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费耶阿本德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看法截然对立的科学方法论论点——“怎么都行”。他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观基础上，阐述了观察与理论的关系，提出了“不可通约性”来说明理论选择、评价及科学进步问题；他扩展了无政府主义含义来论述科学与其他知识、社会现象的关系。尽管其思想中包含着许多不合理性因素及神秘主义色彩，但它体现出的宽容、民主的科学精神及具有辩证法特征的能动的科学实践观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英文摘要】Feyerabend'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 nal view-"anything will do".He criticizes the scientific idea of logical e mpiricism and critical rationalism to expound the relation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 and raises the"incomparability"to explain choice and evaluation of theory and progress of science.He extends the meaning of anarchist to discuss the relation of science and other's knowledge and social phenomena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factors of irrationality and mysticism,we should advance the research on it's tolerant democratic scientific spirit and dia lectical active view of scientific practice.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科学观/述评
Feyerabend/idea of science/commentary

【正文】
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3-)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因其观点趋于极端，维护和论证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提倡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所以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最大异端。在20世纪50年代，他主要是遵循波普尔的理论，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但他关于理论思维的作用，关于形而上学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及关于经验的批判力量依赖于理论竞争的思想，也对波普尔本人及其学派的观点有较大的影响。50年代末期，他的立场转向批判波普尔，其后言词更加犀利，态度更加激进，批判一切建立理论合理性的判据及科学知识进步的合理性理论。在他看来，以往的科学哲学都用一套超历史的标准来理性地规定科学，用简单图式来重建科学史，由此引出一套超历史的规范作为科学方法论。按照非理性的观点，方法论分析只能到史料中去进行，它就不会是一套固定的规范。从而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之间没有界限，科学和非科学之间也无区别。因为，按照这种方法论，一切都可以成为科学的手段和来源，即科学方法论是多元的。“于此显见，关于一种固定方法或者一种固定合理性的思想，乃建基于一种非常朴素的关于人及其社会环境的观点。有些人注视历史提供的丰富材料，不想为了满足低级的本能，为了追求表现为清晰性、精确性、‘客观性和真理’等的理智安全感，而使之变得贫乏。这些人将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境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以加以维护。这些原理就是：怎么都行”[1]（第5-6页）。这样，费民提出了相对主义的非理性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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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耶阿本德于1958年发表了《对经验进行实在论解释的尝试》一文，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与工具主义的中性观察说，提出了理论决定观察的观点。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古典经验主义的传统观点，又以更严密精致的方法来说明观察与理论的关系。石里克提出了证实原则，指出观察是检验“经验真理”的惟一尺度，观察决定理论，因为就感觉材料或经验事实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所有者或承担者，它完全是中立的。卡尔纳普提出了科学理论结构的“两层语言模型”，其下层是关于观察事实的陈述（单称命题），其上层是关于理论的陈述（全称命题），人们通过对应规则将上述两者联系起来，这个对应规则是“一个将理论术语与可观察术语联系起来的规则集合”[2]（第229页），其作用就是把经验内容由观察平面输送给理论术语，从而保证理论术语的认识论意义。对应规则于完整的科学理论的不可或缺，显示了理论术语的意义对观察术语的依赖性和观察术语定义的完全稳定中立性。亨普尔改进了“两层语言模型”，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安全网理论。安全网的上层是理论系统，由公理（网线）与未定义的词项（网结）组成。安全网的支撑杆表示语义规则。在安全网的底层则是观察层次，它由观察陈述组成。整个理论系统就像是由未定义词项和公理形成的一张纵横交叉的理论语言网络，它由语义规则固定地支撑在观察层次的平面之上，从而取得其经验基础，获得其意义，所以显得安全可靠。安全网理论所阐述的理论结构观，显得与蒯因和玛丽·赫斯等人提出的理论整体性观点十分接近。但是，由于亨普尔坚持把理论系统飘浮在观察平面之上，并且用被叫做“语义规则”的支撑杆把理论系统固定在观察平面之上，因此，他的理论结构模型仍然是一种改进了的“两层语言模型”。理论决定观察也并非费耶阿本德之独创。1958年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就针对逻辑经验主义中性观察说，提出“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与之分庭杭礼，他认为观察不仅仅是生理反应的过程，还有组织模式的参与；组织模式的差异取决于语境和背景知识；“看”是连接视觉图像和语言陈述的桥梁。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见解独特，一经提出，就在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历史主义学派接受并发挥了这一观点。库恩说：“一个人所看到的一切不仅依赖于他所看到的东西，而且也依赖于他从前的视觉概念经验教给他的东西”[3](P.113)。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虽然认为“是观察而不是知觉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但也还是承认“观察……后于理论性的东西……观察总是由一些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一些理性的或推测性的东西先行”[4]（第352-353页）。费耶阿本德把“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推向极端，认为，由于理论的影响，对同一个事实，在不同背景理论的指导下，可以得出不同的观察结果，因此，高层背景理论决定观察结果。观察事实是否真正支持一个理论，不是由事实本身的“确凿性”来决定的，而是受理论，特别是受决定评价者世界观和自然观的那种“高层背景理论”所决定的。他从根本上否认了经验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宣称：“没有经验的自然科学是可以想象的，想象一种没有经验的自然科学，不仅可以有效地检验大部分科学以之为基础的假说，而且还是经验主义的必要条件”[3](P.135)。可见，费耶阿本德从逻辑经验主义那种静态的、封闭的科学观中走了出来，充分肯定了理论巨大的能动作用和思维主体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开放性。对于同一个现象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重构，这更需要一种科学的宽容精神，以促进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以及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加速科学进步的步伐。不过，费耶阿本德从根本上否定了观察的客观性，对于观察可提供客观知识问题作了轻率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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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科学哲学都把科学看成是理性的事业。如归纳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的发现与科学理论的证明都是同一归纳过程，它们都是理性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赖欣巴哈继承了约翰·赫歇尔的思想，把科学的发现与科学的证明（或验证）截然地区分开来，认为科学的证明是逻辑的，即理性的，而科学的发现不在科学哲学研究范围之列，属于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从客观上否定了科学发现的理性特征。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则宣称，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着非理性因素或者伯格森的“创造性直觉”，而科学理论的验证要依据演绎法，因而是理性的。库恩把波普尔哲学中非理性主义因素加以发扬光大，认为不仅科学理论的发现是非理性的，而且科学理论的竞争也是非理性的。因为科学理论不是理性的认识，而是非理性的信念。费耶阿本德进一步发展了库恩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决定与理性告别。他举出许多认为是依靠非理性方法来推动科学发展的例子：当哥白尼提出一种新的宇宙学说时，他没有追随他的科学前辈，而是追随了像菲洛劳斯这样一个狂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采纳和继承了后者的观点而没有顾及任何科学方法论的清规戒律。力学和光学得益于工匠，医学得益于接生婆和女巫。费耶阿本德还举出中国发展中医的例子来说明国家的干预有时能有力地促进科学：“当中国的共产党人不屑于专家们的危言耸听而命令在大学和医院恢复中医时，引起了世界的一片哗然，似乎科学在中国要遭到毁灭了。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中国的传统科学得到了发展，西方科学还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1]（第266页）。
费耶阿本德不仅把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如宗教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引进科学方法论中来，而且还要把理性主义从科学方法论中排除出去。他认为理性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要素已经过时，“在那些时代，甚至在比较晚近，在现代科学兴起及其20世纪修正期间，理性女士曾是一个美丽的、帮助人的（尽管偶尔有点专横）研究女神。今天，她的哲学追求者（或者我们是否应确切地说是拉皮条者？）已使她成为一个‘女人’，即一个唠唠叨叨、老掉了牙的老妪”[6](P.25)。他从理性与实践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科学问题。认为科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参与”(participation)，“它是一种流动的、可变的、受人类生活实践制约的东西”[7](P.295)。费耶阿本德深受维持根斯坦关于“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思想的影响，认为科学理论不是一个经过精确定义的实体，高层背景理论只是一个词，一个代表一种实践活动的词：“这种实践活动的要素只有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才能认识”[6]（第P.30），反之，如果不参与一种实践，就不可能理解这种实践。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是一个历史传统（经验传统），它不屈从于外部的规则。指导科学的规则并不总是被人明确知道的，并且随时代而变化。理解一个时代的科学好比理解艺术风格不同的时代，每一时代有明显的统一性，但不能够用几个简单的规则来概括，指导它的规则必须通过周密详细的历史研究去寻找。因此这种统一性或“范式”的一般观念是很贫乏的，它只提出一个问题而非提供解答，以不断变化的具体历史内容来填充一个灵活的但不明确的构架。这个概念也不是精确的，不像一个理论传统的各部分有共同的某些基本概念，历史传统的各部分却只由模糊的相似性联系起来，所以关于范式不可能有普遍的准确的陈述。费耶阿本德完全赞同普兰尼(polanyi)和库恩作出的惊人断定：即使最抽象的科学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传统。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决不服从固定的脱离研究实践的标准，科学标准受研究过程的支配，正如科学理论受其支配一样，它们并不从外面来指导这个研究过程。因此试图借助于超越研究的标准和方法论来理解科学并使科学驯服的科学哲学家失败了：我们现时代最重要的和最有势力的制度之一，即科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当代理性主义者所解释的“理性”的狭隘范围，它并不受这个“理性”的束缚和限制。应当指出：费耶阿本德所反对的是理性主义及其对理性的狭隘解释以及把理性普适化，人之必然有理性并非理性固在的缺点，其危害在于理性的泛化与神话。他并不反对人的理性本身，他所反对的并不是科学，而是以科学的名义来扼杀文化的意识形态。那么，新的理性原则又是怎样的？费耶阿本德对理性的批判是单方面的，没有提出新的理性原则来加以说明。即使认为自己并不反对科学与理性本身，但是给人的印象还是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现象。
　　三
在理论的评价问题上，费耶阿本德十分赞赏库恩所发现的“库恩损失”及“不可通约性”观点。无论是批评库恩还是赞扬库恩，对于费耶阿本德来说，在逻辑上是始终一贯的：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并且科学理论的评价也是非理性的。在理论选择与评价问题上，费耶阿本德认为理论的评价既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也不可能有客观性的标准，因此谈不上哪个进步，科学无进步可言。首先，两个互相竞争的理论往往在经验内容的丰富性上是难于比较的。根据传统的观点，似乎科学的进步就表现为一种“中国套箱”式的归化，即由一个包含内容较少的理论发展到一个包含内容较多的理论，而且旧理论的全部内容将被新理论所包容，就像一个较小的箱子放入到一个较大的箱里一样。譬如，从伽利略理论到牛顿理论以及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展，可以这样来看：牛顿理论是比伽利略理论较大的一个“套箱”，它包容了加利略理论的全部内容；而相对论又是比牛顿理论更大的一个“套箱”，它能包容伽利略理论和牛顿理论的全部内容，如此等等。费耶阿本德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新理论虽然经常都比它们的前者更好、更详细，但不是总能富足到对付前者已经给予确切而又精确回答的一切问题。知识的增长，或者说得更明确些，一个内容广泛的理论被另一个所代替，有得也有失”[8]（第297页）。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新理论刚提出不久，较为稚嫩，不如旧理论发达与成熟，因而它的解释成果和预测成果反而比较少。这种新理论和旧理论相比，在说明内容上有得有失，有时甚至出现可能减少的现象，由于这种“库恩损失”的存在，就使理论的比较成为一个难题。其次，即使比较两个竞争理论在说明内容的丰富性上是能鉴别的，或者预设为能鉴别的，但仍然不可能合理地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