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 统一性 情境化 非统一性
长久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知识的统一，为人类的知识寻找体系化的途径。在他们看来，知识的离散状态以及诸学科之间的孤立和封闭是不可容忍的，甚至是有害的。为此，这些人试图从方法论、知识论和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来为科学的统一性辩护。但是，这样的辩护在当代受到了许多人的挑战，因为科学的实际发展历程表明科学是异质性的、非统一性的、地方性的。不仅不同的学科之间无法统一，甚至同一个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是不连续的。然而，非统一性概念并不意味着不可通约性，也不意味着知识之间的交流以及跨学科是不可能的。真实的情况是科学虽然无法形成一个连续的、具有还原论色彩的整体，但是具有不同学科和知识背景的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依然是可能的。
一
首先明确提出科学的统一性纲领的无疑是维也纳学派。在卡尔纳普等人看来，我们无法放任知识门类之间的无序和混乱，这样的状态只能表明科学是不成熟的，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不同的知识和学科之间应该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和严谨的结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是必要的，但是某种程度的还原主义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实现统一性的途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有三种途径：方法论、知识论和本体论。许多人认为，获得知识的方法可以为统一性提供保证，只要采取科学的方法，那么不同的知识之间就有可能相互通约，但问题是存在这样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吗？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方法，波普尔的猜想-反驳方法无疑影响巨大，但是这些方案因为各种理由而被抛弃了。人们之所以抛弃这些方法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缺陷，而是因为它们太过理想化，与科学史不符。如果深入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去，就像科学史家所做的那样，那么存在的仅仅是与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以及背景假设相关的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哲学家所梦想的那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总之，“方法论策略和方法论标准因学科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明显处于演进之中，并且对应于活动的经验条件（主题域）以及研究者的兴趣”。[1]
还有人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来为科学的统一性辩护，即从科学的内容着眼，这种策略在维也纳学派那里最明显。科学的统一首先要求语言的统一，能够担此重任的当数物理语言。物理语言一方面是主体间有效的，对于任何使用者来说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普适的，适用于所有对象，这就是所谓的“物理主义”。[2]更极端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被还原成物理学，因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粒子的性质和规律，所有其他类型的知识最终都可以从物理知识中推导出来。这里的逻辑错误在于试图用本体论的还原论来支持知识论的还原论。人是由基本例子组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且不说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可以被还原成物理学。用分子、原子的运动规律可以解释自杀等社会行为吗？也就是说，物理知识对于解释社会行为来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寻求科学的统一性明显步履维艰，甚至会得出荒谬的结果。
第三种策略是从本体论出发，它与知识论策略是相互联系的。前文已经讲到，即使这个世界遵循还原主义模式，这也不必然意味着科学是统一的。我们把握了基本粒子的性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解释动物的行为习性和模式。甚至在杜普里（John Dupré）看来，这个世界并不遵循还原论模式，从本体论上说是无序的（disorder），混杂的。比如，一个人可能同时是一个由基本粒子组成的肉体，一个具有如此这般的生物学结构的哺乳动物，一位教师……。在杜普里看来，我们不能认为教师的文化身份可以还原成生物学范畴，而生物学范畴可以还原成粒子物理学，教师、粒子和遗传基因是同等实在的，这就是所谓的“混杂实在论”（promiscuous realism）。这样的实在论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任何系统化的、普遍性的潜在真理的假设，我们不仅应该抛弃当代的唯物主义或者物理主义的特定形式，而且任何给出统一化的科学描述的企图都变得可疑了”。[3]
二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从方法论、知识论还是本体论的角度为科学的统一性进行辩护都是成问题的。但是，可能会有人提出，这些策略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其他策略是不可能的，当前科学的非统一性状态也许仅仅意味着科学是不成熟的。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从原则上反驳科学统一性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也许这涉及到对科学的理解。
我们知道，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现改变了科学的形象。在库恩看来，以往的科学哲学试图从理想性的角度为科学知识的有效性辩护，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是如此。它们把科学看作是一组抽象的命题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论教条。库恩认为，我们必须历史地、动态地去考察科学，所以他说，“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 [4]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弥合“发现”与“辩护”的鸿沟，具体地、历史地描述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把科学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来加以考察。库恩之后的科学论学者秉承了这条思路，比如从社会学、人类学、科学史等角度来考察科学家实际上是如何活动的，实际参与科学的有哪些要素，事实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对高能物理学的人类学研究，拉图尔、沃尔伽和塞蒂娜的实验室研究，卡龙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等不一而足。这类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科学是情境依赖和文化依赖的，不仅它的构成是异质性的，而且理论、概念、假设、实验程序乃至知识产品都受制于社会文化条件，离开具体的情境抽象地去研究科学及其逻辑和概念结构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如果从情境化和地方化的科学观来审视统一性论题的话，那么必然的结论是统一性的科学论题是不可能的。情境化意味着无论是科学方法、理论、实验、概念和程序等等都必然要在具体的情境中获得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词的意义在于用法，随着情境的改变，理论、方法、实验仪器、概念等等都在发生着变化。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每一门具体的科学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改变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经典力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无法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体系还原到经典力学的框架中，后者也无法完全在相对论的框架中得到同化，所以库恩甚至试图用“科学革命”来进行解释。从文化的角度说，即使是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科学实践也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特拉维克对美国和日本的高能物理学群体的人类学研究中认为，美国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在教学、小组与实验室组织、领导风格、传统以及历史观等方面存在文化差异。比如，日本的工作小组遵循“家庭模式”，每个成员都有责任保持家庭及其资源的原貌，成员的地位取决于年龄而不是竞争。而美国的研究小组更像一个运动队，小组领导更像一个教练，球队只有在“比赛”中积累更好的成绩才能生存下去。[5]从横向的角度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在研究方法、实验程序、组织方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使物理学本身也是由不同的子文化构成的，比如理论文化、实验文化等等。总之，“科学研究实践及其产品和规范具有历史的可变性”，“它们在不同的学科之间，甚至在同一个学科之内也有很大的不同”。[6]那种试图从统一性、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角度来解释科学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上述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差异仅仅是外在的差异，似乎在知识论上并不构成对统一性的反驳。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当代科学论的理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外在”与“内在”的区分是传统哲学的偏见，是对科学的扭曲。对知识的考察离不开对知识生产条件的考察，反过来说，知识生产条件的差异势必会造成知识本身的差异。科学知识与科学实践的地方性和情境性意味着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的统一科学运动必然会失败。
三
在批判了科学的统一性论题之后，在接受了科学的情境性和地方性之后，我们只能认为，科学是非统一性的、不连续的、异质性的、甚至是断裂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难题是，处于不同情境中的学科或子学科之间是如何相互交流的呢？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不可通约性”曾经为科学制造了合理性危机，而当代的科学论在“科学大战”中也被指责为是一种可怕的相对主义，一种改头换面的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显然，如果处于不同的文化、社会和范式的科学家来说，交流是不可能的，那么极端相对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科学的非统一性并不意味着诸学科之间以及不同的研究群体之间无法交流，他们的语言相互无法理解，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为避免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盖里森（Peter Galison）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提出，交易区（trading zone）这个概念可以避免科学的非统一性所可能导致的不可通约性。在盖里森看来，20世纪的物理学是由许多子传统所构成的，在这些传统中，工作方式、证明模式和本体论承诺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物理学家共同体本身也不是同质的。但是物理学的非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各个子文化是没有联系的碎片，这些传统可以在非同质化的前提下相互协调，相互交流。[7]对此，我们可以用案例研究来给出具体的说明。
在20世纪，物理学中存在理论、实验和仪器等不同的子文化。这些文化彼此不同，但是相互之间可以相互“交易”，虽然它们在许多方面差异很大，但是依然能够共享某些活动。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雷达实验室在麻省理工成立了。参与这个实验室的人不仅有理论物理学家，而且还有实验人员和工程师，其中施温格（Schwinger，美国物理学家, 曾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施温格的研究小组的任务是为微波网提供一个实用的、总体的描述。为此，他在同事的协助下试图从麦克斯维方程开始，为工程师提供计算的规则。但是，为此目的，施温格不得不放弃物理学家们抽象的电磁理论，不得不为电学工程提供一个实用的类比性的微波概念，即模仿电子元件的相关性质的“等效电路”（equivalent circuit）。在电学工程师们那里，等效电路是一项古老的技术，它对某些系统（比如扩音器）的处理不是从其真正的电学、力学或电力学性质着手的，而是把它们当作是一个由单纯的电子元件组成的电路。这样，扩音器产生声音的复杂的物理学过程变成了一个黑箱，在计算中被等效电子元件替代了。采用等效电路满足了采用常规的工程学方式进行场计算（field calculation）的需要，这样工程师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中得到实用的信息。理论物理学家们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专业术语简化了，这样就可以把场论语言和工程师们的等效电路语言很好地联系起来。[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