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虽然属于前现代科学哲学，但是其中既保留了经典科学哲学的合理内核，又体现了现代科学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包含着诸多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成分和要素。逻辑经验论的现代科学哲学忽视了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遗产，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又把这些超越时代的睿智恣意夸大，从而走向极端。

       关键词：批判学派 马赫 彭加勒 迪昂 奥斯特瓦尔德 皮尔逊 后现代科学哲学

Abstract：Although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 belongs to pre-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mong it the reasonable crux of a matter in classic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reserved, the ethos of modern science is reflected, particularly it includes compositions and essential factors of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logic empiricism neglected these post-modernist inheritances of thought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scrupulously exaggerated these wisdoms oversteping the ages, and went to extremes.

       Key Words：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Mach；Poincaré； Duhem；Ostwald； Pearson；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批判学派 是活跃于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学派（其对立面是力学学派或曰机械学派），是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其代表人物为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 。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虽然属于前现代科学哲学，但是它既是现代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源泉和根基，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素——因为其中蕴涵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向。

一、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特征
要揭示批判学派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意向，首先必须厘清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作为参照物。在这里，尚须留意三点：“现代”一词在本文中往往也包括中文的“近代”之意，它们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modern；“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时间性的划分，毋宁说是思想倾向或态度方面的区别；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流派纷呈、观点驳杂，论者对它们的特征的概括只能用粗线条勾勒其要点。
菲力浦•基彻指出，后现代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四个教条是：观察的理论负荷；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或所谓的不充分决定论题（under-determination thesis）；信念的多样性；“行动者范畴”（actor categories）与历史写作，即叙述必须根据“行动者范畴”来建构：在讲述科学发展的历史时，一定要采取那种涉及到有关行动者的概念。这四个教条实际上意味着：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存在什么真理；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
德尔•拉茨施认为，传统的或现代的科学概念坚持，试图借助经验观察让科学的理论化客观地和理性地受自然支配。这样的概念赋予科学三个特征：缺乏任何预设或缺乏对科学过程的先验约束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把整个过程基于经验资料保证了科学的经验性；仅依赖于归纳的逻辑使科学必然是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存在独立的和客观的实在，从而存在唯一的客观真理（一个关于实在的正确的、总括的、包罗无遗的叙述或元叙事），我们每一个人在正确条件下都可以把握那种真理的独立的和自主的理性中心，科学从而具有优越的透视，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实在的客观的和中性的知识。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宣称，这样的观点是误导，它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带入社会的、经济的、概念的、精神的灾难的边沿。在他们看来，经验的东西是人的自由构造，被有影响的社会权力驱使，而且仅被这些力量约束。在与人无涉的任何事物意义上的客观性被驱除。社会影响变得如此深入，甚至像逻辑和数学这样的在理性上纯粹的学科也受到社会的东西的污染。科学中立性观念本身仅仅是社会强加和社会制造的现代神话。合理性原来是在科学控制中流行的文化统治群体所偏爱和所主张的有局限性的特征。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坚持的科学实在论只不过“审美的”东西而已。
南希•墨菲把支配现代性思想的哲学主题概括为三。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即知识只能通过那些无可置疑的基础性信念才能得到证明，这些信念是知识建构的基础。其次是语言的表象-表现理论（the representational expressive theory of language），即语言必须通过表象所指称的客体或者事实而得到自身的基本含义，否则它就只是表达了说话者的态度而已。现代思想的第三个支柱就是个人主义，这是一条通向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进路。墨菲把任何偏离上述现代思想中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思想模式定义为后现代思想模式，他集中考察了两个主要的后现代哲学立场：认识论上的整体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他把奎因、波普尔、库恩视为整体论和反基础主义的代表，而后维特特根斯坦则是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先行者，他的主要贡献是：语言是生活形式，没有私人语言。
以上诸家以及有关文献中的见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依我之见，现代科学哲学的核心思想强调科学的经验基础、理性品格、客观特征，并主张科学主义 （中性的和贬义的），而后现代恰恰与之针锋相对：消解经验、告别理性、抹杀客观、反科学主义。下面的论述，我拟围绕这四方面展开批判学派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意向。

二、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意向
批判学派并没有彻底抛弃现代科学哲学核心的科学概念，而是在坚持它们的合理内核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冲淡和弱化，尤其是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性新颖见解——其中富含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向。
1）经验是科学理论的唯一源泉和根本判据，但经验并不是充分的。
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程度不等地具有经验论的哲学色彩，或多或少地坚持经验在科学中的某种基础地位，但是他们在经验与理性、实验与理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在这方面，彭加勒的言论是比较典型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科学是用事实建造的。但是，实验并非总是可能的和充分的，收集一堆事实也不是科学。 实验和理论二者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脱离实验的理论总是空洞的，脱离理论的实验总是盲目的。 就连被视为实证论第二代头领的马赫，其经验论虽然激进和彻底，但并不狭隘和极端 。他完全赞同惠威尔的看法：事实和观念对于科学的形成来说是必须的——只有观念只会导致空洞的猜想，而仅有事实也不会产生有组织的知识。 批判学派在肯定经验是知识源泉和检验科学理论的根本标准的同时，对经验基础进行了适度的削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理论整体论以及内含的不充分决定性 。迪昂在1894年就提出了理论整体论的思想 ，后来又加以精心阐述。他说：“物理学家从来也不能使一个孤立的假设经受实验检验，而只能使整个假设群经受实验检验；当实验与他的预言不一致时，他获悉的是，至少构成这个群的假设之一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正；但是，实验并没有指明应该改变哪一个假设。”“试图把理论物理学的每一个假设与这门科学赖以立足的其他假定分离开来，以便使它孤立地经受观察检验，这是追求一个幻想；因为物理学中无论什么实验的实现和诠释都隐含地依附于整个理论命题的集合。对不是非逻辑的物理学理论的唯一实验核验在于，把完整的物理学理论体系与整个实验定律群进行比较，在于判断后者是否被前者以满意的方式加以描述。” 理论整体论实际上已经否认原子事实和记录语句，它后来又被爱因斯坦（1949年）和奎因（1951年）发展为意义整体论 ，从而进一步软化了科学的僵硬的经验基础，对现代性的基础主义构成挑战。
约定论。彭加勒的约定论也削弱了科学的经验基础。在彭加勒看来，几何学的公理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是约定”。“约定是我们心智自由活动的产物”，但又不是“任意的”，实验事实在约定的选择中起“指导”作用而非决定作用。经验虽然是基本原理的“基础”，“可是从来也不能与它们矛盾”。（[7]，pp. 39，ii，79）也就是说，它们摆脱了实验的证实或证伪。当它们不再多产时，即可抛弃之。正是在约定论的框架中，他提出“决定论含摄自由”（[19]，p. 144）的命题。
反归纳主义。归纳法是经验论的方法论，批判学派大都不很赞成归纳主义，起码没有赋予其以重要地位。马赫不相信“发现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或培根的归纳图式即枚举相互一致的例子做出的” 。以马赫之见，三段论和归纳都不能创造新知识。对自然科学来说，“归纳科学”的名称因此是没有正当根据的。通常用不恰当的名字“归纳”称呼的这种心理操作不是简单的逻辑过程，而是相当复杂的过程。抽象和幻想在发现新知识中起主要作用。 迪昂基于历史案例的分析批判了牛顿方法（每一个命题都应该从现象引出并用归纳概括），他得出结论：“纯粹归纳的路线对物理学家来说是行不通的”，“不能用纯粹的归纳法构造理论”。这是因为有两个不可回避的坚硬礁石横亘在面前：“第一，实验定律在经受把它转化为符号定律的诠释之前，它对理论家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诠释隐含着依附整个理论的集合。第二，实验定律不是精密的，而仅仅是近似的，因此它能够容许无限不同的符号翻译；在所有这些翻译中，物理学家必须选择将给他提供多产的假设的翻译，他的选择并非完全受实验指导。”（[12]，pp. 212~222，245）彭加勒在论及数学物理学的未来时甚至点明：“物理学定律从而会采取全新的样式；它不再只是微分方程，它具有统计规律的特点。”（[19]，p.115）
观察渗透理论。批判学派率先表达了这个命题，直接向经验证据的中立性发出质疑，冲击了科学的经验基础。马赫说：“观察和理论也无法截然分开，因为几乎任何观察都已受到理论的影响”。“在实验中，理智可以在各种程度上被卷入其中。”（[15]，pp.168, 186）彭加勒表示，不可能“毫无先入之见地做实验”，因为“每一个人在他的心智中都有他自己的世界概念，他无法轻易地使自己摆脱它。”（[7]，pp.107）迪昂一言以蔽之：“不可能把我们希望检验的理论留在实验室大门之外，因为没有理论，就不可能调节一个仪器或诠释一个读数。”“把物理学理论与适合于检验这些理论的实验程序割裂开来是根本不可能的”。（[12]，pp.204）
判决实验不可能。这个命题是批判学派睿智的结晶，它也隐含在整体论和约定论中，触及了经验判据的绝对的决定性和权威性。迪昂以小标题的形式断言：“‘判决实验’在物理学中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在于，“与几何学家使用的归谬法不同，实验的矛盾没有能力把物理学假设转变为无庸置疑的真理；为了授予它这种能力，就必须完备地列举可以覆盖确定的现象群的各种假设；但是，物理学家从未肯定，他穷竭了所有可以设想的假定。物理学理论的真理从未像掷硬币打赌那样由正面或反面来裁决。”（[13]，pp.210~212）马赫在《认识与谬误》第二版的序言中对迪昂的思想表示赞赏。彭加勒也讨论了，无法找到判决实验，在菲涅耳和诺伊曼理论、在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之间做出裁决。他指出：“倘若我们在若干假设的基础上构造理论，如果实验否证它，我们前提中的哪一个必须改变呢？这将是不可能知道的。相反地，如果实验成功了，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一举证明了所有假设吗？我们会相信只用一个方程就能决定几个未知数吗？”（[7]，p. 113）
2）坚持科比较温和的科学客观性原则，并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科学的主观性辟出了地盘。
科学区别与其他知识体系的鲜明标识之一，就是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客观实在（现象、事件、实体、关系等），科学的陈述可以在主体间相互检验和相互批判，科学的理论具有普适性和预见性。批判学派在肯定科学客观性的意义和地位的前提下，也赋予主体发挥能动性的充分自由，并揭示了科学中的主观因素，避免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两个极端。
彭加勒在谈到“心智自由”地构造科学的概念框架时说：“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任意制作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中的本质性的东西。”（[7]，p.iii）皮尔逊强调自然定律与人相关：“定律在科学的意义上本质上是人的心智的产物，它离开人则无意义。它把它的存在归因于人的理智的创造能力。人把定律给予自然的陈述比相反的陈述即自然把定律给予人更有意义。”不过，皮尔逊也在主体间性的意义谈论科学定律的客观性：科学定律在独立于人的偏见和狂想的意义上、在对正常人有效的意义上是客观的。 马赫的观点接近皮尔逊，他认为自然定律在起源方面是在经验的引导下，我们对我们期望所规定的限制，是对于可能性的限制。自然定律总是符合我们心理的需要以及流行的文化状态。（[16]，pp.458~461）迪昂认为，陈述事实和阐明定律的命题具有客观含义，而理论诠释即纯粹符号没有客观含义。（[13]，pp.327~328）也许奥斯特瓦尔德的“双筛”比喻最为典型了：“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除了在形成关于世界知识中的主观因素外，或者除了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的因素外，还存在着我们必须直接加以考虑的客观特征，或者独立于我们的特征；就自然定律而言，也包含着客观部分。为了形象而清楚地描述与我们心智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世界比作是一堆沙砾，把人比作为一个比另一个粗的一对筛子。当沙砾通过双重筛子时，明显相等的大小的细粒集聚在两个筛子中间，较大的沙砾被第一个筛子排除，较小的沙砾被容许通过第二个筛子。断言所有的沙砾由这样的相等大小的细粒组成，恐怕是错误的。但是，断言使细粒变成相等的东西的是筛子，同样也是虚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学派对客观主义的反拨和对科学客观性的淡化也能够从以下诸方面看出。
关系实在论和能量论。科学实在论可以说是科学自己的哲学，但是传统的科学实在论大都建立在物质实在或实体实在的基础上。彭加勒一马当先对此加以修正：“科学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实在。”“实在的客体之间的真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实在。”他看到，在新旧理论的更替中，旧理论表达的真关系具有潜在的生命，只是表述它的语言变化了。（[7]，p. ii，119，120~121）他还说：“世界的内部和谐”“是唯一真实的客观实在”，“是众美之源”他进而表示：“凡是客观的东西都缺乏一切质，仅仅是纯粹的关系。”“唯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客观性；在被视之为彼此孤立的存在中寻求客观性，只能是白费气力。” 彭加勒的关系即客体本身、关系即实在的观点，开辟了关系实在论的先河。迪昂是秩序实在论（属于关系实在论的范畴）者，他指出：“物理学理论……变得越完备，我们就越理解，理论用来使实验定律秩序化的逻辑秩序是本体论秩序的反映；我们就越是猜想，它在观察资料之间确立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实在关系；我们就越是感到，理论倾向于自然分类。”（[13]，pp.29~30）马赫把物理实在限定于可观察的现象，他也是偏爱关系实在而不喜欢实体实在的关系实在论者。（[9]，pp.284~287）奥斯特瓦尔德则表明，能量比物质更根本，并建议用能量论取代物质论。
理论多元论。多元理论是数学方程相同、实验观察等价的理论家族，但是它们的本体论预设不同。彭加勒指出，在它们之中的选择是出于约定。他说：“在这些理论的前提中，真实的东西就是对所有作者共同的东西；在就是一些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的确定，至于事物的名称则随作者而异。”“倘若人们不把两种矛盾的理论混在一起，人们不在它们之间寻求事物的基础，那么它们二者都可以成为有用的研究工具。”（[7]，pp.119，154）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彭加勒对此做了最为明确的阐述：“我们称之为客观实在的东西，归根结底对大多数思维者是共同的，而且对所有思维者也应当是共同的。”“保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和其他思维者是共同的。”“客观的东西必定对于许多心智来说是共同的，因而能够由一人传达给其他人，由于这种传达只能通过‘交谈’，……所以我们被迫得出结论：不交谈，就没有客观性。”“没有什么不能传达的事物是客观的，因此惟有感觉之间的关系才会具有客观的价值。”（[19]，pp.v, 146~147）皮尔逊认为，科学的判断是“独立于个人心智的特性的判断”。“科学人的首要目的在于在他的判断中消除自我，提出对每一个心智与对它自己同样为真的论据。”（[17]，p. 9）
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彭加勒说：不同的几何学是不同的语言或符号系统，人们能够借助与不同语言的意义对应的词典把它们相互翻译，而且翻译用的词典并不是唯一的。（[7]，p.34）他还指明：“科学事实只不过是翻译成方便语言的未加工的事实而已”，“科学家就事实而创造的一切不过是他用以阐述这一事实的语言”。这种翻译的前提是“存在最低限度的人性”。而且，“翻译的可能性隐含着不变量的存在。翻译就是精确地分离出这种不变量。”“这种不变量的本性”“是未加工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总是要保持与某些约定有关的东西。”（[19]，pp.129~130，137~138）迪昂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讨论得相当详尽：“在其起点和终点，除非翻译，否则物理学理论的数学展开便无法与可观察的事实连成一个整体。为了把实验的境况引入运算，我们必须完成用数学的语言代替具体观察的语言的译文；为了证实理论就那个实验预言的结果，翻译的运用必须把数值转变为用实验预言阐明的读数。”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给实验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物理学中的实验是对现象的精确观察，同时伴随着对这些现象的诠释；这种诠释借助观察者认可的理论，用与数据对应的抽象的和符号的描述，代替观察实际收集的具体数据。”他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洞察到认识主体和主观性的介入：“单一的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为无限极不相同的实际事实；单一的实际事实对应于无限不相容的理论事实。这种双重的观察以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现出我们希望明显地提出的真理：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系统阐述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理智精制品，这种精制品用抽象的和符号的判断代替具体事实的叙述。”（[13]，pp.150，165，171~172）我们知道，语言本身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带有语言翻译和诠释特征的科学自然免不了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和主观性的色彩，不用说削弱了科学的客观性。
真理观。现代性的真理观把科学真理视为命题与观察实验或理论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甚至视为理论与现象背后的实在相一致。批判学派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抛弃真理概念，但是对它做了诸种限定和约束。彭加勒认为，“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的”（[19]，p. i）。他看到，在理论更迭中依然为真的方程，是揭示了实在的客体之间的真关系，即在这些客体之间与在我们被迫用来代替她们的图像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关系，这就是在一切装束下将总是依然如故的真理。（[7], pp. 118~119）他在把他的真理观奠定在关系实在论之上的同时，也指出约定式的公设或原理无所谓真假，“要问它们是真还是假，正如问米制是真还是假，同样是没有道理的。”（[9]，p.100）迪昂是真理的热爱者、赞美者、探求者和传播者（[14]，pp. 261~267），他的真理观基于他的秩序实在论。他把真理分为数学真理、形而上学真理、科学真理，并认为“对物理学理论来说，与实验定律一致是真理的唯一标准。”（[13]，p.23）在迪昂看来，物理学理论的真理性除了它的经验内容外，还在于它是对自然秩序的反映，这可由理论的推论与实验事实符合或理论的预言被确认而增强信心。不过，他也表示，作为普遍判断的常识定律或为真或为假，而“对于达到成熟的物理科学以数学命题陈述的定律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这样的定律总是符号的。现在，恰当地讲，符号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它宁可说是或多或少充分地选择用来代替它所描述的实在的某种东西，而且它确实以或多或少精确的、或多或少详尽的方式描绘了那个实在。但是，在把词汇‘真理’和‘谬误’用于符号时，则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实验方法在物理学中实际运用时，并非产生与唯一一个符号判断对应的给定事实，而是产生与无数不同的符号判断对应的给定事实；符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是所述实验的近似程度。”由于“每一个物理学定律都是近似的定律。因而，对于严格的逻辑学家来说，它既不为真也不为假。”他还得出一个原则性的结论：“我们能够就自称断言经验事实的命题并且只能就这些命题说，它们为真或为假。我们能够就这些命题并且只能就这些命题断定，它们无法容纳任何不合逻辑性，在两个矛盾的命题中至少它们之一必须被拒斥。至于通过理论引入的命题，它们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只是方便的或不方便的。”（[13]，189， 192，373）奥斯特瓦尔德说，科学虽然具有不完美的质，“但总是包含着部分真理，从而包含着部分有效性”。（[18]，p.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