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有关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传统争议在女性主义这里就化解为一种有关研究策略或方法论规则的探讨，而这些最终都可以在女性主义的认识论那里找到答案。
关于知识：性别化的建构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就是探讨知识与性别的关系问题，即知识与性别是否相关、在何种程度上相关。显然，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从不否认知识与性别的相关性，但在相关的程度和形式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女性主义在方法和方法论取向上的不同偏好。
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最有系统的论述是由桑德拉·哈丁做出的。她把女性主义认识论视为证明女性主义研究合法性的辩护策略，包括谁将成为研究的主体、知识的合法性是否依赖于信念的驱除、可以认知“主观的真理”吗、客观性的本质是什么、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恰当关系是什么、知识诉求的目的是什么等等问题的探讨(Harding,1987b)。哈丁认为，按照传统认识论的观点，由于女性主义是一种以社会变革为目标的政治运动，而科学知识被视为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不带情感色彩的、无偏见的，应该免受政治利益或愿望的干扰，因此所谓“女性主义知识”、“女性主义社会学”等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许多由女性主义所引导的研究却产生了更加可靠、更少偏见、得到更多支持的知识，这就产生了一个对传统认识论具有极大挑战性的问题，即政治化的有价值取向的研究可以产生更加完整和更少歪曲的研究结果吗？
哈丁将女性主义认识论划分为三种形式：女性主义经验论(feminist empiricism)、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和后现代女性主义(feminist postmodernism)，指出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各自不同的回答(Harding,1987b)。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由错误的信念所产生的社会偏见有可能进入到研究的设计、材料的收集和数据的解释等各个阶段，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的扭曲。他们相信通过更加严格地坚持现有的方法论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研究过程和结果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在这个意义上，妇女解放运动充当了“皇帝的新装”那个古老的故事中没有偏见并敢于说真话的孩子的角色，帮助人们摘去有色眼镜而获取真正客观的知识。同时，这一运动也为更多的女性或女性主义研究者创造了机会，而她／他们比男性或非女性主义者更容易产生无偏见的知识。可以看出，这种辩护策略只对传统认识论的不完善的实践方式提出批评，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主流的知识规范提出挑战，对现有的方法论规则也是持认同态度的。虽然这样，它对于促进女性主义社会学早期的纠正偏见、填补空白工作还是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这里知识与性别的相关性只停留在研究实践的层面上，女性作为知识主体的介入只是为了在知识进程的最终结果中彻底摆脱性别。
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态度则不同。虽然他们同样主张知识以经验为基础，但他们认为女性主义研究之所以更加优越和可取，不是因为他们在遵循现有方法论规则的过程中更加严格或更少出错，而在于他们本身源自于女性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为产生更加完整和更少歪曲的知识提供了潜力。因为女人处在被统治、被忽略、被边缘化的“他者”位置，这使她们获得了一种不同于男人的批判的眼光和立场，有助于克服偏见并产生更加客观的知识。立场论者对传统认识论所主张的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持批判态度，强调认知过程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坚持女性立场和经验的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寻求一种具有反思性的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规则。可以看出，这种辩护策略比女性主义经验论更加激进，已经对主流的知识规范提出了正面挑战。这里知识与性别的相关性已深入到研究规范的层面，女性的全方位卷入是为了让知识进程朝着有利于性别解放的方向前行，而不是徒劳无益地试图摆脱性别的纠葛。
如果说女性主义经验论和立场论还在试图追求一种能比传统的社会科学更少偏见、更少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普遍知识的话，那么后现代女性主义已经对是否存在这种知识产生了怀疑。他们批判启蒙思想所推崇的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所谓“宏大叙事”，认为女性主义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让来自不同种族、阶级和文化的不同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呈现她们所拥有的不同经验和她们的不同需求。如果以掌握这个世界的所谓惟一真实的权威故事为目标，势必使女性主义有关社会生活的叙事沦为另一种不同于男人权威叙事的新的“主人的故事”，使知识重新成为专制和权力的化身。在他们眼里，知识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情境化”，没有不含偏见的知识，也不存在一种压倒一切占绝对优势的知识形式，只有由多样化的支离破碎的主体所讲述的多种多样的故事。可以看出，这种辩护策略强调知识的建构性和多元性，一定程度上为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这里知识与性别都被还原为一种权力话语，并在文化的建构中相互融合。
哈丁的认识论叙述勾勒出了女性主义研究过程中知识与性别相遇的几种基本形态。实际上不同认识论取向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那么分明，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一边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那里汲取了更多营养，一边更加坚定地抵制相对主义之风，很难简单地将他们归于某种具体的认识论或流派类别，多元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在社会学研究中，女性主义者更加关注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更加注重语言和修辞分析的技巧，也更加注重以跨学科的、策略化的眼光寻求更具亲和力和更加精致的方法。例如多萝西·史密斯运用所谓“制度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的方法来帮助女性从自己的位置出发去理解她们所处的社会世界，就是取材于人类学中广泛应用的民族志方法，吸取了田野工作的近距离考察特点以及擅长研究边缘群体的传统。但史密斯认为传统的田野调查是从“内在者”(insiders)的立场出发，走出去寻找“外在者”(outsiders)，把他们的生活现实包装成一种“材料”带回到统治计划之中，这样产生的知识对强势群体来说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进入边缘群体的窗口。制度民族志则要把这样一种流程颠倒过来，作为研究者的女性本身就是边缘群体的一分子，所以她们能从作为内在者的边缘立场出发，向外辐射到社会权力和统治的中心，阐明影响具体情境的统治的可能性。这种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日常世界活生生的个体经验来揭示组织现有统治秩序的社会关系，它提供了一种从“个人的”走向“政治的”以及理解制度因素对个体生活影响的方式(Smith,1986)。因此制度民族志总是关注制度的关联，关注各种活动场所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场所通过统治制度和文本而达成的合作。比如传统的社会学观点将家庭视为私人场所，而制度民族志则提出家庭生活与外在的多种制度相联系，与工作、教育、健康保护、闲暇活动以及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等制度有关，这些制度体系和话语被看成是家庭成员在家庭之外必须执行的东西。史密斯认为这种制度民族志的研究类似于“提高觉悟小组”的组织方式，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双方都从研究中学到了许多。
马乔里·德佛在她那本命名为《解放方法》的著作中则用大量篇幅探讨了如何从女性立场出发谈话与倾听、书写与修辞的方法技巧。她将女人的谈话视为是一种人工制品，认为有必要对这些访谈资料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中未能彰显的意义。受常人方法学的影响，她强调这些访谈的精心组织的特点，让分析者看清访谈材料中那些视而不见的细节，使这些人工制品为经验和互动分析提供线索。同时，她坚信女人的谈话包含着值得发现的意义，并且这些意义又很容易被忽略。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程式中，这些谈话往往被当作“闲话”或琐事的表达被排斥在外，而这样的排斥和标签实际上是控制女人和她们对公共话语的贡献的机制。因此她认为，对语言的新关注应该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计划的核心(Devault,1999:56-57)。德佛指出，在女性生活与谈论经验的主流语汇之间存在着某种不适合，这种不适合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达造成了真正的困难，她们不得不进行“翻译”，结果或者是不能很好地描述事情，或者只能以非标准的方式运用语言。在男女混合的群体中，女人比男人更少被倾听，她们所说的东西也更少被相信或被别人采纳。她们比男人更多被打断，想要继续谈话也必须花费更大的努力。这些发现可视为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力关系的结果，也证明了女人充分而自信地表达自己所面对的特殊障碍(Devault,1999:61)。在这个意义上，女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沉默的群体”。戴尔·斯邦德认为这种“沉默”并不表明女人不说话——事实上女人是语言的重要传播者，而是指女人以有限的、受男人更大的社会权力和控制的影响而在个体和制度两方面都受到训练的方式说话。这种独特的说话特征不能视为语言技巧上的缺陷，而是对她们所面对的说话制约因素的合适反应。因此语言对女人来说也可以成为潜在的权力资源，比如女人对女人的谈话(woman-to-woman talk)就给女性提供了更加充分地说出自己经验的机会，因为她们之间更有可能相互理解和彼此倾听，提高觉悟小组就可以理解为一种系统化的女人对女人的谈话方式(Spender,1985)。
然而，德佛指出，在描述女性的生活经验时，不管研究者采用了什么收集和分析访谈资料的方法，都面临着误贴标签的危险，这种危险来自不适合的语言的运用。因此研究者必须仔细而有创意地选择言词，注意到选用这些言词对经验进行描述的结果会是什么。女性主义文本应该以超越标准语汇的方式描述女性的生活，以个体视角的有效性取代抽象的、标准化的知识主张。在构建这样的文本的过程中，许多女性主义者试图给予女性的边缘位置以充分的说明，让自己的文本成为社会学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产生的文本太适合于已有的社会学传统，又可能会颠覆其变革这一传统的计划。在德佛看来，这是女性主义研究始终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Devault,1999)。如果将女人在主流文化和学术传统中的缺席比喻为女人的沉默，那么这种沉默意味着：不出席、不参与、不书写，谈（或写）但不被听到，谈（或写）但被忽略，谈（或写）但没有信心，谈（或写）但没有权威，谈（或写）但不生效，谈（或写）但只以有限的方式——只集中于特殊的主题或只在特定的地点、时间、范围、情境，谈（或写）但只能短期存活。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参与，将更长、更响亮、更有信心的女人的故事和声音纳入知识结构产生的渠道，这就要冒险接受现有的排斥女人的主流话语的影响；另一种解决方法是考察通过何种组织形式和传统造成对话中女人的沉默，确认这些形式和传统的作用，并积极寻求对传统的言词和权威构成干扰的反霸权活动(Devault,1999)。可见女性主义知识进程始终是与作为社会进程的妇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的，他们相信知识是一种性别化的建构，因此“解放方法”在这一意义上与“解放性别”成为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
结语
至此，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之争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的轮廊，尽管我们清楚这样的争论永远不会有完结的时候，因为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之争已经成为学科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总体上说，女性主义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方法论持批判态度，并将传统的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斥为父权制文化的男性中心主义典范。他们追求以批判性、反思性和参与性为特征的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规则，但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并不认为存在什么独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主张方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只不过强调要在坚持女性主义视角和立场的前提下博采众家之长。女性主义反对认知和文化体系中的两分法传统，认为关于定量与定性、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情感、主体与客体、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划分与男人和女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性别对立相对应，构成了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必须加以拒斥，因此社会学中所谓定量与定性的范式大战在方法论意义上是虚假的两极之争。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反映了女性主义关于知识与性别关系的三种基本形态，无论知识在何种程度上是性别化的建构，女性主义相信解放方法与解放性别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女性主义尽管在方法论的变革问题上不乏雄心勃勃的设想，却不敢说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事实上，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朱迪丝·斯黛茜和贝尔利·索恩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承认这种对社会学基本假设和框架的挑战是失败的，因为女性主义的见解还常常处在被社会学主流孤立或分离的状态，她们悲观地称之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革命的缺失”(Stacey & Thome,1985)。这种变革的失败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20世纪60年代功能主义作为一种主导范式衰落以来，社会学本身已成为一个无中心的领域。在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下，要建立一种统一的具有震撼力的女性主义革命相对较难，所有的变革可能不得不导向多元化和多维度，女性主义也不得不在跨学科的边界地带寻找自己生存的空间；二是由于女性主义自身在方法论问题上的暖昧态度。比如一方面他们宣称偏见是不可避免的，不存在任何独立于具体情境的真正普遍的、抽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以追求更少偏见的客观性作为女性主义知识的目标；一方面认定传统的社会学范式渗透着男性中心主义，是服务于男性经验的说明和解释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吸收社会学甚至跨越学科界限的一切方法为我所用，似乎方法本身可以逃脱性别化的侵蚀而“洁身自好”，只要冠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或“研究策略”的指导就可以改头换面成为女性主义新范式的成员；在关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取舍问题上，理论上他们声称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实践中却更多地偏向于定性研究而往往对定量分析较为排斥，等等。这种暖昧的态度来自女性主义者所描绘的女性在社会和文化中作为“身处其中的局外人”(outsiders within)或“边缘化的局内人”(marginal insiders)的特殊处境和立场。
虽然这样，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尝试在理论上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并且在实践中也促成了许多清新而精致的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出现，许多在正统的社会学范式中被忽略、被遮蔽、被扭曲的东西在女性主义这里重新被挖掘出来或得到了补充和修正。从知识论上看，女性主义基本上是个文化建构论者，他们强调社会性别在这种建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强调个人经验（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在知识构成中的价值，强调以建立一个没有权威和权力控制的真正民主的认知方式作为解放的社会科学的目标，因此女性主义有关方法论或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带有很明显的政治和伦理意味，知识变革与女性解放的目标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他们当中许多人推崇在研究过程中借鉴“提高觉悟小组”的谈话方式，就是通过个人经验的交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让被研究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研究者学会倾听和书写。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政治运动中那个著名的口号“个人的是政治的”在女性主义知识变革中可以相应地改为“个人的是学术的”（虽然女性主义者自己并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口号），这就从方法论的角度挑战了所谓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规范划分以及蕴涵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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