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成态度虽然导致了源始认识向理论性认识的转换，但如此产生的理论性认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认识，而首先是一种日常的认识（相当于古代科学认识）。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以现成的态度来看待事物，但是，现成态度也确实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展示日常认识的构造过程，有必要再把海德格尔对日常此在的分析作为出发点。
前文在谈及操心时，我们仅仅涉及到操心的一种方式——操劳，然而操心还有另一种基本方式，即“操神”（Fuersorge，solicitude）。操劳是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而操神则是与他人打交道，与他人共在。虽然此在的操劳也总是首先体现为日常的操劳，但是操神比操劳更能体现日常此在的特点。在操神中，此在总关心与他人的差异，总喜欢与他人攀比。这种攀比就使此在总是隶属于他人，更准确地说，就是隶属于常人（das Man，they），不自觉地被常人统治着。常人对此在日常存在方式的统治和指示，使日常此在的存在方式被整平，具有平均性的特点，进而构成着此在的“公共见识”，使此在免除责任，并迎合此在的简单化倾向。此在的这种日常状况使此在以公共的、平均的方式揭示世内存在者，再经由现成态度而构成日常认识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普遍性、客观性、确定性、程式化、简单性、永恒性、无限性和可重复性等特点的雏形。
根据海德格尔的思路，如果此在在操劳和操神中能够强化其固有的情态或基本情绪，诸如忧（Angst，anxiety，又翻译为“畏”）、烦（Langeweile，boredom，又翻译为“无聊”）和惊讶（thaymasein，wonder）等，他就有可能从日常的非本真状态出发，追求一种可能的本真生存，并呈现出存在的源始意义。然而，此在往往并非如此，而是任其基本情绪退化而成为日常情绪，而这种日常情绪（比如怕、日常的烦和好奇等）则构造着日常的认识。比如，好奇（curiosity）就是一种摆脱对上手者之依寓的纯粹的“看世界”，即无所逗留地、永不满足地进行知觉活动，甚至这种知觉本身就成为日常此在的所操心的对象。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近现代人看不到象好奇这样的情绪对认识的构造作用，但亚里士多德和希腊人早已经从这里来揭示“科学”（即古代科学，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认识）的生存论-存在论发生过程了[3]（pp214-5）。
那么，日常认识究竟是如何构造的呢？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中始终没有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加以详尽地分析。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甚至没有把日常的理论性认识与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理论性认识严格区分开来，似乎现成性和理论性的态度出现以后，就可以一般的统称为科学认识了。在以后的著作中，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近现代科学的独特本质，讨论了它与古代科学的本质区别，并通过考察从physis到idea、从ousia到hypokeimenon的衍变，通过追溯logos、episteme、theoria和techne等希腊词的源始含义及其衍变，展示出了古代科学认识从源始的存在之思中产生出来的过程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但是海德格尔并没有对古代科学认识过程本身的构造问题进行现象学的展示，他的考察更接近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考察，尽管是极其深刻的、与“逻辑”过程关系密切的“历史”考察。
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却在许多地方都进行过严密的讨论。虽然胡塞尔始终都把现成的意识看作一切事情的最初本源，即使其后期的生活世界学说，也没有真正理解到海德格尔所达到的那种源始生存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把胡塞尔的意识分析看成是在源始的操劳寻摸转换成现成知觉之后的事情，而这种意识分析又恰好可以弥补在海德格尔那里所缺乏的东西。如此以来，我们就可以接着海德格尔那里“现成性”的出现，来继续言说胡塞尔这里的“知觉构造”，并依此而使我们能够连续地描述认识过程的发生构造。
就日常认识的构造而言，胡塞尔把本原的被给予方式作为构造分析的出发点，而本原性意味着直观的被给予性，可以把“看”作为最典型的例子 。“看”或直观是视域性的，因而不仅能够使“当下拥有”或“现时的射映”成为可能，同时也能够使意识的注意力非课题地朝向其它射映或当下化，并使之共同当下——共现，从而使得预期性的知觉成为可能。
在知觉的具体构造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感觉内涵，但被动的感觉内涵一开始就具有主动性，能够显现出造型，能够“联想”和“结对”。所以，自我意识能够接下来主动地把杂多的感觉内涵对象化并为之立义，通过对质料的意向活动而构造成对象物，从而完成一个知觉过程。
虽然一个新知觉的完成未必就是认识基本类型的转换，但是由于每一个知觉都是一个主动的统摄成就，所以胡塞尔也把它称为一种“原促创”（Urstiftung，primal establishment）。每一次原促创完成之后，有关的构造经验就逐渐地、自动地形成习惯，进而构造起一个新的视域。自我意识于是就生活于这个新的视域之中，并在其中进行着新的知觉或原促创。在胡塞尔看来，视域与知觉或原促创的交替发生和不断发展就是日常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就是在前知觉的时间意识和感觉意识中时刻形成着的基本视域。如此以来，我们可以把日常认识的发生构造过程表示为：
基本视域——原促创——新的视域——新的原促创……
胡塞尔除去对这个过程做了严密的分析之外，还进一步苦苦探讨了日常认识的“交互主体性”问题。必须指出，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的构造分析是以孤独自我的“原真领域”为出发点的，而根据海德格尔更为源始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这种“原真领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日常状态中，此在本来就是处于共在（Mitsein，Being-with）之中的，本来就拥有着“公共见识”。这种“公共见识”当是认识之交互主体性和客观性的最初源头。然而，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的构造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公共见识”属于现成态度出现之前的源始认识，虽然它构成了现成态度出现之后理论性认识的根源，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具体显示理论性认识的“客观性”是如何形成的，而胡塞尔的分析在经过“扬弃”之后，正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对于理论性认识来说属于“前世”的海德格尔的“共在”也可以帮助克服胡塞尔交互主体性之构造分析的许多困难。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日常认识中交互主体性和“客观性”的构造：
直观的视域性或操劳寻摸的概观性使得任何知觉都能够在呈现当下被给予之物的同时，也指明共同当下之物；而此在与他人的共在则使得源始状态中的他人，在现成知觉中作为与我的躯体相似的另一个躯体的自我，而被共现出来：另外一个躯体的独特显现方式，使我意识到它不同于桌子之类的对象，而是类似于我的躯体，而源始状态中此在与他人的共在又使我意识到，那是另一个此在的躯体，是他人的躯体。伴随着他人的共同当下，他人的经验也可以共同当下。而他人经验的共同当下就使得我和他人的各种经验能够相互参合，最终构造起来日常认识的交互主体性和“客观性”。
四、科学认识的发生构造
胡塞尔晚年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及其对近现代科学之客观主义的批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其中对科学认识发生过程的现象学构造分析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现代科学把真实的东西看作是纯粹客观的、纯粹观念的东西 ，看作是数学以绝对普遍有效的明见性所给予我们的东西。但是，胡塞尔强调，科学认识是日常认识在某个方面的极端发展，科学的世界是从生活的世界中产生出来的。那么，科学认识究竟是如何从生活世界和日常认识中产生出来的呢？
在日常认识中，意识体验虽然是直观的和投射性的，但是，由于它始终在其被给予方式的完整性中向前攫取整个的对象，由于知觉的构造总是一种预期，所以意识体验也总是一种祛除投射和祛除直观的活动。在后来的一种非常特别又影响深远的原促创中，这种祛除投射、祛除直观的活动被加以过度的弘扬，导致认识对象的客体化和对象化，认识本身也就变成近现代科学的非直观认识。又由于这种对象的同一性不能在直观中被给予而只能是理想的或观念的东西，所以客体化和对象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观念化的过程。当这种认识最后完全摆脱视域的束缚之时，对象和世界也就成为无限的观念。所以，胡塞尔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认识或近现代科学认识看作是认识的一系列原促创的最终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原促创就是数学化的原促创。 那么，数学化的原促创是如何完成的呢？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首先考察了纯粹几何学的构造过程。由于周围世界中的各种可直观的形状都相互交融在一起，不具有交互主体性和客观性，所以人们首先创造出三角形、长方形、全等、比例、平行、垂直等基本概念，然后通过测量技艺来区分和辨认其关系。这种情况本来是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中，但是在纯粹的理论兴趣得到强化之后，就变成一种观念化技术，并导致普遍的纯粹几何学的产生。这个构造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步骤：首先是直观到感性的形状；其次是在感性形状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抽象，以便创造可以满足需要的相对完满的形状；第三是超出现实的实践和经验，把注意力集中于各种由想象和抽象所揭示的极限形状上，在纯粹观念的领域获得具有精确性的纯粹极限形状；最后是从已经获得的基本形状出发，按照普遍的操作程序，一步步一义性地构造出一切可以设想的观念形状。[4]（pp25-7）在这四个步骤中，前两步实际上属于日常认识，后两步则是严格意义上科学认识的构造过程。
胡塞尔接着以近代科学的带头学科——物理学为例，考察了自然的数学化问题，也就是典型的近代科学认识之发生过程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几何学在认识中的优越性已被广泛认可，人们已经认为我们过去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因果样式是空泛的、模糊的，应该在自然的一切方面都使用几何学的构造方法予以规定。对于伽利略来说，科学认识的关键已经不是直观体验，而是精确的和普遍有效的观念规定；科学要认识的不再是模糊的因果性，而是以量化的数学关系为基础的精确的、观念化的因果性。那么，如何象几何学那样对整个物理世界进行客观的、精确的、观念化的认识呢？在物理世界中除了时空形状之外，还有颜色、声音等等感性性质，对于这些感性性质应该如何进行几何学式的处理呢？感性性质可以度量，但是不能直接进行精确的量化处理，不能进行精确的观念化和客观化，因为我们只有关于形状的几何学，而没有关于这些充盈性质的几何学。然而对于伽利略来说，只要我们想测量和研究世界中的形状和运动，“整个具体的世界就必定只能是一个可数学化的和客观的世界”，其所附属的属于形状的感性性质也必须“被间接地数学化”和“共观念化（Mitidealisierung，coidealization）”。[4]（p38） 伽利略由此产生了决定着近现代科学认识之本质的天才思想：所有真实的特殊感性性质都必定在被观念化了的形状领域有其数学标记（mathematischen Index，mathematical index），由此必定产生一种充分意义上的数学化，并因而去客观地规定所有充盈领域的事件，从而整个无限自然就成为特殊的应用数学的对象。[4]（p37） 伽利略所发现的充盈性质和形状之间的关联，是数学化原促创得以完成的关键步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认识由此进入其激动人心的时代。
如果说日常认识还与源始认识保持着一定关联的话，那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认识已经彻底割断了与源始认识的联系，彻底抛弃了与生活世界或世内存在者的源始的操劳关系，而变成非直观、非视域性的东西，变成对实在的表象和控制。关于近现代科学认识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海德格尔与胡塞尔有许多相似的说法，但海德格尔比胡塞尔洞察得更深刻、更透彻。
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科学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是主体设置（stellen，set upon，又翻译为“限定”）和逼出（herausfordern，challenge forth，又翻译为“强求”）对象的过程。作为近现代的“理论”，科学已经不是古代或日常意义上那种作为思辨和纯粹直观的“理论”，不是对实在的无偏见的纯粹认识，而是对实在的加工和拷打。实在的自身展现和到场在近现代科学认识这里有着其自身的基本特征，即在对象性（objectness）中把其到场带到面前，通过对象性来保证科学研究对象的可靠性，保证科学观察对实在的表象和重铸。
对象性就是事先标画提问的可能性，它的出现是近现代科学认识的一个关键环节。一旦放弃对象性，科学也就失去其本质；而“一旦到场者之到场把自身设置为实在的对象性，其到场就必然给予出来科学的本质”[5]（pp168-9）。由于对象性的这种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必须得到确保，而确保对象性的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可测量性、可计算性以及这种测量和计算本身的程序。
另一方面，科学认识之所以能够通过测量和计算来确保对象性，是由于数学的突开（Entwurf，project）已经在此在之此（Da）中突出了自身，“数学因素”（Mathematische，mathematical）已经在人的生存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那敢于突开这数学突开者把自身作为这种突开的突开者而置于只有在这突开中才首次得以突开的基地之上”，数学因素由此努力“把其自身的本质确立为其自身的因而也是一切认识的基础”[6]（pp295-6），从而使得数学突开成为公理性的突开。科学研究纯粹以数学的方式突开其研究领域，使我们事先活动于其中，并据此进行认识。只要我们没有进入到数学突开的领域，我们就根本没有进行科学的认识；只要存在者不是该领域的存在者，它就不是我们的认识对象，甚至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存在者。
那么，作为近现代科学认识之本质和基本特征的对象性和数学因素的支配性地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海德格尔把笛卡尔哲学所导致的主客二分看作是近现代科学认识得以产生的直接根源，并详细考察了笛卡尔哲学的渊源、本质和影响，也对牛顿的运动学说和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进行了案例分析。尽管如此，海德格尔的这种考察如同胡塞尔的考察一样，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发生轮廓，还没有清晰地展现出其具体的进程，以至于他本人就说，作为近现代科学认识之本质并令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对象性的支配性，其降临的时刻“仍然是神秘莫测的”[5]（p169）。
五、结束语
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经典现象学家们对科学认识之源始根源的追溯是令人十分敬佩的，此在的源始展开状态、存在自身的最初展露、源始时间性的敞亮和综合机能等都为我们敞开了原来很少为人所知的神秘领域，使我们对认识的本原有了较为明确的理解，为“认识”这种现象找到了其源头。但是，他们对科学认识如何从其源头一步步衍生出来之完整过程的现象学考察还是十分不完备的，他们也没有更多地结合科学家的具体工作对近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构造做足够的案例分析。这一点也许与欧陆哲学没有把其焦点放在对科学的哲学沉思之上这种总特点有关。如果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现象学中的“科学哲学”是非常弱小的，也是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情况正好为后人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为现象学进一步向科学哲学领域扩展留下了“林间空地”。实际上，尽管国内学术界对科学哲学问题的现象学研究还不多，但国外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作为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哲学界，从现象学的角度来探讨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做法已经小成气候。另一方面，现象学所揭示出来的认识的基本处境——“前有”、“前视”和“前概念”——已经使人们意识到，在科学认识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诠释学循环”。所以，迄今为止对科学的现象学考察总是也可以被看作诠释学的考察，以至于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现象学”（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 natural science）或“科学诠释学”名下所做的许多工作，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同类的工作。当然，诠释学也渗透进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应该与现象学的科学哲学严格区分开来，以保持现象学思路的纯哲学性。
本文仅仅简要地分析、评述了经典现象学家对科学认识发生过程所做的初步考察，希望能得到学界同仁和专家的批评指正，并能引起对现象学科学哲学的更多关注和更多讨论。由于从整体上看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尚处于成长阶段，所以在这里存在着长期以来少有的让中国学人发挥作用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Karl R.. Popper：“Science：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A]，in Daniel Rothbart：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C]，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35-58.
[2] Edmund Husserl：Ideas：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 Chengcheng Books Ltd.1999.
[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M]，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5.
[4]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5]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6]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M]，London：Routledge，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