它的公民手中的工具([5]，pp．78~79)。
爱因斯坦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主义的极端即沙文主义。他一语中的：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世界上诸多罪恶的渊薮，而沙文主义极易从国家主义的病体中滋生。他谴责德国人用脊髓置换了脑髓，用兽性代替了理性，必须为大屠杀负责并应受到惩罚。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对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也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和反民族主义立场，以及主持正义、株守公道、襟怀坦白的品格。
2. 战斗的和平主义
从1914年签署第一个反战声明，到1955年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废止战争宣言，爱因斯坦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奔走呼号，殚精竭力，奋斗了整个一生。在他的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意愿和地球上的和平”是“一切事业中，最伟大的事业”([3]，p，176)，保卫和平这一对人类来说生死攸关的事情是一个“伦理公设”，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能逃避的“道德责任”([7]，p．106)。爱因斯坦不是通过乞求、退缩，幻想强权恩赐和平，而是通过唤醒民众，奋起抗争，全力以赴地争取和平。诚如他本人所说：“我不仅是和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我愿为和平而斗争。”([9]，p 175)
爱因斯坦一生的和平活动分为三个时期：一战爆发到纳粹窃权(1914~1933)，纳粹窃权到二战(1933~1945)，二战之后直至他逝世(1945~1955)。在第一个时期，他积极从事公开的和秘密的反战活动，号召拒服兵役，战后为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四处奔走，参与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在第二个时期，他告别绝对和平主义，呼吁爱好和平的人民提高警懦，防止纳粹的进攻，并挺身而出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英国的绥靖主义和美国的孤立主义。在第三个时期，他为根除战争加紧倡导世界政府的建立，大力反对冷战和核战争威胁，反对美国国内的政治迫害。
爱因斯坦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不是通过复杂的推理过程，而是通过对战争的恐怖、残暴以及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引起的毁灭和创伤的深切感受和强烈憎恶而径直地达到的。因此可以说，他的和干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能的。不过，在这种憎恶战争本能的背后，也有某种深厚的思想底蕴，而且二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多次谴责战争是“可耻和卑劣”的，是“最邪恶的行为”，它“严重危害世界文明的真正幸存”，是“原始时代的残酷而野蛮的遗风”([7]，p．254)。
爱因斯坦曾经对汤川秀树说过：“我自己也是东方人。”这也许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恐怕更多地是就思想基础而言的。在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的仁爱平和、佛教的非暴力和四无量心的影子，尤其是犹太教和犹太人传统中的上帝之爱、生命神圣、十诫律法、和平和非暴力等，作为遗传基因已根植在他的心灵深处。
坚持生命神圣和珍爱文化价值是爱因斯坦反战的两个主要情感源泉和思想基础，此外，对自由的崇尚，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增强了他反战卫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战争危害人的自由，引起道德沦丧，人在战争中的堕落行为亵渎了庄严的宇宙规律，千百万人的任性屠杀与自然进程格格不入。考虑到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侵略野心和除恶的国际环境，爱因斯坦具有改变自己主张的道义力量和道德勇气，也具有固守原则的坚定性和变换策略的灵活性。1933年，他放弃了拒服兵役和绝对反战的斗争策略，为此受到一些反战团体和个人的误解乃至攻击。
爱固斯坦深思了战争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并从人的本性上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废除战争、走和平之路的构想和行动。这就是，大张旗鼓地反对滋生战争温床、煽动侵略气焰、恶化国际气氛和毒害人们心灵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绥靖主义、孤立主义，大声疾呼，唤起社会的道义力量和人们的常识与良心；用和平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和广大民众，在人们心中永远播下和平的种子；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和具体的行动，以减少或根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二战以后，随着冷战政治格局的出现和核武器这一达摩克利斯剑的高悬，爱因斯坦从维护和平大局和拯救人类免遭毁灭的目的出发，大力倡导新思维，并将其付诸坚决的、创造性的行动。这些新思维包括：坚决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时刻警惕冷战幽灵的存在；要和平，不要原子战争；必须制止美、苏的军备竞赛；和平共处应成为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
3．自由的民主主义
爱因斯坦是一位身体力行、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2]，p．43)“我是一个信念十足的民主主义者。”([5]，p．71)而且，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思想之特点是以自由为本位和取向的，因此可称其为自由的民主主义。与此同时，他的民主(主义)不仅仅是理想的和观念的，也是现实的和实践的。因为他深知：“如果没有一批愿意为自己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和正义感的男女勇士，那么人类社会就会陷于停滞，甚至倒退。”([5]，p．75)
在爱因斯坦看来，民主就是“在法律占优势的面前，存在着公民自由、宽容和全体公民的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用言论和文字表达自己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他人的信念，而不管这些信念是什么。”([3]，p．282)他还特别强调，学术自由以及保护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构成了民主的基础。使这一真理保持生命力，认清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性，是教育的最重要任务。他也表明，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地表白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3]，pp．374，435)尤其是，他也认清了民主既不是目的，也不是万能的：“政府的民主形式本身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但它为那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一切最后都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2]，p．264)
爱因斯坦在崇尚和争取民主的同时，也无情地抨击和反对专制、极权和暴政。他在1930年说：“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质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2]，p，44)他进而揭示出：“专制政治的本质不仅在于一个实际上拥有无限权势的人把握权力这个事实，而且在于社会本身变成奴役个人的工具。”((3)，p，321)专制政治的独裁者企图把社会的基础放在权威、盲目服从强迫之上，极力破坏民主传统和人道精神，大肆推行国家主义、不宽容以及对个人实行政治迫害和经济压迫。([2]，pp．167，175)他也对极权者和权欲熏心者大加抨击：“开启权力之路所需的特质正是那些把生活变成地狱的特质。”([9]，p．65)他对“暴力征服珍贵的人的价值”痛心疾首，认为这是“我们时代令人发指的不幸”([3]，p．411)。但是，他坚信，极权者和独裁者的谎言、暴政和暴力终究是要失败的，有朝一日那些无法形容的滔天罪行都将受到惩罚。但是，所有的那些痛苦，所有的那些绝望，所有的那些毫无道理地戕害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5]，p．71)爱因斯坦爱憎分明的情感以及对人的价值和尊严之珍重，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