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充分强调范式作为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的重要意义，充分强调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对科学认识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史的实际。但是，由于库恩是在自由主义的意义上谈论科学进步和科学创造，就大大削弱了科学的客观真理性。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进步和科学创造并非象库恩总结的那样简单。在科学发展中，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他们同时并存于科学发展的始终。科学创造的动力也不是库恩的释疑活动，而是各种不同观点的相互作用。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进步图景是由两个原理描绘的：韧性原理和增生原理。韧性原理要求科学家坚持某种很有希望的理论，不能因为该理论与经验不符就轻易放弃它，要保护它，给它以喘息的机会，以便对其本身加以调整，使其在新的基础上与经验相符。韧性原理直接针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如果一个理论一遇反例就被证伪，那么再好的理论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中而无法得到发展。
韧性原理保证科学家坚持和发展一个有前途的理论，但并不反对科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所以，费耶阿本德又提出增生原理作为补充。增生原理要求科学家在遇到理论与经验不一致时对理论进行调整，从而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理论，形成理论竞争的繁荣局面，推动科学无止境地发展。增生原理鼓励大胆创新，自由思维，改变认识方法，可以帮助认清和消除旧理论的偏差，推动科学不断进步。同时，增生原理也提醒科学家保护理论和学派的多样性，反对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鼓励学术竞争。
与库恩强调释疑活动不同，费耶阿本德的创造模式强调韧性和增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韧性和增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体现了科学创造的连续性，又能增加科学创造中的突破性倾向。理论增生不是后于革命，而是先于革命，它能扩大反常，推动革命。在科学创造中，释疑活动不能代替理论增生，它只是理论增生的补充。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创造模式可以看作对库恩模式的补充，也具有一定的辨证色彩，但费耶阿本德对这一模式的解释逐渐走向彻底的自由主义，其口号是“怎么都行”。韧性和增生本来是理性的方法，但费耶阿本德却特别看重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如“随心所欲的批评”、“吸收荒谬的知识”等。他把科学看作“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彻底消除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主张把理性主义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把非理性的宗教、社会、和心理的东西引进科学中。这样，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的慎重的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变成放肆的自由主义。
3 实际科学：协调就好
科学中的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科学哲学思想的两个极端，其内在矛盾的充分展开导致许多科学哲学家重新考虑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以拉卡托斯和劳丹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哲学家力图消除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在专制和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拉卡托斯希望改造波普纲领，提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使之既避免证伪主义与科学史的脱节而导致专制主义，又避免极端的历史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但是，一方面拉卡托斯过于依赖逻辑和经验，并没有彻底摆脱专制主义，而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纲领可以在退化和进化之间来回变动，为自由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劳丹提出解题模式和网状模式，不仅两个模式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两个模式各自都比较封闭和狭隘。但是，劳丹似乎在专制与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点，劳丹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反对科学中的自由主义，坚持了科学的规范性，批判了正统的理性主义者试图寻求绝对化逻辑标准的专制主义。另外，劳丹力求把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当作一门经验科学来研究，强调科学的合理性模式要接受历史记录和科学实践的检验，这表明了劳丹理论的一定的客观性。对劳丹模式的精致化改进，有可能使我们更加接近这样的目标：坚持科学中的规范而避免专制主义，承认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而消除自由主义。
无论是逻辑主义者、历史主义者，还是解题主义者，都承认“渴望之物”（desiderata，亨普尔语；库恩称之为“好的理由”）在理论比较中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渴望之物显然具有超越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它能在规范与描述的最好结合中体现科学创新的机制。对渴望之物的深入研究可能导致我们对方法论和科学史看法的根本转变，从而对科学创新和科学评价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渴望之物?是否因为渴望之物难以定义就要永远满足于一种通常意义的模糊的理解?能否在一种统一的意义上定义渴望之物?幸运的是，在劳丹关于科学进步的解题合理性模式中潜藏着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巨大契机。
作为一种探索，协调合理性的研究旨在 “拯救渴望之物”。在协调合理性模式中，渴望之物就是协调力的单一模型或创新与评估标准，我称之为“解题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经验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多样性、明晰性、统一性和精确性等，概念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明晰性、统一性、贯通性和深刻性等，背景协调中的实验、技术、思维、心理、行为等。全面刻画这样的渴望之物十分困难。但是，给每一个渴望之物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是必要的，因为规范地描述科学史需要具体的，客观的，形式化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机制。
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经验协调力”。经验协调力不仅关注理论是否解决了经验问题，解决的经验问题的数量和权值，还关注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方式和力度。经验协调力反映了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理论解决概念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概念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关注理论内部的概念、观点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关注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更广泛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这些关系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是以“概念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劳丹对经验和概念两方面的考察，是对理论的一种静态考察。在这里，理论被看成一个独立的既成结果，因此，即使我们谈理论创新，也只是局限在理论相互间的关系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我们看不到理论如何参与一种实际的运动，并在这种运动中体现其价值。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停留在这个圈子里，自得其乐，以致于把科学实验仅仅看作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看作一种可操作的运动，看作实验仪器的一种相互作用，习惯于把技术看成技术理论，而不是客体的功能释放，如此等等。这种科学哲学不关心理论到底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因而既不知道理论的源头活水，也看不到理论的终极价值。劳丹科学哲学思想的一大缺点就是没有突破这种封闭性。要突破这种封闭性，理论所牵涉的看来不仅仅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还应该有一个“背景”问题，有一个背景冲突与背景协调的问题。理论的“背景协调力”，即理论解决背景问题的效力，在理论评估上具有理论的经验协调力和概念协调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忽视了这种作用，科学合理性问题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合理性探索是对科学的某个总体目标的追求，也是对科学的某些局部的不变目标的追求。科学的总体目标是消解冲突，追求协调。科学的整体目标是一些科学个体目标之和，例如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科学的个体目标是科学目标的最小单元，例如经验简洁性，概念统一性，背景实用性等等。科学的目标与科学的标准是合二而一的，科学的创新标准与评估标准也是一致的。
科学的任一个体目标都可能存在一种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形式化不是逻辑的“小形式”，而是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内在轨迹的“大形式”。它将表明，科学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非形式的。科学的这种大形式体现了规范和描述的最好的统一。此外，我们不能在科学的任何单一目标之间确定较为重要的目标，确定一种处于优越地位的目标，应当赋予所有单一目标平等的地位。这是因为，所有单一目标都构成科学进步链条的一个环节，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环节，就无法对科学进步作连贯的描述，也无法尽量全面预知科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科学在本质上是协调性的，它拒绝专制主义，但不放弃科学中的规范；它拒绝自由主义，却承认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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