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实验的任务并不是记录和观察从而为理论提供检验，实验室也不是普遍理论的例证化。相反，实验是在实验室中建构微观世界的活动。科学家通过构建简化的人工“世界”来避免无序的复杂事物，因为这些事物阻碍了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使研究对象无法显现。实验室研究人员通过隔离、介入、操作和追踪等多种方式来对微观世界的对象进行研究。脱离了人为建构的实验室，科学家根本无法获得这些对象，无法获得关于这些事物的科学知识。用哈金的话说，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建构现象”。[8]因此，科学是一项物质性地介入和改造世界的事业。
可见，能知是一种地方性的、情景性的和介入性地获得知识的能力。我们并不像笛卡尔那样坐在办公室里沉思冥想，以期获得某种普遍的规律和真理。为了获得知识，我们必须走向实验室，寻找资金、合作伙伴和各种设备，训练科技人员，并掌握各种技能。因此，知识总是伴随着获得知识的条件和能力。
四
如果接受能知概念和地方性的、介入性的知识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权力”的挑战呢？让我们首先从“知识就是力量”开始。
如前所述，知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观念力量和物质力量是不可否认的。传统的知识论试图通过应用的概念和假设-演绎模型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做法并不成功。因为它没有看到，知识本身就包含着力量的概念。首先，知识的获得需要某些物质性的前提条件。比如，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出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研究对象，并对微观世界进行封闭和分割，对研究对象进行监视、追踪、记录、建构和操作。这个过程是一个“建构现象”的过程，是保持研究对象的规则性的过程。没有它们，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下手，更不用说获得知识了。其次，我们还需要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进行规范，如果你不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研究，不遵守特定的操作程序，那么就不可能完成实验任务。最后，知识的拓展必须同时伴随着获得知识的情景条件的拓展。[9]以普通的电脑为例，如果你的房子没有电源，如果你的操作不当，如果你不保持一定的温度，如果你不掌握一定的技能，那么电脑就会变成废物。因此，知识的拓展同时要求对外在世界和人的重构和规范。可见，知识本身就包含着力量，我们无法把力量看作是知识的应用所带来的效果，相反，力量是知识之获得和有效性的前提。因此，在能知的知识观面前，“知识就是力量”根本就不是问题。
那么，“知识就是权力”又如何呢？首先，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的起源和拓展都要求对人进行训练和规范，这与福柯所说的规训没有什么不同。其次，知识的物质效果也间接影响着、规定着人的身份和自我理解。我们的行为是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生的，这种情景决定了怎样的行为是可能的。同样，我们所在的情景也规定了我们的自我理解。情景的改变不仅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之可能性，而且会改变我们自身。知识在当代社会中不仅引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如进化论和DNA），而且也在物质上塑造着世界，并由此不断地重塑着人类活动的场景，因此它间接地规定着人是什么。这样，“知识就是权力”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接受介入性的、物质性的知识观，那么力量和权力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无需求助于“应用”来解释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也不会使它变成一项奇迹。而且，我们同时可以避免一些人对科学技术所持的盲目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一方面，科学技术确实积极地推动了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彻底的悲观主义不能成立；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并非是什么完全中立的力量，它在不断地构造人本身和行动的可能性，这无疑又为盲目的乐观主义泼了一盆冷水。
五
虽然实践性的知识观能够容纳“力量”和“权力”概念，但这是否会导致非理性和相对主义？这是我们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
近代以来知识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证知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为知识寻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和纯粹性呢？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我思”，胡塞尔进行“先验还原”得出的“先验自我”以及哈贝马斯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等等都试图一劳永逸地为知识奠定基础。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当代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无论是以利奥塔和罗蒂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传统，还是库恩之后的科学论，都纷纷走向了情景化和地方化，普遍主义的、规范性的知识论立场被抛弃了。
上文提到，情景化的知识要求我们融合“发现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其结果就是我们无法把知识与权力截然区分开来，所以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这个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非理性的怀抱。库恩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如果你想获得科学知识，那么你就必须接受既定的科学“范式”，当前的科学方法、步骤和程序是你必须接受的东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福柯也以同样的语调说，学科同时也是一个规训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接受规训是获得知识的前提。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当我遵守规则时，我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10]情景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把它作为前提接受下来，这个过程明显涉及到强制性和权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这样看来，我们无法像笛卡尔那样先怀疑一切，然后再寻找知识的“阿基米德”点，因为“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11]毋宁说相反的做法才是切实可行的，即我们必须事先接受大多数事物，然后才能怀疑。也许维特根斯坦说得对，我们都在盲目地遵守游戏规则，科学研究这个语言游戏也是如此。在游戏规则和“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是否合理的问题，问游戏规则或“生活形式”本身是否合理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知识与权力的交织必然导致非理性。
那么，这样的知识观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呢？库恩和维特根斯坦通常被看作是相对主义者，应该说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范式的转换以及“生活形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世界图景的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行为方式以及语言的意义都会发生转变。但是范式和生活形式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因为我们的自我理解和思维方式都以既有的生活形式为前提。所以，相对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怎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因为范式和生活形式是公共的，而不是主观任意的。
参 考 文 献
[1]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绪论.
[2]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29-30.
[3] Arthur Fine. The Natural Ontological Attitude[A]. Jarrett Leplin(eds.) Scientific Realism[C].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85.
[4] Joseph Rouse.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5] Andrew Pickering. 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A]. Andrew Pickering(eds).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
[6] [7] [9] 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 2; 80-95; 220-235.
[8]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0-232.
[10]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219.
[11] 维特根斯坦. 论确实性[M].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