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思想史就是这么奇怪，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论的终结与科学主义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因为传统认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知识何以可能，以及为知识寻找确定的基础的一种努力，而科学主义的兴起，恰恰宣称，它能为人类的知识提供最确定的基础，正如孔德骄傲地断言，人类所有的知识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的阶段，而到了实证的阶段，认识论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但问题恰恰在于，科学主义自一开始就逾越了这种反思，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论就是科学对自己的信任，即坚信，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式，而是必须把认识与科学等同看待。为了事后巩固科学对自身独特价值的信念，而不是为了反思这种信念，以及为了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阐明科学的结构，既使用了经验主义的传统要素，又使用了理性主义传统的要素。”[9]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期科学主义向认识论的转向，应该说是一种稳固自身基础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的尝试主要体现在这样一种认识取向上：“我们能够知道的唯一的存在就是科学已经达到的。”[10]换言之，所有真正的知识必须或者是科学的或至少能够被还原成科学的知识，正是这种企图扩大科学的边界的做法，构成了我们日常常见的学院外部的科学主义的主要理论表达方式。它的潜台词，按巴伯的说法就是：科学方法是达到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路径（Barbour 1990：4），或者如Roger Trigg所言，科学是我们唯一接近实在的手段（Trigg 1993：90）。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主义的这种转向，已经为我们预设了一个认识论的基础，即只有科学才能为我们提供认识实在的最稳固的基础，传统的认识论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问题肇始于1969年奎因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自然化的认识论》，由此，引发了对传统认识论的大规模改造，这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这股改造传统认识论的浪潮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替代命题阶段（the replacement thesis）和转换命题阶段（the transformational thesis）以及无害命题阶段（the harmless thesis）。它最初的主要理论诉求就是用现代的自然科学（主要是心理学、认知科学等）来代替与改造认识论，然而，实践证明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阶段的演进轨迹暗示了科学主义由强到弱的转化。正如阿默德指出的那样：“第三种形式的无害命题与传统认识论完全符合，因为它既不试图替代传统认识论，也不要求通过诉诸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问题来转换传统认识论。”[11]问题是，经过这样改造的认识论还是认识论吗？是否已经成为奎因所说的“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普特南曾撰文嘲讽地说：理性可以自然化吗？看来简单地把哲学自然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另文有详细的分析，不再赘述。科学主义通过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的预设与展现，认识论的反思已经完全被遮蔽了。
三 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的解释策略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论解释策略，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应的实践路径的选择。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想知道，既然科学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上述三种主要的理论解释模式，那么，它在实践中又有怎样的诉求？这就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澄清一个关键的概念，即理论的解释模式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理论的解释模式中已经暗含了这种实践的诉求，那么，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展现就是有根据的和必然的。解释学一般被人们理解为一种说明和解释的理论或艺术，这没有错，只是它缩小了解释学的视野，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表述这一内容的德语词Kunstlehre（一门有关某种技能或技巧的学问）实际上是从希腊文‘技术’（techne）一词翻译而来的。”[12]而技术是直接关涉实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解释学也是一种实践哲学。对此，伽达默尔更明确地指出：解释学不仅是一门有关一种技术的学问，它更是实践哲学的近邻。因此，它本身也分有着那种构成实践哲学的本质内容。可以说，科学主义在理论上的解释策略与在实践上的具体路径选择直接相关。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即科学主义在实践上的具体诉求与路径选择问题。
相对于科学主义在理论层面的三种解释策略，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上选择的路径就更为隐蔽，大体上说来与“科学方法论万能”的解释策略相对应的在实践中的诉求就是践行全面的计划。这一点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被哈耶克所揭示，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哈耶克看来，推崇科学主义在理论上容易造成人类对理性的盲目崇拜，最后导致“致命的自负”；在实践上倡导科学主义必定导致对全面计划的渴望，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全面计划是不可能的，因而最终将导致集权与专制社会的出现，最终引导人类踏上“通往奴役之路”的悲惨结局。虽然，哈耶克的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哈耶克的确看到了推行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难，这对于我们深刻反思科学主义是有助益的。那么，相对于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转向，它在实践层面的解释策略又是什么呢？联系到我们的时代，我们会清晰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充分技术化了时代，而促成技术化时代来临的诸多因素中，就有科学主义价值论转向的深刻影响。基于这种考量，我认为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上就转化为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解释策略。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概念有很多，这里暂不多加考虑，我们关注的是这种解释策略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真实影响与后果。其实，从学理上说，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一方面，决定论强调一种必然性，但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既有必然性的一面，又有偶然性的一面，如果我们承认偶然性的存在是确定的，那么决定论就不能成其为决定论；另一方面，决定论的价值取向是实用主义的，而实用主义并不保证永恒性的真理的存在，这样科学主义所追求的知识的绝对的稳固的基础，就无法实现。从实践的社会语境中，我们会看到技术决定论的解释策略更是要复杂得多，从一定意义上讲，技术决定论的实际后果是多维的，即采取技术决定论的确符合现代大工业和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物资文明发展进程，这点是不能否认的，它也是科学主义价值论的最好体现。但是这种决定论还造成了社会与自然的异化，按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这种技术决定论造就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膨胀，导致单向度社会和人的出现。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东西。”[13]经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技术决定论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践策略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支持，就在于它能以一种无可否认的技术价值来展现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而它更多的深层原因在巨大的有形成就面前被遮蔽了。只要我们认真考量一下我们当前面临的技术化社会，不难发现它存在着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意义与价值的丧失，公平与正义的缺失等等，这一切都是技术决定论带来的副产品，出路何在，目前还难有定论，但是只有全面认识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实践策略，我们才能真正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才能避免海德格尔的灰色预言：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其实技术决定论的利弊得失已经引起了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技术建构论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另外，人们也开始意识到技术并不能决定生活世界中的人的方方面面的要求的，这是一个认识上的巨大进步。随着科学主义向认识论层面的转向，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上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来科学主义的认识论转向，引起的实践层面的变化应该说是意义非常深远的，这主要表现在科学主义开始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深远影响在于，一旦科学主义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它存在的合法性将更加牢固，进而将型塑整个社会的文化，加速单向度的社会和个人的形成，这是极其危险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一旦客观主义的假象被变成为世界观上的肯定的东西，方法论上的下意识的东西的困难就会变成科学主义信条的令人怀疑的道德。”[14]而要打破这种客观主义的假象，只有回到认识和兴趣的联系的轨道上才能完成。其实要真正作到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解放的认识兴趣的统一，笔者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的诸多危机与局限，方能完成，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科学主义思潮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是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释策略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世界，正是在这些解释策略的武装下，科学主义在理论层面获得了一种清晰的表达，从而以一种有力的解释模式进入公共领域，进而成为影响我们当前社会生活的最有力的思潮。本文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一则深化学界对科学主义问题的理解与澄清；二则扩展传统科学解释学存在的问题域狭小的问题，从整个社会语境来考察与反思科学。希望这项研究能对当前科学主义思潮的认识以及拓展科学解释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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