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详细阐述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诉求以前，应该对一些基本关系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以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歧义和误解。科学主义是与反科学主义直接相对的，而科学是和反科学相对的。抛开后者不谈（关于这个问题，田松博士曾有专文论述），只说前者，那么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谱系学和发生学的观点，反科学主义是基于科学主义产生出来的，换言之，如果说这一对概念中或许与科学直接有些关系的是科学主义，因为科学主义的产生就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成功这个表面现象上的，但是这种关系也并非总是直接的，有时也是很间接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论述。这样的一些梳理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望文生义地把反科学主义等同于反科学。毕竟科学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它的对象是目标客体，更多的是自然世界，而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充其量是一种不系统的哲学思潮，立论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人类认知方式的，因而两者的区分还是很明显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诉求。
反科学主义的产生可以说是与科学主义同步的，随着科学主义内涵的演变与转向，反科学主义的内涵也随之转变，这样我们定义反科学主义的时候，它的起点也要比科学主义的稍后一些。因此我们认为反科学主义的出现应该在20世纪初（熟悉近代思想史的人不难发现这些证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了）。考虑到早期科学主义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实证主义，因而只要看一下这个时期，反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工作，就大致可以看出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了。由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完全向科学看齐，坚决排除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可以说这一点是新老实证主义的理论共识。如果我们看一下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克拉夫特的表述，那么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了，克拉夫特认为：“因为这种哲学排除了一切不能由科学方法获得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超出哲学的主观分歧和不稳定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望达到普遍有效性并获得持久的结果。”[11]那么传统大陆哲学家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需要看看20世纪初的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工作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变，人们对它的估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欧洲的科学面临着很大的危机，由于“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2]为什么这种现象造成了欧洲的科学危机呢？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排除形而上学的影响，而这些实证主义者恰恰忘了，产生于古希腊的科学最初就是对本原和最高存在的追问，而正是这种不懈追求造就了欧洲文明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的产生，如果一旦按照实证主义者的要求完全排除形而上学，那么不可避免地造成科学前进的动力的丧失，进而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就被悬置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说：“从历史上看，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和最终的问题’。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及一切被排除在外的问题，有着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性。”[13]正是基于这种意义，胡塞尔终其一生要把哲学变成一种严格的科学，为人类的知识提供一种可靠的基础。可以说，胡塞尔的观点构成了在科学主义早期和成长期所面对的主要反对观点，因而我们认为，胡塞尔的观点就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诉求。这种反科学主义的主要理论旨趣就是对实证主义从学理层面进行批判，指出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狂妄和不现实，进而重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哲学。它的理论诉求也集中体现在恢复哲学原有的尊严，继续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为人生的意义提供思想资源。在科学主义发展的成熟期，反科学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旨趣就是从学理层面批判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危害，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工作。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赘述，但是需要提及的是马尔库塞关于单面人的分析，并没有过时，而且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种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尤其是代表脱域机制的专家系统和象征标志的广泛存在，甚至加深了整个社会群体的单面人的倾向，而由此形成的社会也更加走向了单面的社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因而这一时期的反科学主义的主要理论诉求就是克服由于现代科技带来的人类整体的异化，恢复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关于最近时期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演化与发展，另文有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可以简短地分析一下三者的关系，以此来发现它们之间目前存在的紧张状况。
四 三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者之间存在如下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紧张：其一，倡导者的来源不同。倡导科学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自然科学的专家，一部分是人文学者；倡导反科学主义者大多来自人文学者。可以说这种紧张在人类思想史上并不少见，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在《两种文化》的讲演中，已经有很好的描述，这里不再多言。需要提及的一点是这种紧张在最近一个时期不会有根本的改善，借用库恩的一句话说就是两者之间的范式不可通约，这个矛盾只能经过文化的充分发展与融合才能解决。其二，两者之间源于认识论的矛盾与紧张，这是当前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最难以克服的。换言之，科学主义者认为只要拥有科学，那么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反科学主义者不这么认为，这种紧张就演变成一种变形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正如斯坦马克指出的那样：“这种科学的扩张主义的典型表现就是，我们能拥有的唯一知识就是科学知识，我们能认识的实在就是科学已经达到的实在。”[14]其实，这种论断的支持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是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只要解释是一种语言分析，解释的依据就不具有严格意义上说的经验内容。另一方面，解释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因此需要验证；这就说明，解释也肩负着经验分析的使命。”[15]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科学的可错性。第三，这种紧张还体现在目的的不同上。可以说支持科学主义者，基于中国当代科技还不发达的现实,大多有一种期盼，希望用科学主义这剂猛药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严重不足的问题，借此来改变传统文化。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采用意识形态化的策略，但是对于反科学主义者来说，目的和心情可以理解，然而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有价值的问题被遮蔽了，如市场秩序、社会公平等，因而我们认为应倡导多样性，避免任何极端的做法。因为过度的乐观和过度的悲观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的起点。在上面列举的紧张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关重要的科学反而缺席了，这也说明，科学与后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认为这两种争论会改变科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同样只有通过这样的争论我们才能真正为科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思想的保证。同时，这种争论也无形中促进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建设。这里，我们以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篇文章的名字作为结束：“科学，是永远没有完成的事业！”[16]
参考文献：
[1]F.A.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M].The Free Press, a Corporation Printed USA.1955.207.
[2]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0.
[3]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M].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3.
[4]杰拉尔德.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M].范岱年 、陈养惠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91.
[5] 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江枫、邱仁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3.
[6]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4.
[7]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
[8]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38.
[9]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
[10]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M].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1991.1.
[11]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M].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
[12][13]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9.
[14]Mikael Stmenark. Scientism: science, ethics and religion [M].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1.18.
[15]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65.
[16]Claude Levi-Strauss. Science: Forever Incomplete [J]Society.January/February.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