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与费耶阿本德主张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相悖的是他坚决予以反对的科学沙文主义，因为多元主义方法论提倡民主和自由，而科学沙文主义则反民主和自由。所谓科学沙文主义就是一种把科学凌驾于其他价值或意识形态以上，并以科学作为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的思想倾向。这在科学思想的接受和拒斥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6岁儿童的父母可以决定他们的孩子是受新教还是受犹太教教育，或者略去宗教教育。但在科学上，他们则没有自由，因为几乎一切科学学科在学校都是强制性的。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必须学习，而不能为魔术、占星术、传说和故事所取代。科学思想的接受和不接受完全与民主的程序不一致，那不是由投票来决定的，俗人没有投票权。甚至勇敢的革命思想也服从科学的判决，它们要打破现存的一切制度，摧毁一切，嘲弄一切，但批判的矛头却从不触及科学。其结果是，科学变得越来越教条，越来越霸道。真可谓顺科学者昌，逆科学者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便与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越来越背道而驰。因此，费耶阿本德迫切需要向科学沙文主义发难，并提出“克服沙文主义”的口号。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只是人所发明以便应付其环境的工具之一，它不是惟一的工具。科学不是绝对可靠的，不是惟一的知识形式，如原始巫术、神话、宗教和形而上学也包括着丰富的知识。他建议把科学放在适当的地位上。此外，由于科学的最高统治地位，而科学家是不能理解、也不愿意宽恕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所以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被当做一文不值的东西，甚至还被理性主义彻底抛弃。费耶阿本德指出，一个坚持自己占有了惟一正确的方法和惟一可接受的成果的科学就是意识形态，他呼吁要把社会从一个惟一在意识形态上僵化了的科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已成为一个最新近的、最有挑战性的、最独断的宗教制度，应该把科学和国家、特别是和教育过程相分离，重新审视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的态度，以人道主义来改造科学。可见，费耶阿本德对科学的批评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相背的。
费耶阿本德从反对“科学主义”出发，进而对科学本身大加诋毁。他受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断言在20世纪的今天，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怪物，它压制人的本性，使人变成一种没有魔力、没有幽默，而只有可怜、冷漠和自负的机械装置。他妄言人们把科学的地位抬得太高了，从而使“最富创见和最有胆识的思想家都俯首贴耳于科学的判决”。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企图打碎所有的现存制度，但不敢触及科学。易卜生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方面，但仍坚持科学是真理的准则。列维——施特劳斯否定西方思想是人类成就的最高峰，但他的门徒们恰把科学排除于这种看法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毫不动摇地确信，科学有助于工人争取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9](P.75)。什么是费耶阿本德所憧憬的乌托邦式的“自由社会”？他认为，这种“自由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展了的“民主社会”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传统（不论是科学与宗教迷信等等）都有相同的权力、地位和教育权。它没有任何特殊的信条，例如理性主义的信条或人本主义的信条等等”[9](P.38)。因而，在这种“自由社会”中，实行国家与科学的分离、科学与教育的分离。人们在学校中既能学习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也能学习巫术、占星术、祈雨仪式和传奇等等，在这种自由社会中，科学应由外行来领导，科学家应受群众的监督。至于这种“自由社会”的具体结构如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并无需说清楚。很显然，费耶阿本德由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转移到了科学政治学上的无政府主义了。
五
费耶阿本德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反对方法或规则，但他所反对的并不是方法或规则本身，而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他力主扩散及方法和理论的多元化就是对科学动力学的贡献。尽管他反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维护和论证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对科学主义、提倡认识论无政府主义，但他的科学思想所包容的大量信息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怎么都行”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民主的科学精神，它与学术上的独断专横是势不两立的。科学本身是一种创新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过程，它由早期的个体研究、业余科学家的初步组合研究，逐步发展到科学共同体集体研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需要协商和相互合作，其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也就是民主的实践过程，对各种理论观点的评价因个体的知识背景及实验检测手段的差异和时代的局限性而很难达到绝对明确的一致，这就需要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发扬民主、不谋私利的科学精神，如果专横、独断则会把科学推向死亡的深渊。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20世纪中期，在前苏联发生了对遗传学上的摩尔根学派、生物学上的施太恩学派、物理学上的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本来属于学科内部学派之争，却采取了非民主化手段进行了不适当的干预，不仅关闭了许多科研机构和实验室，而且几百名著名科学家被指控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同谋者而被免职或除职，许多科学家长期“被剥夺了进行科学工作的正常机会”，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甚至被诬以“判国罪”和“间谍罪”判处死刑。
与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相比，费耶阿本德的“规则”具有灵活多样的辩证法特征。如前所述，不管是石里克、卡尔纳普、莱欣巴哈和亨普尔，还是波普尔，他们都从一般的抽象论证出发，从关于知识本质，人类本质的普遍理论出发来确定方法论体系，总要预先设定某种谈论科学的“元”概念，或科学推理的形式，或评判理论的标准，这样他们得到的便是一个具有先验性的、和科学实践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的规范方法论。而费耶阿本德则认为“每一个行动、每一项研究都既是应用规则的一个潜在实例，又是一个检验的实例：我们可以允许规则指导我们的研究或人们感兴趣的那种行动，我们可以允许它排除某些行为，影响其他人并像暴君一样全面统辖我们的活动，但我们也可以允许我们的研究和活动中止规则，或把它看成无用的。在考虑后一种可能性时，我们假定研究具有自己的动力，没有明确表述出来的规则，研究也能继续进行，这样进行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足以引起捍卫现状的人的注意，也是很有序的，足以引起作为新的不知道的程序的来源”[9](P.165)。可见，他并不排斥在每一种行动开始之前人们便拥有关于这一活动如何进行的理论或者规则，所以把“每一个行动”当作应用规则的潜在实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理论规则的指导地位——科学家不可能在不要方法论的情况下进入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他又不把未经实践检验的规则赋予任何真理的意义，而是让行动来检验其正确与否。他的主张强调了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同时也说明了只有行动即科学实践才是检验规则效力的手段。
不过，费耶阿本德科学观中存在着严重的神秘主义倾向，对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多次指出，巫术、魔法、占星术等与科学一样，科学既不比它们好，它们也不比科学差。他以犹太教士阿基巴处于迷睡状态中从一个天体升到又一个更高的天体，最后同“无限光辉”的上帝直面相对为例，认为“一旦我们决定接受他的生活方式作为对实在的一种量度，他就是作出了真正的观察，并且，他的心灵就像所选择的观察告诉他的那样，独立于他的肉体”[1]（第132页），因此，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科学更“合理”或“客观”。当世界上近200名著名科学家呼吁反对占星术等迷信时，费耶阿本德却站出来为占星术辩护。学校是培养科学人才，从事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活动的重要阵地，费耶阿本德却主张讲授神创论，教学生学魔法。他多次利用中国政府的中医政策来论证他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医是非科学，甚至是巫术迷信，保护和支持中医便是保护和支持非科学。实际上，中医是我国祖传医学，历史源远流长，有目共睹的是在今天科技如此发达的西方国家，许多疑难杂症都只能从中医里寻求最佳疗效。所以说，费耶阿本德认为中医是非科学至少是一种无知的见解，也是必须坚决加以批判的。
【参考文献】
[1] ［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 ［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3] 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4]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 P Feyerabend.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M].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81.
[6] P Feyerabend.Problems of Empiricism[M].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81.
[7] P 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M].New York:Verso Press,1987.
[8] ［匈］I·拉卡托斯.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 P Feyerabend.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M].London:NLB Press,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