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中，经验论和理性论兼而有之，只不过二者的轻重程度随问题和境况不同罢了。但是，他们也为非理性在科学中发挥作用，尤其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发明中开了方便之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多元主义方法论。马赫早就宣称：“每一个能够有帮助并且实际上确实有帮助的概念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工具而采纳”，“没有合适的方法指导我们接近科学发现，成功的发现好像要借助艺术家的成就（[15]，p.333，314）。他甚至不排除“把目的论的考察方式作为研究的辅助方法”，认为这种考察方式“往往是有用的并有启示性的” 除了津津乐道他的思维经济原理外，他还提出了实在原理、连续性原理、充足分化原理、恒久性原理、概念嬗变原理等方法论原理，以及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方法：类比、假设、思想实验、直觉、幻想、审美等等（[9]，p.111~137, 161~179），其中都包含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彭加勒的约定论在从未加工的事实过渡到科学事实、从科学事实过渡到定律、尤其是从定律过渡到原理时，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中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非理性因素会多少介入其中。彭加勒虽然认为 “拟人说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或哲学的特征的基础”，但是他也指出：“在力学的诞生中，拟人说起了显著的历史作用；也许它有时还将提供一种符号，这对某些心智来说似乎是方便的。”他洞察到：“每一个命题都可以以无限的方式概括。在所有可能的概括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的。”（[7]，pp. 80,95）这里的拟人说和简单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东西。他还更为一般性地表示：“企图用任何机械程序代替数学家的自由的首创精神，将是多么愚蠢啊。为了得到具有真正价值的结果，刻苦地进行运算，或者拥有整理事实的机械，都是不够的；值得花时间追求的不只是秩序，而是未曾料到的秩序。机械可以啮噬未加工的事实，而事实的精髓将总是逃脱它。”“最好是既有逻辑主义者，又有直觉主义者……我们必须听任心智的多样性，或者我们必须最好为之高兴。”（[8]，15，78）迪昂看到：“发现不服从任何固定的法则。没有一种学说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它不可以在某一天能够催生新颖而幸运的观念。决断命运的占星术在天体力学原理的发展中也起了它的作用。”他还强调“历史方法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认为“给出物理学的历史同时就是对它做逻辑分析”，指出“唯有科学史才能使物理学家免于教条主义的狂热奢望以及皮浪怀疑主义的悲观绝望”。（[13]，111，301，303）在批判学派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理性成分的直觉（或卓识）和科学审美表现得尤为显著，二者在科学发明即理论选择（发明就是选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直觉或卓识。马赫对直觉在知识的形成和科学发明中的作用估价很高，他认为：“所有知识的基础是直觉”（[16]，p.309），“只有最强大的直觉与最巨大的抽象阐述的能力结合起来，才会造就最伟大的自然探索者。” 彭加勒特别推崇直觉：“直觉作为逻辑的平衡物或矫正物”“必然保持它的作用”。直觉“使我们具有一览遥远目标的本领”，“逻辑是证明的工具，而直觉则是发明的工具。”（[19]，pp. 10~13）他阐明了对数学秩序的直觉“使我们推测隐藏的和谐与关系”，发明者“其成功之大小取决于这种直觉在他们身上发展的程度之大小”。“纯粹逻辑不能使我们评价总效果，为此我们必须求助直觉。”（[8]，pp. 27~28，83）迪昂高度重视卓识（good sense）——他所谓的卓识就是直觉的洞察力和健全的判断力——在估计实验近似度尤其是在假设的提出、拒斥、选择中的巨大作用，他表明卓识是假设的“源泉” 和裁定假设的“审判员”（[13]，p.241）。
科学审美。马赫具有诗人的气质和艺术家的情怀，他欣赏事物之美和理论之美，把思维经济原理与作为方法论工具的简单性原则和科学美相提并论。他认为，审美的愉悦发生在“物理事件的重复与感觉的重复关联起来之时”（[10]，pp. 91~92）。“规则作为理智的事情本身绝无美感效果，反之，只有由规则决定的同一感性动机的重复才有这种效果。”（[20]，p.94）他还看到美与真是相通的：“理论之美在于，它在它的外观打上了真理的印记。它不是大脑的幻影。”（[10]，p. 44）彭加勒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美学家，就科学美及其方法论意义发表了大量精辟的言论 。他说：“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他在他的工作中体验到和艺术家一样的印象，他的乐趣和艺术家的乐趣具有相同的性质，是同样伟大的东西。” 他强调科学美和数学美是深奥的理性美，它给人以雅致感，即理论个部分的和谐、对称、巧妙的平衡；一句话，它是所有引入秩序，是所有给出统一，容许我们清楚地观察和一举理解整体和细节的东西。这种审美感不仅不会使我们偏离对真理的追求，而且它也是科学发明的有力工具，起着微妙的筛选作用，因此缺乏审美感的人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创造者。（[8]，pp. 1~9, 14,25~36）迪昂对科学审美的意义和作用也十分关注。他说：“秩序无论在哪里统治，随之都带来美。理论不仅使它描述的物理学定律更容易把握、更方便、更有用，而且也更美。追随一个伟大的物理学理论行进，看看它宏伟地展现了它从初始假设出发的规则的演绎，看看它的推论描述了众多的实验定律直至最小的细节，人们不能不被这样的结构之美而陶醉，不能不敏锐地感到这样的人的心智的创造物是真正的艺术品。”物理学家在“逻辑等价的理论之间选择”时，“支配他的选择的动机将是优美、简单性和方便的考虑以及合适性的理由，他们本质上是主观的、偶然的，随时间、学派和个人而变化的”，但是由于美的理论才是逼近自然分类的理论，是更完备的理论，因此具有多产性和可预言性。（[13]，pp. 27, 33, 324）皮尔逊指出：“我们的审美判断要求表象和被表象的东西之间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往往比近代艺术更为艺术。”在他看来，审美判断的实质在于，那些伟大的创造性成果“把广泛的人的情绪和情感浓缩在简短的陈述、单个的程式或几个符号之内”，“向我们表达了我们在长期的经验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分类的各种情绪之间的真实关系”，“它的符号确切地恢复了我们过去的感情经验的无数事实”。“因此，现象的科学诠释，宇宙的科学阐明，是能够持久地满足我们审美判断的唯一的东西。”这是一种“更为真实的美”。“艺术作品和科学定律都是创造性想像的产物，都是为审美判断的愉悦提供材料。”（[17]，pp. 19，34~37）
4）开明的和智慧的科学主义以及对贬义的科学主义的反拨。
批判学派的科学主义在当时是相当开明的，富有时代的智慧，并构成对此前的18世纪百科全书派、19世纪圣西门和孔德实证论的贬义的科学主义（某种程度的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乃至此后的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论的科学主义的反拨。批判学派的科学主义思想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科学理论是暂定的，并不是绝对真理，而是处于不断的进化之中。马赫说：科学理论是“暂定的、不完善的尝试”，“科学家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这是因为，“个人探究者处在正在发展的科学之中，他必须从他的前辈的不完备的发现开始，至多只能按照他的理想矫正和完善这些发现。在他为自己的工作感激地采纳这些预备步骤中的帮助和提示时，他往往把前辈和当代人的错误添加到他自己的错误中。即使重返十分朴素的观点是可能的，这也会向抛弃他的同代人所有观点的人不仅提供摆脱偏见的自由的优点，而且也提供由任务的复杂性和甚至开始任何探究的不可能性产生的混乱的缺点。”（[16]，pp. 4，17，18）彭加勒指出：科学的建筑物虽然不是“吹一口气会使之倾倒”，但是认为“科学的真理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则是“浅薄的观察者”。（[7]，p. 1）他揭示出：“每一个定律只是不完美的和暂时的陈述，它必定在某一天被另一个优越的定律所代替”。“科学理论给我们的一切仅仅是粗糙的图像。因此，它是暂定的和易崩溃的。”（[19]，pp.141，149）“科学家将只能得到不完全的知识。” 迪昂表明：“物理学理论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每一个物理学定律都是暂定的和相对的，因为它是近似的”，“不能授予它以绝对真理”。“人类将永远不具有完美的理论；我们具有的和人类将总是具有的东西，是不完美的和暂定的理论，这种理论通过人类无数的摸索、踌躇和顿悟，才缓慢地进展到自然分类的理想形式。“（[13]，pp. 9，192~193，339）皮尔逊断定：“决不要设想，科学在每一个部门已经达到或永远能够达到完备的知识。远非如此，它承认它的无知比它的有知延伸得更广泛。”（[17]，p. 26）奥斯特瓦尔德说：“科学是为人的目的而创造的，因此像人类的所有成就一样，具有不可消灭的不完美的质。”（[18]，p. 5）
科学能够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幸福。马赫说：“科学不像反复无常的小女妖，只把财宝投入所偏爱的少数人的怀抱，而是把它的财宝投入全人类的怀抱，且其慷慨与大方是任何传奇从未梦想到的！因此，她的外行赞美者把揭示感官无法看穿的自然界的无底深渊的能力归功于她，这显然是十分公正的。把光明带给世界的科学能够彻底驱除神秘的黑暗和浮华的外表，她既不需要以这样的外表证明她的目的正常，也不需要以此粉饰她的明显成就。”（[10]，p. 189）彭加勒批评了“科学不能给我们幸福”的观点，他说：“假使没有科学，人类今天便会更加不幸。”他进而强调：“只是由于科学和艺术，文明才具有价值。”（[19]，p. ii，154）皮尔逊集中论述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它为公民提供有效的训练，它对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施加影响，它为实际生活增添了舒适，它给审美判断以持久的愉悦。（[17]，p. 37）
科学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有益于道德和人生。马赫看到科学的公有性和祛利性特征：“科学事业相对于每一个其他行业而言，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即没有一个人由于它的财富的积累而蒙受一丁点损失。这也是科学的赐福，科学的慷慨和科学的保全能力。”科学并非仅仅对实际的人有用，“科学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的所有事务，我们的整个生活中；科学的观念处处都是决定性的。”（[10]，pp. 198，352）彭加勒认为科学具有普遍性、自主性、公正性、诚实性、继承性、竞争性等品格，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科学作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统一体，它能够在促进人类的精神文明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 尤其是，他批驳了科学的发展会引起道德沦丧的观点，他在“科学和伦理”和“道德联盟”两篇文章中着力论述科学规范有助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们具有高尚的道德素养，树立远大的目标和理想。他的结论是：“科学将给论理学家以宝贵的帮助”，“我们依靠科学使道德达到不庸置辩的境地”，“科学能在道德教育中起十分有益的和十分重要的作用”。（[26]，pp. 117~136）皮尔逊揭示了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怀疑性、简单性、一致性、进步性、公有性、公正性，他明锐地批判了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进而指出：“科学精神”或“科学的心态（心智框架）”“特别适宜于促进健全的公民教育”，科学“能够持久地满足我们的审美判断”。（[17]，pp. 9~12，34~36）奥斯特瓦尔德也洞见到科学的普遍性和公有性。他说：艺术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而科学能够超越于民族的个性和地域的限制而进步，因此就普遍的人性来说，艺术的力量不及科学。当实用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到纯粹科学时，科学便开始保持普遍的人文意义，从而获得社会意识。
在科学的胜利进军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意识到硬币的另一面。马赫在当时就预见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引起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16]，p. 58），他基于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要求科学家不要忘记科学成果可能导致的可怕应用（{10}，p. 335）。他提醒人们，在科学中“不要寻求救世的根本教义，更不必说唯一的教义了。”（[16]，p. 24）针对科学是破坏性的流行观点和对科学将要引起的毁灭的惊恐不安，彭加勒认为这种指责和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我们必须担心的仅仅是那种不完备的科学、错误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其空洞的外观诱惑我们，煽动我们破坏那些不应该破坏的东西。”他明确表示：“对科学畏惧和希望过高，在我看来同样是不切实际的。”（[26]，pp.127，131）皮尔逊虽然认为“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科学方法是通向整个知识区域的的唯一门径”，但是他也明白“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他并不认为“科学人必然是好公民，或者他关于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判断将肯定有分量”，他还说过“科学家并非好政治家”的话。（[17]，pp. 15，25，11）
对科学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马赫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解决办法是向前看而不是走回头路，他相信人类不会“遁入野蛮状态”，“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并学会当家”，以日趋完善的“社会文化技术”和更加发达的科学减少和防止有关弊端。（[16]，p. 58，75）彭加勒面对反科学者的“科学破产”的声浪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人生的斗争中，有两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武器和勇气。科学给我们规定了武器。说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运用武器，怪不得科学没有破产，破产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周围经常反复出现的绝望的哀叹声是极其靠不住的，……”（[25]，p. 165）
三、最后的评论
批判学派的几位哲人科学家 是经典科学的缔造者和现代科学（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先驱。他们的前现代科学哲学是从立足于经典科学之上的经典科学哲学起步的，但是由于他们对经典科学即将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明锐的洞察，因而其科学哲学既保留了经典科学哲学的合理内核，又富有现代科学的精神气息。加之他们的科学和哲学造诣远远高于一般专门科学家和纯粹哲学家，所以在他们的科学哲学思想中不时迸发出超越时代的后现代睿智。作为20世纪哲学革命产物的现代科学哲学即逻辑经验论，虽然继承了批判学派的经验取向和逻辑取向，采纳了其统一科学和反形而上学立场，但是却很少接受其颇有创意的后现代意向 ——这是逻辑经验论者胸怀狭窄和眼力迟钝的表现。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尽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批判学派那里汲取了营养和灵感，但是他们却把批判学派的睿智恣意强化和夸大，乃至把它们推到极端，从而使生动鲜活的思想变成荒诞不经的呓语。要知道，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善于在对立的两极或多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一条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准则 ——而他们的后继者相形之下仿佛是理智萎缩的哲学盲人和意志膨胀的哲学狂人。
参考文献
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卷（1981），第6期，第30~38页。李醒民：论批判学派，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总第53期），第99~107页。李醒民：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卷（2003），第1期，第100~106页。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作者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专著：《彭加勒》（1994）、《马赫》（1995）、《迪昂》（1996）、《皮尔逊》（1998），以及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2年第1版；李醒民：《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 第1版，1996年第2次印刷；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第1版；李醒民：《伟大心智的漫游——哲人科学家马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
诺里塔•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蔡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2~60页。
Del Latzsch, Science & Its Limits, The Natural Scienc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Inter Varsity Press, Illinois and England, Second Edition, 2000, pp. 17~18, 54, 56.
彼得斯等编：《桥：科学与宗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5~41页。
李醒民：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北京：《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总第145期），第25~26，17页。李醒民：就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答客问，北京：《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2004），第94~106页。
H. 彭加勒著：《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105，116页。
H. 彭加勒著：《科学与方法》，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86页。
李醒民：《马赫》，第101~110页。
E. Mach, Popular Scientific Lectures, Translated by Thomas J. McCormack,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U. S. A., 1986, pp. 231~232.
H. I. Brown, Prospective Realism, Stud. Hist. Phil. Sci., 21(1990),pp.211-242. 在布朗看来，不充分决定发生的三个范围是：接受普遍概括（经典归纳）；乞灵于观察证据驳斥普遍命题；相信不可观察物（当假定不同观察物而构造的理论可以产生相同的观察结果时，这一点变得尤为紧迫）。
A. A. Brrenner, Holism a Century Ago:The Elaboration of Duhem’s Thesis, Synthese, 83(1990), pp. 325-335.
P. 迪昂著：《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09，页。
李醒民：《迪昂》，第345~359页。
E. Mach,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heat, Historically and Critically Elucidated, Translation Revised and Completed by P. E. B. Jourdain and A. E. Heath,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402.
E. 马赫著：《认识与谬误》，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07，313页。
K. 皮尔逊著：《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0~84页。
W. 奥斯特瓦尔德著：《自然哲学概论》，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5页。
H. 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47，149页
李醒民：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学和唯能论，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5卷（1989），第6期，第65~70页。
E. 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版，第63，64页。
E. 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t of Its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J. McCormack, 6th Edited,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60，p.35.
P. Duhem, German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 Ly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 75.
李醒民：《彭加勒》，第175~193页。
ポァンカレ（H. Poincaré），《科学者と詩人》，平林初之輔訳，岩波書店，1928，p.139.
H.彭加勒：《最后的沉思》，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8月第1版，1996年第1版，第17页。
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59~161，173~175页。
李醒民：《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第71~72页。
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哲人科学家），长沙：《求索》，1990年第5期（总第57期），第51~57页。
李醒民：马赫：维也纳学派的先师和逻辑经验论的始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6卷（1994），第6期，第1~10页。也可参见李醒民：《马赫》，第327~355页。
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英文摘要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Opposing Extrems: A Highly Efletive Principle of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ce 刊于第Ⅷ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摘要集，Moscow, 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