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当代分析知识论学派对波兰尼的科学知识观予以了有力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在它们那里，科学也许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证据”支持的知识，它是否知识并为人们所信赖，关键不在于传统意义上的“证据”而在于“证词”（Testimony）。需要“证词”的部分，大多得靠“信仰”、“权威”，甚至是靠“演讲”和“宣传”。这样，科学知识也就不再具有硬生生的“客观性”了。在此，我们确实看到了波兰尼的影子，看到了“信念”与“Testimony” 的相通（之处）。
三、“信念”在科学知识中的必要和必然性
科学中的信念通常可分为“常识”、“科学见识”、和“世界观”三个层次，它们在科学中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无论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休谟经验主义怀疑论，还是新老实证主义，都无法排除信念的这种作用。如把科学研究过程大致分为观察有意义的事实、根据事实提出假说和以观察或者实验检验假说三个阶段，则在任何一个阶段中信念都是必须的。第一阶段要靠科学家的直觉，而直觉的正确与否在观察前是无从证明的，因而需要信念；第二阶段，科学史证明从事实到假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直觉、想象或者概念是否正确也无法证明。这就更需科学家的直觉、想象和创造力，更需要信念；在第三阶段，有限的观察或者实验往往难以证实或者证伪一个假说。人们之所以在即使存在反例的情况下仍能接受某一假说或者理论，显然是信念在起作用的结果。[15]
信念与认知有着内在的联系，没有信念就没有认知活动，作为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认知活动，科学概莫能外。早在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在论述现代科学的起源时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末，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16] 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观念上的准备。具体来说，我们在着手研究任何事物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先在的信念，如相信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有恒常的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的，有了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假设），科研活动才有可能。他把这种信念追溯到古希腊悲剧中关于命运的看法，到了中世纪，这种信念又和上帝的全知、全在、支配一切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他断言：“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他还指出，在科学研究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这种本能信念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象力之中，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17] 与波兰尼相一致，怀特海也认为，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不仅使得科学发生和发展，而且“这种信念不能用归纳的概括加以证明，它是我们对自身的现存直接经验中所显示的事物本质作直接观察时产生出来的。这种信念和我们是血肉相连的。”[18] “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对于休谟所提出的驳斥也完全置之不理。”[19]
事物之间的联系有规律且这种规律可为人所认识，对这一信念普朗克也深信不疑。他在《科学自传》中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思维规律和我们从外部世界获得印象过程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们就有可能通过纯思维去洞悉那些规律性。在这个事实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外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而去寻找那些适合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是科学生涯中最美好的使命。爱因斯坦也明确指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20] 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的信念”，“我不能设想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21] 这里所谓的“宗教的信念”和“深挚的信仰”是一种“宇宙宗教感情”，即一种对宇宙的执著信念:“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22] “相信我们这一世界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所感受到的。”[23] 由于他深受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关于世界的秩序性、统一性、简单性和理性的影响，故而始终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抱着坚定的信念，并坚定不移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相较之下，玻尔更崇尚互补思想。这样，发生旷日持久的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爱因斯坦--玻尔之争”就不足为奇了。可见，怀特海、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都认定了信念在科学中的基础性作用。
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所取得的成果表明，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渗透范式，而范式又渗透文化和价值，科学既具有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一面，又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而后者就包含着信念。科学中的信念通过与科学理论和事实，通过与科学理论的评价过程，与科学经验和逻辑相结合而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至于从社会对科学影响上看，信念对科学及其发展的影响亦非常广泛和深远，各种信念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科学共同体，从而对之造成影响，甚至人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利益、社会历史观等相关观念也会渗透到科学过程之中。怀特海在肯定信念在科学中基础性作用时又指出：“但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的简单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而且强调说“‘为事物本身’这一点很重要。”[17] 从此可见怀特海也注意到了信念含义的广泛性，而到了SSK的科学知识论就更进了一步。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1964年版）指出，科学作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它需要实践检验和证据的支持。科学的产生、发展依靠科学理性，而后者的基本内容有三：一是自然可理解性的信念。这就是怀特海、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等科学家所具有的信念。它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科学理性的灵魂，它指导并促成了科学的真正发生。二是相关的自然模型或者自然观。它是对世界自然界的总体看法，虽然其自身并非科学的理论，但却影响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研究的路线和方式。如古希腊原子论和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形式主义，其中都有抽象、臆想的观念，但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指明了总体方向和基本机制。最后是科学理性方法。它不仅是一些科研规则，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气质。按照默顿的观点，后者是有情感色彩的一套约束并内化为科学家自觉遵循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其实也就是一种信念。比如爱因斯坦认定，对真的追求将达到善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一种预定的和谐和内心宁静。其所谓“宇宙宗教感情”既是一种感情，又是一种信念。科学理性乃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特定的理性形式，是人类理性发展出来的有效地认识世界的信念和原则。这些信念和原则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信奉，并规范和指导科学家的认识活动，以使活动富有成效。科学理性是蕴含在科学家的科学实践过程中，它既表现为这一过程的方法又表现在成果之中。换言之，科学必须依靠信念的支持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总之，“信念”在科学知识中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观，存在着贬斥信仰、传统、权威，推崇批判、怀疑的倾向，认为知识必须经受经验检验，如果前者超越经验或与经验相冲突，最终就会被抛弃。这种知识论不仅难以接受知识的个人性，而且要尽力剔除知识中的个人成分，以达到理想的、与个人无关的、绝对客观的知识。简言之，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观认为真正的知识必定是“客观的”，它具有普遍性，可以明示并与个人无关。比如，罗素虽然认为知识可以分为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两类，但仅就科学知识而言，他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24] 人们若要使科学知识达到最大限度的成功就必须牺牲掉个人的因素。波兰尼充分肯定了传统知识论的意义和作用，但他认为其一味强调批判、怀疑，对于信念、传统、权威因素，只见其消极面，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在科学研究乃至一般认识中的积极作用，这就难免失之偏颇。事实上，客观主义的知识论，导致了只强调“科学”和“客观”而忽视了人的唯科学主义，导致了现实世界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灾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波兰尼认定首先要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知识论，以便彻底纠正其偏失。他指出正是“信念”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科学在没有足够证据时依靠信念来支持，即使有了确实的证据，追问到底仍然需要信念的支持。从此看来，波兰尼的科学知识观自有其可取之处。由于主张科学知识是一种“信念”，因而其科学知识观既可归于认定由“信念、真和确证”三个要素组成的传统知识论，又可视为当代知识论的先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科学知识能否彻底归结为信念
如上所述，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但是，科学知识能否彻底归结为信念？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波兰尼观点中存在的缺陷。
事实上，按照目前众所公认的观点，科学乃依靠证据支持的知识体系。“证据”对于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信念在科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因此将科学完全、彻底地归结为信念。
作为权威机构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在其《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论述科学的性质时，便旗帜鲜明地表明“科学需要证据”，“科学的本质是通过观察验证。”等观点。[25] 它指出科学家通过观察现象和搜集样本来探索这个世界，并认为科学主张的正确性迟早要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来判定。因而，科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搜集准确的数据上。由于科学的证据只有通过观察和测绘才能获得，故而书中还论述了观察的选择以及获取证据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进一步地，书中还指出，任何研究人员或研究小组的发现都必须接受其他人的检查。科学是逻辑和想象的融合。科学家常对某些取得证据的价值持有不同意见或对假设的恰当与否表示疑问，进而不同意判定的结论。但是，他们同意把证据和假设同结论连接起来的逻辑推论原则。“事实上，形成假设和验证假设的过程是科学的核心活动之一。假设的用途在于能按时人们哪些证据能证实它，哪些证据将否定它。从原则上讲，一个不能用证据验证的假设可能很有趣，但是在科学上却不一定是有用的。”[26] “科学不仰仗权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一个科学家有权决定其他科学家是否正确，不论他多么著名，多么声望显赫。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代表绝对真理。而且，世间不存在未经科学家亲自调查而得出的现成结论。”[27] 当科学家面对一个声称正确的事物时，他就会反问：“如何证实？”由于对数据的解释不同，记录或报告方式不同，以及选取什么样的数据，科学验证可能会被歪曲。科学家的国籍、性别、民族、年龄、政治信仰等等都可能影响他们偏向寻求或强调这种或那种数据或解释。科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社会价值和社会观点。当公共利益以及他们个人的利益、合作伙伴的利益、本单位的利益和本社区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也会同别人一样产生偏见。对难于察觉的偏见，其防范和补救办法是让众多不同领域的人从事一项工作。科学作为一项事业，具有个人、社会和团体三个层面。科学工作涉及许多个体去从事许多不同的工作，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在世界各国范围内进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男人和女人都参与科学研究和应用。尽管完全避免偏见的主观愿望不可能完全达到，但是，“科学家要努力鉴别，避免偏见。”[25] 如是而观之，科学就要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在此所要重复与检验的是科学的结论是否与客观自然界相一致。科学，按照“标准”观点，便是对自然界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具有客观真理性。所以，人们必须“小心求证”并“拿出证据”，尔后才可获得确认。直言之，科学必须经受严格的检验，其最终依靠证据而非信念的支持。
总之，科学知识的本质是经过实验检验的、对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现象的原因的正确反映。科学知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可检验性、系统性和主体际性。可检验性要求科学知识是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与客观存在的过程或现象相联系，它的具体命题在可控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具有可检验性。在科学知识中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主体际性要求科学知识必须具有客观其理性，它的基本概念反映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基本定律反映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能被不同认识主体所重复所理解，能接受不同认识主体用实验进行检验，并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交流。这就是主体际性。它是科学发现获得社会承认的基本条件。[28]
认识自然界的事物及其运动发展规律，诚然需要有一个预先的图式，图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念。从此意义上也就是在认识论层次上，波兰尼说知识是一种“信念”或“信念体系”，是一种“寄托”是对的，正如波普尔在主张“知识进化论”时说“观察渗透理论”一样。但是，当波兰尼将信念在科学知识中的重要性强调到决定性的作用，将信念视为知识的根本时却是错误的了，正如波普尔在本体论意义上强调“理论先于观察”一样。从能动认识论上说来，认识来自于实践并由实践所决定，人的认识无非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按照这样的认识路线，客观事物在前，而认知者的感觉、思想观念在后。信念只不过是认识结果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归根到底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所以从根本上说，科学要靠实践、要靠物质性的证据作为支持，而不是靠信念的支持。由于信念的背后还有物质性的根源，我们不能仅仅追究到“信念”就止步。波兰尼将科学知识乃至于一切知识视为信念，将信念视为知识的惟一根源，这就有了“先验论”的意味和色彩，其“信念科学知识观”因此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的最大偏失正在于不加限定地越过认识论层面而进入本体论层面，以至于把信念视为科学知识乃至于所有知识的根本。这样就极易导致科学知识观中的信仰主义，从而使之从反对纯粹客观主义一端走到非理性、主观主义一端，这显然也就违背了他的本意而达不到目的。除此之外，这样还有可能给人们造成种种误导，致使人们认为科学知识并非客观知识，而是仅凭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制造”或“建构”出来的体系。波兰尼所有这些不足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应加以相应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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