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主义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在理论层面采取了三种解释策略：方法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相应地在实践层面它采取了三种形式的演进路径：计划、技术决定论和意识形态，通过这些解释策略，科学主义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
关键词：科学主义；解释学；理论；实践。

在科学主义思潮逐渐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今天，如何正确地认识与理解科学主义的内涵与演进的路径，已成为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能准确地解读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那么很容易导致对科学主义的误读，进而无法真正厘清支持科学主义与反对科学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观念上的分野，从而使这场有意义的学术讨论最终从学理层面上的对话与交流演变为一种自说自话的唠叨。鉴于这种考虑，只有从解释学的角度对科学主义进行解读，才能真正准确把握当下问题的实质。从而发现在当前的理解中存在的各种误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把对科学主义的理解还原到一种客观的地位，从而认清科学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各种表现形式。
一 科学主义与解释学的关联
在对科学主义进行解释学分析之前，需要对解释学的历史与基本原理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通过这个过程的回顾也可以间接地证明用解释学的方法解读科学主义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解释学（Hermeneutics）的传统在西方文化的发展史中可谓历史悠久，大体上说，解释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的形态是神学释义学，神学释义学是一种通过语言上的注释将《圣经》等圣典中蕴涵的上帝的意图揭露出来的方法。后来这种方法应用于文学作品和法律文献并逐渐演化成文献释义学。”[1] 近代解释学的发展则始于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Vico,1668-1744)和德国的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ihleiermacher,1768-1834）；现代的解释学则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需要提及的是，近代解释学经过施莱尔马赫的发展使解释学对理解的认识加深了。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理解的过程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语法解释，一个是心理解释。他认为：“心理解释能够得以完成的代价或条件是理解者首先要放弃自己的思想状态进入被理解者的思想状态。使理解成为一种重现被理解对象原初精神状态的能力或记忆。”[2] 但是，语言理解和心理理解是一种矛盾关系，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理解达到完善的境地，没有语言理解就不可能达到心理理解；而没有心理理解，语言理解也就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失去它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语言的公共性，这两种理解又无法同时达到，语言理解就是理解语言的公共特性，心理理解就是理解者个体对理解的独特性。施莱尔马赫用这种心理理解来解决解释学循环问题，但是这种方法是存在局限的。近代解释学发展中对施莱尔马赫解释学加以发展的是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狄尔泰对解释学的贡献在于他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科学，它们使用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从根本上否定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科学的任何可能性，他认为：“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的外部行为，无法揭示人们意识内的各种现实。历史科学研究者应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重新审视自己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认识自我和社会的能力。”[3] 因此，狄尔泰通过内省的方法来达到对理解的说明。但是，狄尔泰利用他的“内省”方法观察与说明社会历史现象时，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难题：即相对主义问题和历史性原则，前者导致人类在认识真理时的客观性标准的丧失，而后者则构成了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的基础。但是由于内省过于重视个人的感受，就必然忽略社会事件的具体过程，因而历史性原则也就无法贯彻认识过程的始终，可以说狄尔泰的努力并没有实现。现代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对于解释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根据人类认识的历史性，提出了偏见在理解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完全排除偏见，从这个角度，他提出了视界融合的理论，从而克服了传统解释学中的困难，因而本文的解释学理论也主要依据伽达默尔的理论来进行。之所以强调解释学的理论，是因为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中存在严重的理解上的问题，导致对科学主义的认识从起点上就存在重大的差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科学、反科学、科学主义之间的理解上存在严重的偏差，出于论证的需要，我们还得对上述三个有关联的概念做一些简单的说明，以免在解释中出现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科学与反科学是相对的，而与科学主义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对于科学事业本身，我们和所有人一样，对它是热爱的，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法离开科学，所以，我们不赞成反科学；但是科学主义和科学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从历史上看，科学主义是人文学者赋予科学的，在这种思潮的背后，掩藏着对近代科学成功所带来的羡慕与模仿，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这种思潮一经形成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判据和尺度，反过来又以一种神圣的姿态拒绝反思与批判，也许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考察科学主义在它的发展历程中采用的言说方式，就成为一种必须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主义思潮经过一些具体的解释策略进入公共领域，并取得合法性的过程，换言之，合法性就是一种承认的过程，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就需要解释学的理论。这样一来科学主义与解释学就成为一种共生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解说科学主义通过解释学的策略进入公共领域的途径，希望通过追本溯源的方法把问题梳理清楚。
二 科学主义在理论层面的解释路径
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在对科学主义的理论或理念的阐述上，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主要的解释模型：其一通过强调科学方法论万能，来达到贯彻科学主义的理念；其二，通过科学的价值的展现，来弘扬科学主义倡导的工具理性；其三，通过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来改造人类传统的认识论。但是这三种理论解释路径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和科学主义等同起来，以此作为一个类似公理的预设，然后把各自的目标通过不同的路径表达出来。其实，这里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果科学和科学主义被混淆起来的话，那么一切针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进而，与此有关的一切言说都成为了一种反科学的翻版，因此，为了能够真正把问题揭示出来，必须再次强调，科学和科学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以此为起点，我们来仔细梳理一下科学主义的言说在理论层面的解释策略。
就科学主义影响面最广的一种理论阐释，即科学方法万能的解释策略来看，科学主义主要是指对科学方法的极端推崇，以至于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方法就能在认识上获得真理，在实践上取得成功。这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主要体现在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童年时期”，以此来达到“统一科学”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科学主义的解释策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顶峰，以至于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颇为幼稚的观点以及看法，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消除形而上学的运动等都是这种思潮的典型表现，他们企图用物理主义的语言统一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正如纽拉特博士所言：“我们甚至不应该把机械力学看成非生物学的科学，而应当非常谨慎地说：力学的陈述以同一的方式对待下落的猫和下落的石头。”[4]对于这种解释策略，当时的思想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发生在四十年代的关于科学主义的论战就是最好的反映，正如这场论战的主角——经济学家哈耶克（F•A Hayek, 1899-1992）指出的那样：“它们（自然科学）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了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5]哈耶克的批判可以看作是近代思想史中，第一次对科学主义在理论层面的反击，哈耶克敏锐地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观念与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受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氛围中。而科学当初就如同我们今天一样，在同中世纪的神学较量中、在我们同其行为的解释中形成的，然而“这场斗争所获得的动力使科学走过了头，造成了一种相反的危险处境，即唯科学主义的支配地位阻碍着在理解社会方面的进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6]科学主义在理论上的这种解释策略还导致了二十世纪轰轰烈烈的统一科学的运动，这以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为标志，让我们用纽拉特博士的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这一小组中的代表人物都认为，没有任何‘哲学’能与科学相提并论，因为科学原理具有自己的特殊陈述；全部有意义的陈述都包含在各门科学之中。当各门科学都共同进入统一科学之中时，它们之中的工作如同先前各门科学分别独立存在时一样是相同的。”[7]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方法万能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理论解释层面的策略，具有多么大的雄心和抱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它的众多理论主张也就开始淡出思想舞台，但是它的广泛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便在今天，我们也时常能看到这种主张的影子。问题是我们能用科学方法来决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价值选择以及人生意义等问题吗？科学方法能够提供关于善恶、美丑、公平、正义的标准与判据吗？显然科学方法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根据伽达默尔对效果历史意识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方法也是历史的流传物，我们今天拥有的方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漫长实践中缓慢发展出来的，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被不断修正与调整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一种方法是永恒的，因此，基于方法论万能的科学主义是一个很粗糙思潮，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伪命题。那么科学主义在价值论层面的解释策略又是怎样的呢？它又有那些理论旨趣呢？
科学主义从方法论维度向价值论维度转向的深层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现了科学主义理论发展的成熟化；其次，反映了科学主义在遇到攻击后的一种自我调整。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科学方法万能”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是其发展史中比较低级的形态，可以说是这种思潮的雏形表现，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模仿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本能，尤其是在巨大的成功面前，模仿也是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契机。它的发展的动力机制更多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作用的结果，本无可厚非，只是这个理论在阐释过程中走向了极端，要以此来衡量和判决其他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这就使它的主张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因而，这种阐释策略的诸多问题被迅速暴露出来，它的命运也只能是被人们抛弃。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科学主义在时代发展的促动下，向价值论的转向也就成为一种理论发展的必然。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主要是凸现一种理念，即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他知识形式都无法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诸多困境，按照汤姆•索雷的定义就是：“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最严肃、最有有益的。”[8]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阐释中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把科学主义与科学的使用价值混淆起来，因而这种科学主义的解释策略最具有“免疫力”，因而也最具有片面性。众所周知，科学的价值是多维度的，既有使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然而科学主义者片面借用科学的使用价值来为其自身争取合法性，这样就无形中阉割了科学的价值的丰富内涵。但问题是，这种解释策略缩小了价值域的范围，以至于人类所拥有的价值只是科学的使用价值，而没有其他的价值形式，只要看到这一点，就能够对科学主义在价值论层面的解释策略进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从价值论层面对科学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但是，由于文化的多元性的重要作用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单维度的科学使用价值已经不能满足人类诸多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解释策略，无形中型塑了整个社会的工具理性，增加了社会出现失范现象的可能以及人类的单向度发展的危机，所有这些可能后果，都已经引起人们的批判与反思，科学主义的这种解释策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也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是，针对全球对多元化价值的渴求，科学主义又开始了新的转向，这就是向认识论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