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季诺也主要针对几个高端层次，详细谈及价值在其中的涉入。他说，探究的对象从来也不正好是自然或自然的某一分立部分，而是处于某种描述之下的自然，例如作为目的论系统的自然，或所谓机械论系统的自然，或作为复杂的相互作用系统的自然。某些描述使某些问题类型是有意义的或恰当的，而在另一总括特征的与境中则不会如此。因为探究对象的特征不依赖于自然告诉我们什么，而依赖于我们希望就自然了解什么，以致描述将把探究与它所满足的需要和兴趣联系起来。以特定方式概括自然特征的机械论哲学使某些问题类型是恰当的，而另一些则是不恰当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也作为介于资料和说明性的假设（hypotheses）之间的假定（assumption）的源泉起作用。探究对象概念除了是这样的假定的源泉外，也是限制甚至是考虑的候选者假设的范围的稳定因素，而且它规定了假设的特征，决定了推理的特征。知识的对象的观念能够有助于表明，如何把与境价值转化为构成价值。在任何历史时期，人们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研究传统——使自然或自然的一部分概念化的方式。这些概念化即所研究的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关系的特征，就是所说的研究对象的构成。这种构成是就这些对象找到的知识之类型的功能，从而像发现一样多地是决定、选择和价值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承认，这些选择本身即便有过也并非经常被察觉到，从而可以完好地被描述为人的需要对自然界的无意识的投射。正是共同体对目标的一个集合支配的价值和假定的坚持，才提供了防止个人癖性价值的影响的某种尺度。自相矛盾的是，共同体的这样的坚持也是日常科学实践免受与境的侵袭，尤其是免受把社会经济需要直接译码为科学假设。于是，在探究对象观念中寻求和描述的知识的类型作为决定构成价值的目标起作用。它通过提供假定稳定探究，这些假定专注于某些观察和实验类型，借助这些假定那些资料被看作是给定假设的证据。它也对可容许的假设提供限制。但是，寻找特定的知识类型的决定，例如寻找最贴近的原因而不是寻求机能或意图，或者反过来，都反映了与境价值，而不是构成价值或认识论价值。因此，科学并非仅仅寻求真理，而且也寻求特定的真理种类。
在另一端，科学事实之所以可能含有价值，除了事实需要由人根据现有的科学状况鉴别、选择、取舍外，还因为科学事实是渗透理论的事实，而且它们不是孤立的，只有在理论体系中才能获得意义。这样一来，理论高层次中包含的价值自然而然地就被传递到科学事实。利普斯科姆比谈到前一个理由时说，即使信息形式的知识也包含价值，就更不用说明显含有主观性因素的理解的知识了。信息形式的知识并非毫无限制地是好事，在积累信息时存在筛选重要信息和琐细信息的问题，而且还得经常抑制和删除不相干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必须作价值判断，训练有素者往往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全面地考虑，最纯粹的、最抽象的和显然“无用的”科学，也不可避免地是价值相关的和价值负荷的。 格姆针对科学陈述（似乎包含事实陈述和定律陈述二者）的议论，主要涉及到后一个理由。他认为，一些科学陈述包含价值。其一，某些科学陈述涉及到健康、安全有害和风险概念，这类陈述仅在参照一般性的价值背景时才有意义。其二，某些陈述是关于其他陈述的可接受性的，他们涉及有力的证据、充分确立以及足够高的概率等概念，此类陈述也依赖类似的价值背景。其三，科学共同体普遍公认的陈述与上述二者有关，它们或在内容中包括价值，或对背景价值做出承诺。
至于科学定律，若其内含价值，也多半是通过科学推理从科学原理中传递下来的，或通过归纳和概括从科学事实中渗入的，例如通过科学原理中的或科学事实描述中的基本概念。隆季诺指出，价值集中在资料和假设之间的推理即作为证据的推理上。他说：
把推理看作是实践提醒我们，它不是脱离现实的计算，而是在特定的与境中发生的，相对于特定的目的评价的。作为证据的推理总是与境相关的，资料只有借助背景假定对于假设来说才是证据，而背景假定则断定资料是事物或事件的种类和被该假设描述的事情的过程或状态之间的关联。背景假定也能导致我们突出现象的某些方面超过其他方面，从而决定现象被描述的方式和现象提供的资料的类型。背景假定是与境价值和意识形态藉以被结合到科学探究中去的手段。虽然并非所有这样的假定把社会价值译码，但是它们对于作为证据的推理的必然性意味着，方法论的基本组分——逻辑和观察——为把价值从恰当的探究中排除出去并不是充分的。无论如何，背景的作用具有新的问题。科学探究的特征并未被众多个人的主观偏爱的表达来概括。如果科学探究是提供知识，而不是随意地收集见解，那就必须有某种方式减少主观偏爱的影响，控制背景假定的作用。
由此可见，科学知识体系的五个层次都有可能包含价值成分，尤其是在其高端层次。格雷厄姆从五个方面综合性地论述了科学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理论中的价值。（1）基于科学之内的价值术语的联系。在科学一些领域的核心概念中，存在着可能与价值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一起的术语。例如，在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中，像“正常”、“反常”、“变态”都负载价值的涵义，生物学中的“适应”也是这样。尽管许多科学家尽力消除科学术语的价值涵义，比如把“正常”理解为统计术语，把“正常行为”解释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频繁地显示或实践的行为。这一进路的极端形式又导致人类学相对主义——对一个社会是正常的东西（同性恋、多妻制）对另一个社会则是不正常的——因而不能令人满意。（2）基于被说成对价值有影响的科学理论或假设的联系。这个范畴比我们刚刚考虑的更为通常、更有意义，它由个人给予在科学中发现的理论或假设的价值属性构成，尽管在这里价值的来源在理论本身中不像在诠释它的人的头脑中那么多。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学的最适者生存理论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类比，为某些政治和经济秩序辩护；神学家求助于天文学的宇宙膨胀假设为神创说辩护。（3）基于科学的经验发现与价值的联系。科学的经验资料对价值具有有意义的影响，因为它们能够支持或反驳对现存的社会价值有影响的科学假设。伽利略用资料证据支持哥白尼，使日心说不再是可供选择的假设，而是物理事实，从而冲击了与之矛盾的宗教宇宙观。因此，科学提供的经验资料具有引起价值冲突的潜力，这些冲突的起源并非必然地在于资料中，而通常在资料和已经为社会拥有的价值的关系中。（4）基于科学方法和来源的联系。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作为严格性和明晰性的模型能够有助于伦理学，而且科学家的目标和人类追求的社会公正、和谐的目标有类似性。在科学中，对和谐、完美、求真和雅致的承诺也与价值的某些类型相关。这些联系涉及科学创造性的来源和方法，而不是包括在科学理论或陈述的信息中。（5）基于技术能力的联系。物理科学中的理论远离价值的考虑。 在生物科学中，虽然科学和价值存在直接的联系，但是联系是狭窄的。然而，由科学衍生的技术却以大规模的、众多的方式影响人的价值。谈到科学对伦理的影响时，大多数人其实意指技术而非科学。“科学正在改变我们的价值”的说法，其实更准确地讲，应该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价值”。
隆季诺则详尽地分析了与境价值、利益和价值负荷如何能够以影响探究结果的方式强制科学实践，而且是在不违背科学的构成法则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他说，科学中的推理的真正特征使它易受与境的影响。可是，这并不表明，与境价值总是或必然地隐含在科学推理中，甚或它们必须隐含在相同的实验或观察资料的相冲突的诠释中。背景假定可以在分析的和形而上学的根据之上，以及非故意地或者在规范考虑的基础上成立或被捍卫。一旦承认任何种类的与境考虑与科学的论据有关，那就无论如何不再能够把价值和利益作为不相关的东西或坏科学的标记先验地排除。与境价值影响科学实践的方式的类型有三种：一是社会和文化与境的广泛价值对于探究通道的影响；二是对关于科学知识的技术发展的含义做出明确的政策决定；三是包括道德价值和进行研究的特殊方式之间的潜在冲突，尤其是带有人的受试验者的研究和危害公众的研究。这三种类型尽管不同，但是都可以按照“外在性”模型加以分析。也就是说，科学与社会和文化与境价值的接触点可以决定研究的方向或它的应用，但是在如此决定的边界内，科学探究本身则是按照它自己的准则进行的。与社会和文化与境的接触点决定这些准则将被应用的范围。再者，探究准则是科学的建制价值的功能，其本身是科学目标——发展对于自然界的准确理解——的功能。虽然世界的范围或方面的选择是由作为社会和文化与境价值的功能的准则之应用阐明的，但是借助准则的使用和指导达到的结论、答案和说明却不是由准则之应用和指导阐明的，即使那些影响科学的与境价值依然外在于实在事物、外在于科学。当它们不外在于这些东西时，我们便有坏科学的案例。与此相对照，与境价值也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作用于科学。作者通过案例研究表明，相对于给定的研究纲领而言，与境价值至少能够在五个方面塑造出自那个纲领的知识的扩展。（1）实践。与境价值能够影响与科学的认识公正性有关的实践。（2）问题。与境价值能够决定在给定的现象中询问哪些问题，忽略哪些问题。（3）资料。与境价值能够影响资料的描述，即就是负荷价值的术语可以被利用来描述实验的或观察的资料，价值可以影响资料的选择或被研究的现象的类型。（4）特殊假定。与境价值能够在使特殊探究范围内的推理变得容易的背景假定中得以表达或促动这些假定。（5）总括假定。与境价值能够在决定接受整个范围内研究特征的总括的、像框架一样的假定中得以表达，或促动接受这些假定。他进而设法澄清人们对科学与价值的关系、科学中的价值的一些误解以及价值在科学中的积极意义：
科学在文化上不是自主的活动。而且，科学诚实的问题被误解了。观察和理性的理智实践并未以纯化的形式存在。当清除携带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假定时，它们太枯竭了，以致产生不出概括我们确实拥有的理论之特征的美和力量的科学理论。如果我们不是把诚实理解为纯粹（purity），而是理解为整体性（wholeness），那么当科学家在他的科学中起作用时，他的诚实就受到尊重。这种作用不是推翻观察和实验资料，而是指导诠释，提出资料能够在其中被有序化和组织化的模型。较多地承认社会过程（例如批判过程）在知识结构中的作用以及背景假定在主流科学中的作用，可以鼓励个人研究者在他的注释中承担较大的风险。当然，这要求广大共同体承认知识结构的这些方面以及随之而来的放松对个人一致的压力。不用说，这样的过程的一个进一步的结果可能是，观察资料的新分类和这些资料之间的关系得以发展，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得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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