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知识论的考察，可以发现传统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并不能提供必然的知识，因此，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是有合法性的，它是对传统科学观的修正与调整。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知识论，辩护。

  　Abstract: It can be found, being a belief, the traditional science view can’t give us the certain knowledge, though the investigation in epistemology. So the emergence of post-modernism science view is legitimate, because it can revise and regulate the traditional science view.

      Keywords：science view of post-modernism, epistemology, defense.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学界关于科学观的争论一直处于学界关注的热点，期间以各种形式进行过长短不一的激烈辩论，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以及近期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等，遗憾地是两大阵营分野日渐明显，暂时很难有融合的趋势。[1]笔者认为经过这段时间的观点展现，各方的理论旨趣与诉求都已经明朗化，为了达到双方的沟通的目的，紧迫的任务是梳理传统科学观存在的问题，否则双方的争论就演变成一种没有理论根基的游戏。鉴于这种考量，笔者试图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传统科学观为我们提供确定的知识吗？2廓清后现代科学观的理论旨趣与诉求；3为后现代科学观进行辩护。


一 基于知识论的视角对传统科学观的考察

　　如何看待这两种科学观的利弊得失就成为我们进行选择的一个基本前提。为了给出合理的论证，需要对科学观进行一些简单的界定，只有这样，论证才不至于流于空泛。然而要准确给科学观下一个定义似乎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科学时刻在发展变化，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做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科学观概念是不可能的。因而在这里只能给出一个最低限度的界定，即科学观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认知主体对科学的一种模糊的认识，并以此做为应对生活世界内遭遇的各种经验的一种信念。就我们个人的经验而言，我们通常把拥有一种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那么既然是信念就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抛开这点不谈，信念又是构成我们的知识的重要元素。那么传统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是真的吗？进一步而言，它是否正确地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对此，我们需要加以仔细地梳理。如所周知，科学观的构成是多方面的，如方法论的层面、价值论的层面、功能的层面、审美的层面等等，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继续追问。比如坚信科学方法万能的科学观，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很显然，这是归纳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从有限的个案中应用科学方法都获得了成功，然后通过归纳得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即科学方法万能。但是这个论证是存在问题的，换言之，从单称判断到全称判断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因而归纳得出的结果就不能必然为真，这就是早为人们熟知的“休谟问题”，其他层面的科学观仔细推敲起来与此类似。由此可知现代的科学观并不一定为真，最多只能称为高概率的为真，这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最后得出的结果。既然不能完全证实，但是可以一次性的证伪，这就是哲学家波普尔给我们提供的一条有创见的道路，在下面的论证中，笔者将采纳这种合理的观点。那么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现代的科学观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吗？按照葛梯尔（A.Gettier）的观点：“传统的知识定义有三种。”[2]分别为1．S知道P：如果（1）P是真的；（2）S相信P；（3）S相信P得到证实。2．S知道P，如果：（1）S接受P；（2）S有充分的证据接受P；（3）P是真的。3．S知道P，如果：（1）P是真的；（2）S确信P是真的；（3）S有权利相信P是真的。关于知识的第一种表述是柏拉图的，出现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的201以及《迈农篇》的98中；第二种定义取自齐硕姆(R.M.Chisholm)的《察见：哲学研究》（1957）中；第三种定义是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J.Ayer)在《知识问题》（1956）中提出的。从知识的这三种定义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后两种方案都是在柏拉图的基础上的改进方案，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回到柏拉图的方案对照我们的传统科学观就可以知道，在前提条件处，即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P是真的，这一点，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即便在传统的知识定义中，现代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知识。然而，现代知识论的研究已经揭示，传统的知识定义是不完善的，这就是葛梯尔在1963年提出的著名反例的意义所在（陈嘉明，２００３）。他的主要结论是即便是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按照这个观点，现代科学观更无法保证它的信念能够成为必然的知识。如果我们对传统科学观做一个考古学分析，不难发现，这种科学观滥觞于近代科学兴起之初的十六世纪，成型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经过十九世纪的科学世纪的辉煌成就，这种科学观已经成为我们深信不疑的信念，问题是这种科学观并没有经历过严肃的反思与怀疑的检验，以至于它已经成为我们看问题的一种前见。由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勾连，众多由科技引发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由此，传统科学观被遮蔽的层面开始得到反思与怀疑，这也引发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鉴于此，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正是人类看到了传统科学观存在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修正策略。


二 后现代科学观的主要理论旨趣与指涉

　　既然现代科学观存在着上述的问题，那么后现代科学观又提出了怎样的解决策略呢？在笔者看来，后现代科学观的理论知趣主要建基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解构传统科学观的主要理论基础，如客观性、价值中立、进步等，提倡一种建构的、价值负载、小目标的后现代科学观；其次，推进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倡导文化的多元性。上面提到的后现代科学观的理论旨趣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科学观发展的两个阶段，换言之，后现代科学观采取了先消解后建设的步骤。这个阶段的时间序列大致是，消解阶段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60-90年代初，建设阶段主要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发展过程符合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演化轨迹。
　　关于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科学观的理论基础的批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后现代哲学家主要批判了作为现代科学观基础的理性观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工作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是很好的代表；其二，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科学的客观性的批判上，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学者们完成的，他们通过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到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以及实验室，进而提出了“制造知识”的社会建构主张，关于上述两方面的主张，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比较详细和全面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笔者关心的第三点，即后现代科学观对传统科学观的进步理念的消解，而这一点恰恰是后现代科学观进行建设性重建的逻辑起点。按照传统科学观的看法，科学的发展必定带来人类社会的无限进步，这种观念的由来可谓历史悠久，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就是一个杰出代表，他的《人类进步史纲要》就是这个理念的很好的表达，它指涉了科学在快速上升时期人们没有经过反思的乐观情绪。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关于进步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也许更为深刻的是，此时，整个资本主义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型，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按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科技的使命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已经从最初的解放使命蜕化为追求效率与权力的手段。科技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指标，也是主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种无声的标准，在这个转变中渗透了知识/权力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宰制，出现了福柯所谓的“人之死”的可怕景象，进步观念的异化导致人类社会出现大面积的失范现象。环顾当下的中国现实，不难发现在效率与公平之争的背后，隐藏的理论旨趣就是传统科学观的致命的自负。在这种进步观的导引下，我们只注重工具理性，而有意忽视了价值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利奥塔尔指出，现代科学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因为科学所承诺的宏大叙事已经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大凡进入到科学行列的学科，都在经历着由“显学”到“官学”，再由“官学”到“霸权”的演化谱系，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是传统科学观发展的必然。抛开传统的自然科学学科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如科学化程度还不是很高的经济学，极力标榜脱离人文学科的程度，在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中日益彰显出其科学化的霸权，现实已经揭示这种科学观的可怕后果（国内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改革开出的诊断处方，完全置科学应有的客观公正与做人的良知于不顾，导致社会公正的缺失，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整个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造成今日中国社会时刻有出现失范的风险。这样一个以科学名义编织的城堡，仅郎咸平一人就几乎把这个神话城堡一夜之间推倒，可见人们对传统科学观的一种真实心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动。那么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实践层面上又指涉了哪些诉求呢？换言之，以“科学大战”为标志的后现代科学观到底为何而战呢？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首先，“科学大战”争论的双方，是为一种信念而战，而非科学之间的战争，正如清华大学刘兵教授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一个隐喻的说法而已。从挑起这次论争的索卡尔到反对方的辩护，皆是为了捍卫一种关于科学的信念。没有人反对科学，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这场争论还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关键是第二个层面的争论指涉了诸多不同的理论旨趣与诉求，因而才使得这场争论迅速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遗憾的是并没有人对这些诉求进行分类，导致不同诉求之间的争论热闹非凡，而结果并没有达到双方的沟通与理解的目的。
　　在笔者看来，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无论支持科学的信念还是消解科学的信念（如SSK学派的工作）都是没有经过严格的确证，因而都无法成为一种可靠的知识。纵然支持科学的一方成功了很多次，但是无法保证永远成功，这是一个归纳逻辑问题。后现代科学观则采取了反证法，既然我们不能穷尽传统科学观的所有成功案例，那么，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传统科学观的信念。由此导致了双方无休止的争论，其实双方的论证都有合理的成分，这也是当前人们呼吁两种文化进行融合的理论基础所在。关于第二个层面的争论显得更是复杂，大致分析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理由：1学理层面的争论。即科学可不可以成为人文学者研究的对象问题，这方面国内当以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为代表，近来兴起的科学元勘以及人气很旺的SSK学派，就是基于这种学理层面的争论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借用巴恩斯的话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恰恰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通过这种研究揭示出科学就是人类诸多理性活动中的一种，它并没有像我们习惯中认为的那么神秘，这样就为人文社会科学争得了与科学平等的地位；2合法性层面的争论。这是大多数人文学者赞同后现代科学观的深层理由，在科技为主导的社会，科技准则成为人们衡量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而按照这种标准，许多人文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一些人文学科被迫以向科学看齐来获得承认，结果导致人文学科的解释功能全面退化，更为严重的是人文学者处境日益艰难。鉴于这种现实，许多人文学者以坚持后现代科学观来为自己学科的存在争取合法性，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3这场科学大战也是双方之间利益与权力博弈的体现。从世俗化的角度说，在经济社会中“经济人”的假设是解释人类活动的最好模型，因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能行为，但是，由于科技所潜藏的巨大工具价值，致使支持科学方的人士，在整个社会的科技资源分配中具有了绝对的垄断权，而后现代科学观的支持者，面对这种博弈结局十分不满，则极力要打破这种资源垄断的局面，为自己的生存争取资源，因而反对传统科学观的霸权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也是自身处于被动环境下的一种必然的反应。这三种内涵的排列顺序，反映了论战双方的由表及里的控辩演进路径与策略，最终目的还是要体现在对人类自身的自由与解放的关注以及资源的分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