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辩护
在为后现代科学观进行辩护之前，需要指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认识：其一，科学大战彻底终结了后现代科学观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其二，科学是不容怀疑和反思的绝对真理的体现。坦率讲，这两种认识都不是对科学的正确认识。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那么这场科学大战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将在短视的争吵中大打折扣。
如果我们把思考的基点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就会发现传统的科学观在当前已经面临一种片面化发展的倾向。现代科学观的出现是奠基在启蒙运动以后所萌生的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整个社会要完成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传统的科学观对僵化的封建思想以及虚妄的神学观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对于推进整个社会的变革以及人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种后工业化社会，传统的科学观原本具有的解放功能基本上丧失殆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法国学者利奥塔尔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社会，科学面临着合法化的危机，换言之，传统科学观所承担的思辩的叙事与解放的叙事的功能都已经无法完全实现了，联想到当前科学的现状，一方面学科的高度分化与专业化，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高度的综合，导致现代的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只能是专业人员和工程师，而恰恰无法培养一种关注社会与人类命运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能完全拒绝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吗？
反观这场“科学大战”的实质，不难发现它指涉了两种文化在当前的矛盾和紧张的状态。换成菲利普.基彻的说法就是：代表传统科学方的实在论——理性主义群体与代表人文方的社会——历史主义群体之间的矛盾。显然，这里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科学。对此，只需考察一下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发展的演进轨迹，就可以粗略地反映出问题的本质所在。科学在近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完成了由解放功能向压抑功能的转变，人们开始对传统科学观产生怀疑与反思，这个过程类似于黑格尔的辨证的否定的过程。它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和提高，这恰恰是人类理性成熟的表现。为了准确地认识两种科学观，需要引入效果历史意识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与凸现后现代科学观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成一种历史流传物的话，那么对它的理解就包含一种前见，而这种前见内化于我们的意识中，成为一种不易被发觉的预设。对此伽达默尔认为：效果历史这一要素在对流传物的所有理解中都起作用，即使在现代历史科学方法论已被广泛采用的地方，以及这种方法论已使历史的生成物和历史的流传物沦为一种如实验的检验结果那样的“凝固起来”的对象时，效果历史这一要素也仍然在起作用。鉴于这种考虑，对于科学，我们的日常理解也应该遵循这条原则。科学哲学家汉森已经明确指出：观察渗透理论。因而传统科学观所认为的科学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是不会出错的等都是一种理论预设，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证。因此，索卡尔的诈文事件，暴露了科学方在整个事件中忽视科学的历史性存在的特点，进而没有意识到前见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们的结论就不能为正确理解科学提供一种可行的道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谁因为他依据于他的方法的客观性并否认他自己的历史条件性而认为自己摆脱了前见，他就把不自觉支配他的前见的力量经验为一种背后来的力。凡是不承认他被前见所统治的人将不能看见前见光芒所揭示的东西。”[4]因此，可以说，现代科学方自始至终没有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前见的可靠性，进而没有考察构成这种前见的诸要素的可靠性，尤其是在科学近几个世纪的巨大成功面前，这种科学原本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被遮蔽了。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说，科学的概念也是处于发展中的。正如SSK学派的主将巴里．巴恩斯等人在总结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史时曾指出：“那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反对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这些观点把科学视为人类活动的独有形式，认为除了把科学描述为理性的东西的暗示外，对于理解科学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经验。”[5]对此，我们认为索卡尔精心策划的诈文事件反映了科学方的两种心态：其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基本上是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价值，只能造成相对主义的泛滥；其二，科学是非常专业化的学科，尤其是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经验，因而外人无权对它说三到四。对于第一点，索卡尔的论证并不充分，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形成不是一夜间出现的，自从科学作为一种建制出现以来，它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日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的发展也日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恰恰是对当前科学的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描述。至于第二点是一种事实，也是表达科学方狂妄心态的最好理由，问题是现在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很少甚至无力从宏观上反思科学的本质，他们日益陷入一种狭隘的专业偏见中，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景就是这样的。而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没有那么专业化的研究，但至少保持了视野的开放性。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如果严格性是从那种努力方式中——凭借这种努力，知识总是遵守着与存在者之本质要素的关联——获得其本质的，那么精确的思想就决不是最严格的思想。精确的思想仅仅系缚于对存在者的计算。并且唯一地为此而效力。”[6]可以说，正是由于现代科学对精确与专业化的追求，它日益失去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十九世纪末，尼采已经发现现代科学观的发展将造成一种虚无主义的流行，而虚无主义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也是胡塞尔所谓的欧洲科学出现危机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科学观正在唤起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科学观已经不是某个国家内部的观念了，而是一种遍及全球的思潮，这恰恰表明在以“时空压缩”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全球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观念的全球化。但是，不容质疑的是，以索卡尔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科学观的确很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后现代科学观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一些极端的后现代科学观直接导致了普遍的怀疑论倾向的抬头以及相对主义的蔓延等问题，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的。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菲利普.基彻指出的对四种教条主义的无限制夸大，即：“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书写。”[7]这也说明后现代主义科学观，一旦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也就完成了自身意义的否定。这的确是后现代科学观面临的重大原则问题。对此，菲利普.基彻指出：“如果我们走向极端的建构主义，否认理性、证据和真理的概念，那么将存在一个对科学的可怕的反讽…如果我们希望从各种阴险的知识赝品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科学，我们就需要理性、真理和进步的范畴。”[8]我们为后现代科学观辩护旨在使两种文化更好地认识与反省自身，并且避免任何话语的具有垄断地位，倡导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对于两种文化的融合来说，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科学观的争论，对于我们建设具有批判功能的开放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抛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爆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谈，近期关于科学观的讨论至少可以从2000年以后算起，这次论战是围绕科学主义展开的，相关的文献非常多，这里暂列几篇影响较大文献，也为有兴趣的读者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如江晓原教授的《科学本身不可以被研究？》科学时报2003/1/24、吴国盛教授的《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科学时报2003/4/4、田松博士的《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科学时报2003/8/8、肖显静博士的《在中国究竟要不要反对科学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9）、李侠、邢润川的《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危机与局限》学术界2003（2）、何柞庥教授的《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科学时报2004/2/13、龚育之教授的《科学与人文——从分割走向融合》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刘华杰博士的《也说说反对“科学主义”》科技中国2004（12）等，相关的资料非常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浏览下面的网站：http://www.kxwsl.com/ReadNews.asp?NewsID=398以及从http://www.google.com等搜索网站打上关键词，可以搜索到很多这方面的文献，这里不再赘述。
[2]胡军．知识论引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32．
[3]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邢冬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57．
[4]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上册）.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63.
[5]巴里．巴恩斯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M]．邢冬梅、蔡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6]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0.
[7][8]诺里塔.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化曝光[M].蔡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52-58、6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