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先生对于以科学排斥其他文化的做法满怀忧虑和担心，他说：“还有另一种麻醉剂，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麻醉剂’。看不到人生的悲剧性的一面。不认识神圣观念在世界上的作用，不知道人类保持正义而进行斗争，那就是我所说的受了科学麻醉剂的毒害；在今天，其危害性就要比前原子时代更加严重得多了。那些科学家们把宗教以至哲学一概都斥为无稽之谈，一心只想充分发挥他们人作为数学物理学家或实验生物学家的才能，还要引导别人走同样的道路；而对于政治问题闭口不谈，也不想想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社会是怎样利用他们的创造发明的。这样的科学家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成为‘麻醉剂’，成为暗杀犯，成为一切无辜人民的毁灭者；其危害之烈，远远超过了犹太的希律王。所以，我们要千万注意，不要过份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这种说法；今天‘科学的麻醉剂’也正在造成同样严重的危害。” [19]因此，排斥科学传统之外的各种文化传统，将会危及人类文明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多样性，也会使得科学发展迷失方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必须恢复哲学、宗教和常识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否则，我们将在科学主义的疾病中走向死亡。” [20]
值得注意的是，特权和垄断的地位的长期保持，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在与其他文化传统的竞争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不断奋发进取，综合创新所致。如果我们满足于此目前所建立起的科学传统，沾沾自喜，排斥一切其他竞争者，不注意吸收其他文化的宝贵财富，动辄以反科学和伪科学为名排斥诸如中医等文化传统，就会重蹈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覆辙。正如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所指出的那样, 当早期基督教教徒面临异教的迫害为基督教教义努力辩护时, 教徒们对基督教的教义的理解和接受是全心全意的, 而当基督教已经确立其合法和统治地位, 不需要再为之努力斗争时, 教徒们对其所信仰的教义就开始漠不关心了。[21] 同样，如果人类其他文化传统不能得到保护，文化多样性受到损害的话，科学传统由于长期缺乏强有力的外来刺激，就会沦为固守传统的保守势力， 而且科学传统的支持者们也会由于缺乏和其他传统论战的锻炼，逐渐将科学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传统, 从而丧失了对于科学精神的真正理解。
科学沙文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统治，使得作为特定传统的科学与真理等价，因此任何叙事方式要想获得话语权，必须获得科学的名义。这样就迫使所有非主流的话语除了公然挑战社会文化的秩序（即坚持反对科学的立场）外，只有自称为“科学”的唯一道路。像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辩论之所以变得如此激烈和复杂, 正如吴国盛所言，这场争论是“现代性背景下欠发达国家的话语权之争”。[22]也正是因为科学沙文主义的背景假定使得科学这个符号被认为代表了文化优越性, 从而使得纯粹学理的探讨与价值评判纠缠在一起, 使得本来很清楚的问题越发复杂, 难以澄清。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沙文主义的话语霸权往往也会助长伪科学的泛滥。正如庄子所说, “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 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庄子•胠篋》）也就是说，对某些符号的过度重视和推崇, 往往会导致大量严重的作伪事件的发生。所以庄子激烈批评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因如此, 老子才提议,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道德经》19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3章）因此，只要我们不给予科学之外的其他文化传统以同样独立自主的话语权，科学就难以避免地成为社会公众一致推崇和力图借用的符号, 广泛存在的假冒科学的社会现象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
排斥科学之外文化传统的做法, 不仅会助长伪科学的泛滥，而且有时也会激起反对科学的思潮。美国科学家欧阳莹之（Sunny Y. Auyang）指出“科学主义过分炫耀科学且背离科学精神，这激起了让许多科学家吃惊的对科学的敌意。祸起萧墙，我们不要仅仅抱怨公众不愿意支持科学研究，或许我们应当检查自己，看看是不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而成了科学主义。”[23]
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国家不应该只认同一种特殊的传统。也就是说，科学应当像宗教与国家分离那样，与国家分离。当然这种分离决不意味着国家不应该支持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手段的科学，只是说国家不应该将科学当作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作为公众的民主决定的结果，科学可以得到国家的预算的倾斜支持。甚至于作为特定时期社会主导的知识和话语, 科学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也可以获得法律上的一定程度上的特殊地位。但是必须要时刻认识到，这种地位应该是民主决定的结果, 是不同传统自由公平竞争的阶段性结果，而且需要不断进行重新评估的结果，而绝非先验的准则。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科学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机构; 它现在是民主政体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我们接受或拒斥科学思想的方式与民主的决策程序根本不同。我们接受科学定律和科学事实，我们在学校中讲授它们, 使它们成为重要的政治决策基础, 但没有对它们进行检验, 更没有把它们付诸表决。科学家并不把它们交付表决, 至少这是他们告诉我们的, 外行当然不能对它们进行表决。” ([6], 76,77)在民主讨论的元层次上，不同文化传统都应当是与科学平权等价的, 不管其过去竞争结果如何, 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 都有资格继续展开与科学传统的公平竞争。
如何实现科学和国家权力的分离呢？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国家和科学的分离，不应该通过激进的政治行动来完成，而应该是一种渐进缓慢的过程。这是因为，许多人尚未达到生活在自由社会中所必须的那种成熟性。而“自由社会中的人必须对非常基本的问题做出决定，他们必须知道如何汇集必要的信息，他们必须理解不同传统的目的以及它们在其成员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6],105)而这种成熟性必须通过公民的首创活动才能慢慢培养起来。培养成熟性，需要更加开放的心态，需要与各种不同的观点保持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显然需要我们逐步在观念上摆脱科学沙文主义的思想束缚。
作为一技术性的实在，某种特定科学主张的有效性可以验证，所以其过分夸大的破坏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我们可以置而不论。但科学沙文主义的最大问题是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作为特定知识形态的 “骄傲和野心”，这是我们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的。科学之为偶像，危害大过商品化的歌星之类的偶像，那些偶像经常不过是换来换去的时尚产物，而科学却有可能成为超稳定的偶像。
卢梭认为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必须人人都是善良的天使才行。康德则反驳说，即使是一群魔鬼，只要他们拥有足够的理智，他们也能建立起理想的社会。只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就可以使彼此各种毁灭的力量彼此制约，彼此抵消，就能实现普遍理性。 [24]我们今天在讨论科学和技术产生的社会后果时，也应该从这个思路来考虑。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是天使，还是魔鬼，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起有效地监督和制衡的制度与文化安排，这样即使科学是魔鬼也能表现出天使的善良。而如果我们奉行科学沙文主义的话，那么科学即使是天使也会因为骄傲和野心堕落为魔鬼。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M],Verso Editions/NLB, London, 1978, 74-76
[2]保罗•费耶阿本德. 告别理性[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93
[3] 赵南元. 民主、法制、伦理与科学[J].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2002年第9期. 总第15期2002年9月1日，网址：http://www.oursci.org/magazine/200209/020920.htm
[4]两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证道和杨振宁关于科学研究发现优先权的争议以及相互指责，给本文的观点提供了一个的生动例证。参见：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此文刊载于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上, 具体栏目为“一阶科学传播：科学纵横”，网址为：（http://www.csc.pku.edu.cn/art.php?type=1&sid=94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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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庐峰.可言科学之好与坏吗？中国图书商报，2001.12.13，15版.
[8] David H. Guston, Between Politics and Science :Assuring the Integrity and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7
[9]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43-153
[10] Brian Wynne,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92.vol.1.283-301。在英国坎布里亚羊事件中, 牧场主们的”地方性知识”最后证明比科学专家们的抽象和普遍的知识更加可靠, 而且牧场主们也比科学家们具有更高的内省能力。
[11] 何祚庥. 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和政府. 北京青年报. 2003年7月30日. 又见于：http://www.csc.pku.edu.cn/art.php?type=1&sid=1365.
[12] Alan Irwin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Citizen: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the Bioscienc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1.vol.6, 2. 不顾公众一再表示的疑虑, 来自英国科学界的观点一直坚持认为，疯牛病不可能对人类产生危害，结果1996年爆发的疯牛病危机, 引起了公众对科学的强烈的不信任感.。
[13] 徐冠华.徐冠华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http://www.csc.pku.edu.cn/art.php?type=3&sid=1381
[14] 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196
[15] 加德纳.西方伪科学种种[M].贝金译.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4. 6, 91.在这本以揭露和批判伪科学为主要目标的著作中, 作者也不得不承认, 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存在并不存在截然区分的鸿沟, 而是处于逐步过渡的连续统中。
[16] Richard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7
[17]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5
[18]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 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中译本作者序.13
[19] 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劳陇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87, 170-171
[20] 李 侠, 邢润川. 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危机.学术界.2003. 2.55-56
[21] 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2-46
[22] 吴国盛. 边缘与中心之争[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2000(4). 又见于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http://www.phil.pku.edu.cn/hps/viewarticle.php?sid=225
[23] 欧阳莹之（Sunny Y. Auyang）. 复杂系统理论基础[M].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356.
[24]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