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是有意识地涉猎诠释学思想的，他曾说过，他希望对由人文科学学者所广泛讨论的诠释学“有所贡献”[3] (第172页)。波普尔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把诠释学由人文科学领域引申到自然科学领域，其次是在诠释学的背景下把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区别开来，第三是试图用他的“客观知识”去改造他所谓的大多数诠释学家的心理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
关于第一个方面。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等人都主张，人文科学的中心任务是理解，而自然科学的中心任务是说明。波普尔则认为，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理解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也可以是自然科学的目的。爱因斯坦所说的“用奔放无羁的思辨去‘捕捉’实在”，就是去理解实在。“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也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也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我们可以按理解艺术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理解活动也可以象对人的理解那样最后归于失败。[3] (第194-5页) 另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使用猜测和反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既“用于恢复一篇破旧不堪的文本，也用于建立一个放射性学说。”[3] (第196页)
关于第二个方面。按照波普尔的唯理论-诠释学观念，科学无疑是从神话和形而上学中生长出来的，任何经验观察也无疑都是渗透着理论的，但是，科学与神话、形而上学的区别究竟何在呢？什么样的观察才够得上真正科学的观察呢？占星术、弗洛伊德学说和历史决定论这些自称是科学的东西与真正的科学究竟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呢？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唯理论-诠释学哲学似乎都没有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波普尔也不能同意维也纳学派的主张。这些问题使他不得不对传统诠释学有所突破，从而导致他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批判唯理论）或者“证伪主义”学说。
科学之为科学不能在于它能够解释许许多多的经验事实，因为任何一种学说都能够通过自身的调整而解释各种事实。所谓的解释或认识其实都只是原有理解或原有观念、思想、概念、理论等的进一步清晰的表达，而所有的理解或观念、思想、概念、理论等都可以与任何“文本”或事实达成“视域融合”。所有的神话和形而上学以及所有的伪科学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不能把能否做到这一点作为科学的标准。科学之为科学也能不在于它是被证实了的或者具有可证实性或者可确证性，因为大多数科学命题作为全称命题是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具有可证实性的，甚至也不可能具有可确证性。所谓的可确证度要么面临无限多的待观察事实而使从有限观察中得出的概率值很低甚至接近于零，要么为了追求高概率而使得科学命题变得极度贫乏。
那么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何在呢？波普尔认为真正的科学首先应该是内容丰富的大胆猜测、大胆假说，不能由于旧的理论能够解释已知的事实就固守于它而不思进取了。真正的科学应该不断猜测出新的假说，不断革命。其次，真正的科学应该具有可证伪性，即经验应该能够检验它、证伪它。科学家在提出一个科学假说之后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伪它，而不是去证实或确证它。在确立了这两点之后，什么样的观察才是科学的观察也就清楚了：科学的观察不是任意被某种理论所支配的观察，而是有意识地带着某种理论去观察，是有意识地去证伪某个假说的观察。波普尔把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确立为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这条标准实际包含着上面三个方面的意思。
关于第三个方面。波普尔对传统诠释学的改造不仅是把诠释学引申到新的自然科学领域，并增加一条可证伪性标准，而且也努力增加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大多数诠释学家都强调理解的主观性，把理解纯粹看作个人的或心理的活动。但是，主观的理解必须与作为结果的解释区别开来。解释本身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客体，是一个存在于第三世界中的理论。不仅如此，就理解本身来说，“甚至它的主观行为或意向状态也只有通过它跟第三世界客体的联系才能加以理解”[3] (第173页)，因为导致理解这个主观状态的心理过程只能从它所在的第三世界客体方面进行分析。在通过猜测和反驳以解决问题的一般图式（P1→TT→EE→P2）中，问题、猜测、批判性论据等等，都是第三世界客体，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逻辑关系也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客观关系。“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理解过程或其结果发生兴趣，我们就必须几乎完全依靠这些理解的客体（即概念的东西）及其相互关系去描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正在取得的结果。其他的一切，比如描述我们的主观感觉，描述兴奋、失望或者满意，可能饶有趣味，但跟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说跟理解概念的东西、理解第三世界的客体或结构很少关系。”[3] (第176-7页)
五、进一步的分析比较
波普尔对诠释学的改造是以传统的诠释学为基础的，但海德格尔在考察科学的时候，其视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诠释学视域。海德格尔所谈论的科学的认识、方法、程序、前结构或数学因素，并不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的。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科学看作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时，他已经在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待科学了。当海德格尔后来把科学认识归结为计算和对象化，把科学的特征归结为程序性研究方法和经营活动时，他仍然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他是“为了在其中领会其形而上学的基础”，为了弄清科学所体现的理解存在者和真理概念的方式，为了弄清在科学认识中存在者的存在方式。[6] (第126-7页) 海德格尔把数学因素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也不是要在方法论上划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而是要分析近现代科学所体现的此在的生存方式，分析近现代科学对待存在者整体、存在和真理的根本态度或立场，并弄清这种态度或立场的正当性和局限性。
对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探讨看起来更切近现实的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但是仅仅从这种角度对科学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与现实的科学并不一致。因为现实的科学研究是没有固定的方法的，即使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和辩护也没有始终不变的严格标准。更重要的是，纯粹的认识论方法论讨论远离了人的生存和事物的存在，在根本上就不可能切近始终处于生活世界之中的科学。由此，对科学的生存论-存在论探讨就是十分必要的，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诠释学沉思因而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说对于自近代以来引起哲学家广泛深入讨论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我们不能加以完全否定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对认识论方法论的忽视甚至拒绝无疑也是一种不足。比较完美的科学哲学应该是一种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科学哲学。实际上，在现象学-诠释学阵营里，利科等人已经试图把存在论的诠释学与认识论方法论的诠释学统一起来了。
从这个角度看，波普尔至少在形式上是比较完美的，因为他那包含丰富诠释学因素的科学哲学既包括认识论方法论，也包括“存在论”，他的三个世界学说就被认为是他的存在论。可惜的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比较完美也仅仅是形式上的比较完美。
首先，波普尔的“存在论”和他的认识论方法论并没有在诠释学思想的基础上完美地统一起来，他的诠释学思想是朴素的、不系统的，更多的是一种理解的技巧。
其次，尽管波普尔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是一种批判理性主义，但他的“存在论”仍然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虽然波普尔激烈地批判笛卡尔的“主观主义”，但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他对存在的理解都一点也没有摆脱笛卡尔主客二分的框架，更谈不上理解存在的本真意义。
第三，波普尔的“探照灯说”与可证伪性标准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观察渗透着理论，经验观察又如何能够作为反驳科学假说的独立证据呢？实际上，当假说与观察经验发生冲突时，既不能用假说来否定新的观察经验，也不能用新的观察经验从根本上反驳掉已有的假说。假说与经验观察的冲突只能是一种“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
第四，波普尔的“探照灯说”与科学理论的猜测性是一致的，但与追求“符合说”真理的目标是不和谐的。他的“逼真度”概念与他的诠释学思想难以很好地协调起来。实际上，这一点也与第二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在抛弃了主客二分的实在论立场，真正去把握存在意义的时候，才能抛弃符合说的真理观，使“无蔽”意义上的真理与诠释学思想真正统一起来。
第五，波普尔把科学知识的前结构最终追溯到人和生物生来就有的先天倾向，把知识的起源归结为遗传学和心理学问题。这一方面远离了哲学的探讨，另一方面又成为一种无法检验的“形而上学学说”。如果按照他自己的划界标准，这种假说根本不是科学；如果按照形而上的要求，这种假说又算不上是哲学。
波普尔的这些问题不在于他把“异质的”诠释学经过改造而引进到科学哲学领域，而在于他所改造和引进的并不是由海德格尔所开启的具有存在论深度的哲学诠释学。波普尔文本中所时时流露的对海德格尔的“非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误解，妨碍了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了解和吸收，也使他不能及时吸收伽达默尔、利科等同代人的哲学诠释学思想。
参考文献：
[1] 波普尔. 猜测与反驳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K. R. Popper. “Science：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A]， in 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 [C].. Edited by Daniel Rothbart.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2. 35-58.
[3] 波普尔. 客观知识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 R. Carnap.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A].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Critical Essays [C]. Edited by M. Murra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 23-34.
[5] M.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M]. London：Routledge. 1993.
[6] M.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M].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
