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因斯坦声名雀起时至今，以爱因斯坦为议题而撰写的论著可谓连篇累牍、积案盈箱，说其汗牛充栋，一点也不言过其实。不过，其中属于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其实只占少数。即使在学术研究论著中，研究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且有深度的论著，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了。本文仅打算介绍一下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数位作者及其学术论著，内容仅限于爱因斯坦哲学思想之研究。挂一漏万之处肯定在所难免。
（一）杰拉尔德•霍耳顿（Gerald Holton）是哈佛大学马林克罗特物理学研究教授和科学史研究教授。他的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物质在高压下的物理学和年轻科学家生涯历程的研究。他的涉及到爱因斯坦的著作主要有《科学思想的基旨渊源：开普勒到爱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Harvard Univ. Press, 1973; rev. ed., 1988），《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历史的和文化的透视》（Co-editor, Albert Einste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Princeton Univ. Press, 1982; Dover, 1997），《科学的想像力》（Scientific Imagination，Harvard Univ. Press, 1998)，《爱因斯坦、历史和旧时的恋情》（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Addison-Wesley, 199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等。
霍耳顿是研究爱因斯坦的大家。他对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首次披露了爱因斯坦1938年写给兰佐斯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谈到他的哲学思想的“转变”：“从有点类似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有信仰的理性论者”。霍耳顿据此认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哲学历程，是一段从以感觉论和经验论为中心科学哲学，到以理性论的实在论为基础的哲学的历程。”这是一个“逐步改变方向的过程”。他通过对爱因斯坦的当时未发表的通信和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赫的主要著作，深受马赫的感觉论和经验论的影响。他赞同地——起码是未加反对地——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自述“迷恋于同直接经验打交道”，以及“一位可靠的爱因斯坦传记作家”的结论：“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他是一位纯粹的经验论者。”霍耳顿详尽地分析了马赫对爱因斯坦早期思想的影响，并指出在爱因斯坦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中，马赫主义成分显著地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论文的开始就坚持，只有对各种概念，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意义进行认识论上的分析，才能够理解物理学的基本问题。第二，爱因斯坦认为各种感觉，也就是各种“事件”所提供的东西等同于实在，而不是把实在放在感觉经验之外或感觉经验之后的位置上。而且，论文一开头，对测量和空间、时间概念的工具论的（因而也就是感觉论的）分析就极其明显。霍耳顿细致地描绘了爱因斯坦对马赫哲学从接受，到偏离、背弃，直至公开决裂、分道扬镳的过程。他还把爱因斯坦成熟的科学哲学命名为“理性论的实在论”，并揭示出其形成受到开普勒和普朗克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影响。
霍耳顿在1960年代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是也有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爱因斯坦早期的哲学思想不是纯粹的经验论，也有与之异质的甚至对立的成分，例如理性论、实在论、约定论、整体论。霍耳顿注意到前两种（尽管强调不够），但忽略了后两种。二是爱因斯坦所谓的“哲学转变”是在诸种哲学之间进行量的增损以及质的微调和修正，或者说力图在各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从一种哲学转为另一种哲学的“改变方向”的重大转向。三是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用一种哲学取代另一种哲学，不存在明显的思想断裂或鸿沟，乃至早期爱因斯坦和后期爱因斯坦之分。在这里务必注意，在哲学史研究中，被研究的哲学家本人之所言不见得句句真实、确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研究者根据其一贯思想和有关史料加以辩正。
（二）阿瑟•I. 米勒（Arthur I. Miller）是霍耳顿的学生，曾任哈佛大学副教授，现任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从事科学论和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他就19和20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和哲学、认知科学、科学创造性、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撰写了诸多论著。他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成果计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它的出现（1905）和早期解释（1905~1911）》（Albert Einstein's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Its Emergence (1905) and Early Interpretation (1905-1911) ，Addison Wesley，1981; new edition Springer Verlag, 1998.该书已由李醒民译出，至今难以出版），《科学思维中的意象：创造20世纪的物理学》（Imagery in Scientific Thought: Creating 20th-Century Physics，Birkhäuser, 1984; MIT Press, 1986; reprinted 2003, Dover Publications.有李继宏等的中译本），《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Einstein and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 published by Perseus Books in 2001.有方在庆的中译本）等。米勒重构了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思维过程，尤其是探讨了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和形象思维方法以及准美学原则，并进而指出其创造性科学思维的心理意象是视觉意象。米勒对现代科学的化身爱因斯坦和现代艺术的化身毕加索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揭示出“在创造性开始出现的时刻，学科间的障碍就消失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审美形式。对于爱因斯坦而言，它是一种将空间和时间统一在单一框架里面的极简主义的审美形式；对毕加索而言，就是将所有形式简化为几何。”
（三）阿瑟•法因（Arthur Fine）是华盛顿大学哲学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在物理学哲学以及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的一般哲学问题。目前的研究课题包括基础问题（关于物理学和数学的相互作用），科学中的某些普遍论题的探索（尤其是相对主义、客观性、工具论和建构论）。他的代表作有《摇晃的游戏：爱因斯坦、实在论和量子论》（The Shaky Game: Einstein, Realism and The Quantum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6.），《玻姆的力学和量子论：一个评估》（Bohmian Mechanics and Quantum Theory: An Appraisal. Dordrecht: Kluwer, 1996. Co-edited with J. Cushing and S. Goldstein.）等。
在他的著名论文“爱因斯坦的实在论” 中，法因最先注意到爱因斯坦纲领式的实在论的特征，并详细地分析了爱因斯坦建构实在论的物理学理论之研究纲领的内涵。法因认为，使与“实在”有关的概念理论化并拒绝进一步询问概念的意义(使询问转向整个理论的经验合适性)，构成了爱因斯坦实在论的基础。在爱因斯坦看来，“实在的”对象是用实在论的理论的基本概念描述的对象，“实在的外部世界”本身是概念模型所描述的结构，实在论的理论的成功还是失败决定着实在论的研究纲领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而物理学的进化史则是实在论纲领的凯旋。法因把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纲领描绘成一个圆形图像：在圆心是相联系的独立于观察者和因果性的主要要求，重要的但并非必不可少的要求是空时描述(它包括可分离)和一元论的次要要求。这整个要求圆不是直接构造起来作为一组关于自然的信念，而宁可是使理论化，即是强加在理论上的一族信念。实在论本身被理解为构造如此设想的实在论的理论的纲领。法因的论述富有启发性。但是，他依据爱因斯坦的实在论具有深刻的经验内核，而断言它更接近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而非科学实在论 ；并依据爱因斯坦迅速远离了他的实在论评论的认知力量，却接受了它的动机力量,而把它命名为动机实在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何况，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纲领并非一点也没有形而上学成分、一点也没有涉及自然界，尽管它主要是针对科学理论所作的预设和所持的信念的集合。在前述的第一部代表作中，法因重申了他对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的诠释，并让爱因斯坦坐上了他的自然本体论态度（NOA）的方舟。
（四）唐•霍华德（Don Howard）现任美国圣母玛利亚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兴趣领域是科学哲学，物理学基础，科学哲学史。我在10多年前就注意到他的几篇研究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精彩论文 ，他在1996年又寄给我数篇重要论文 。霍华德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他揭示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中的约定论和整体论成分。他指出，爱因斯坦从1915年起与石里克进行了多年的通信和智力交流，石里克早期的实在论的约定论哲学影响了爱因斯坦。这种影响的契机是，爱因斯坦在1915年解决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空穴概念问题（时间和空间丧失了实在性，因为坐标系的选择是一种任意的约定）；他们共同反对新康德主义的先验时空观。霍华德通过对史实的考证表明，爱因斯坦很可能在1909年就有机会接触迪昂的科学哲学名著《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他肯定会被迪昂的著作所吸引，迪昂的理论整体论感染了他，并促使他先于奎因把它发展为意义整体论。霍华德1996年在与我的学术通信中，不同意我关于彭加勒的约定论对爱因斯坦有重大影响的观点，他认为迪昂对爱因斯坦理解约定论有更重大的影响，爱因斯坦捍卫的约定论版本是迪昂的版本。
霍华德的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彭加勒是约定论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他的约定论也含有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的因素，而且爱因斯坦至迟在1902年就读了彭加勒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与假设》，读得相当投入，完全能够理解彭加勒的思想真谛并予以接受。再者，石里克的约定论思想肯定源于彭加勒，也不能排除迪昂也会受到彭加勒的影响。因此，爱因斯坦的约定论思想直接地和间接地受惠于彭加勒，当然爱因斯坦的整体论思想主要源于迪昂，但是彭加勒的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思想，也可能部分地有助于爱因斯坦整体论思想的形成和强固。
霍华德对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的研究也别具只眼。他认为，爱因斯坦对波多耳斯基执笔撰写的1935年的EPR论文并不满意——“主要观点被学究埋葬了”。此后，他重新阐述了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它来自可分离性原理（也称间隔性原理或个体客观化原理）和定域性原理。前者断言任何两个在空间上分离的系统都具有它自己的分离状态，或空间上分离的系统总是具有独立的实在状态，或非零的空时分离是物理系统的个体性的充分条件。后者断言所有物理效应都以有限的亚光速传播，以致在以类空间隔分离的系统之间效应不能传达，或独立系统的独立实在状态只能被低于光速的传播的效应改变。这两个原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前者实际上作为物理系统的个体性原理在更基本的层次上起作用，我们依靠它决定在给定的情况下是一个系统还是两个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两个原理是实在论的物理学理论的本质性的基础和特征性的标志。爱因斯坦说过“我还不是一个实在论者”的话 ，这出自他的约定论的和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如果两个独立地追求物理学的人能够提出具有截然不同的深度的本题论的理论，这些理论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却在经验上等价，那么科学理论的实在论的诠释在当今哲学文献对该词的用法上就无法受到辩护。因此，霍华德得出结论说，爱因斯坦的实在论并未对科学理论的诠释的哲学学说做出承诺，而是对十分特殊的一组物理学原理（最首要的是空时可分离性原理）做出承诺，即是说他的实在概念决不是哲学偏见。爱因斯坦的实在论不是当今科学哲学文献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问爱因斯坦是实在论者吗，这种提问本身并不高明。对爱因斯坦来说，迪昂式的不充分决定论的整体论和约定论，不论比实证论还是实在论都更为重要。
我不完全赞同霍华德的结论。事实上，爱因斯坦不仅是科学实在论者，而且严格地讲是纲领实在论者和综合实在论者。他反对的只是经验实在，而接受本体实在和理论实在——与观念论和实证论划清了界线——这二者都包含着对实在的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承诺。而且，实在论在爱因斯坦思想中是与整体论和约定论一样重要的。至于爱因斯坦关于“我还不是一个实在论者”的表白，无论从上下文来看，还是从爱因斯坦一贯的思想来看，都意指他不愿做过分形而上学化的、本质主义的、激进的实在论者，去探究实在的本性和外在性的意义，他只是要使他的实在论和物理实在观与他的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和整体论的思想相互协调，彼此限定而已。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霍华德通过缜密的考证和研究，揭示出爱因斯坦的可分离性原理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牛顿、洛克乃至托马斯•阿奎那、德谟克利特，不过爱因斯坦的这一思想启迪主要来自叔本华。
（五）此外，还有一些科学哲学家也间或对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做过探讨或发表了评论。例如，波普尔把爱因斯坦描绘为批判理性论者和证伪主义者 ；费耶阿本德视爱因斯坦为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者 ；N. 麦克斯韦则把爱因斯坦划入他所杜撰的目标取向的经验论范畴，并认为相对论就是按此模式发现的 。这些看法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和根据的，但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明显地打上了普罗克拉提斯之床隐喻（强行把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的烙印。至于像斯塔赫耳（John Stachel）、派斯（Abraham Pais）、克莱因（Martin J. Klein）、戈德堡（Stanley Goldberg）、麦科马克（Russell McCormmach）、库兹涅佐夫（Б. Г. Кузнецов）、広重徹等国外学者，主要是从科学编史学和科学思想的角度做研究的，故在此不一一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